静进医生：“冰箱母亲”的由来及争议

文|静进医生

何谓冰箱母亲

冰箱母亲理论（refrigeratormothertheory），又称贝特尔海姆孤独症理论。早先我对此假说不屑，反正与己工作关联不大。近来，看到公众又开始热论此话题，凑个热闹，就此理论的来龙去脉做个简单科普。

冰箱母亲和冰箱父母这两个术语大概是1950年左右广泛出现的，最初被用来描述患有孤独症或精神分裂症的孩子的母亲或父亲的标签。

再往前追溯，孤独症研究者先驱利奥·坎纳（LeoKanner）于1943年首次报道孤独症时，就已注意和提到了这些孩子的父母缺乏温暖。

坎纳在1949年的一篇论文中确实提到，孤独症可能与“真正缺乏母性温暖”有关，并指出父亲很少参与亲子游戏互动。他甚至提到：“一开始，孩子就暴露在父母的冷漠、强迫和机械式的只关注物质需求的环境中……他们被整齐地放置在没有解冻的冰箱里”。看来，“冰箱母亲”一词最初是出自坎纳。他还提到：“总体而言，（孩子的）父母似乎完美主义，专注于抽象，而不是对人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不过，坎纳补充到“孩子从生命一开始就是孤独的”，表明父母的行为不是一个原因。他接着指出，科学家们必须假设“这些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时，天生就无法与人形成通常的、生物学上提供的情感接触”。他在教科书里把孤独症归到精神分裂症类别里描述。

直到1950年前后，全球几乎所有的孤独症病例报道来自坎纳本人。他不经意暗示孤独症孩子母亲冷漠的提法，被当时《时代》周刊的孤独症专题报道写了进去。在当时不遗余力倡导优生学的美国，责备父母，尤其是责备母亲，似乎能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共鸣。

《InaDifferentKey》的作者JohnDonvan（2016）提到，在此情况下，坎纳并没坚持他最初对孤独症为先天性的信念，而是退缩了。自那时起，“冰箱母亲的神话在世界上流传开来”。

不过，到1969年，在美国孤独症儿童家长大会一次演讲中，坎纳说：“在此，我正式宣布你们作为父母无过。”但在他1979年版的教科书《儿童精神病学》中又指出，儿童精神分裂症（那个年代同于孤独症的名词，坎纳认为先患孤独症，再转发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与父母态度的关系比遗传背景更密切相关。坎纳的观点似乎在犹豫不决中徘徊。

“冰箱母亲”理论变得声名狼藉，则是与美国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Bettelheim）1967年出版一本关于孤独症的专著：《空心堡垒：婴儿孤独症和自我的诞生》有关。该书中重点阐述了孤独症的发病与母亲的养育冷漠有关，将“冰箱母亲”理论推至顶峰。

贝氏在该书中将孤独症比作集中营里的囚犯，囚犯的困境与导致儿童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区别在于，儿童没获得发展出个性与自我的机会（见前文：母亲的养育冷漠和排斥会导致孩子患孤独症吗？）。

作为奥地利籍犹太人的贝氏二战期间确被关押达豪集中营中，遭遇过非人处置。后来希特勒庆祝生日（1939年4月）宣布大赦，贝氏获释离开欧洲入籍了美国。

贝氏于1944年被聘为芝加哥大学问题儿童矫治学校主任一职，他认为这些孩子与父母“隔离”开来，有助于康复矫治。由此将孤独症是因“冰箱母亲”所致的个人信念升到极致。早在1943年，贝氏发表了关于他在集中营经历的论文《极端情况下的个人和群体行为》，该论文还受到艾森豪威尔等人的高度评价。他将个人经历与“冰箱母亲”挂钩来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

贝氏和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强调和支持孤独症是冷漠、疏远和排斥的母亲的产物的解释。那时，该学派基本掌控了解释孤独症病因的话语权，却极少用生物学病因予探究和解释。于是，“冰箱母亲”理论被医学界所广泛接受，出版的许多文章和书籍都将孤独症归咎于母亲缺乏关爱，这在20世纪中后期基本没受到过太多质疑，其影响甚至延续到21世纪。

1964年，有一位孤独症儿子的心理学家伯纳德·里姆兰（BernardRimland）出版了《婴儿孤独症：综合征及其对行为神经理论的影响》一书，这本书标志着对孤独症病因的一种相反解释，并直接抨击了冰箱母亲假说。随后有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贝氏当初发表的关于孤独症矫治的论文造假，而且入组的孩子根本不符合孤独症诊断标准。

不过，Bettelheim自19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在孤独症、儿童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成为那个时代被公众推崇的儿童精神医学界的“神”，他的著书及褒扬评论铺天盖地。贝氏可能猜对了一些苗头，孤独症儿童可能有一个看起来冷漠或疏远的父母，但这不是孩子发生孤独症的原因（Yoon,2020)。

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到头来，贝氏因涉嫌学术证书造假、虐待患者、剽窃等指控，以及其机构和学术缺乏监督等原因，其大部分工作在他去世后名誉扫地，声名狼藉。

贝氏晚年一直受抑郁症的困扰。到了1990年，贝氏因丧偶、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中风后认知受损、偏瘫等折磨，最后用塑料袋套头窒息而自杀身亡。

静老师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伟大的科学先驱，也会在认知和观点上出现瑕疵。但瑕不掩瑜，坎纳对孤独症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是世界公认的。

虽然坎纳首先提出了“冰箱妈妈”一词，其后还是Bettelheim为渲染自己的观点，对这个词的泛化做了很多登峰造极的工作。也因此，坎纳的观点受到某种牵连、误读和误解，在所难免。

作为1930-195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儿童精神病学的创始主任，坎纳无疑是为神经发育障碍儿童家庭提供临床医学支持的先驱。1935年，他编写了第一本儿童精神病学教科书，将儿童精神病学定义为一门医学学科。他对社会正义的热情，有力提醒了公众为残障儿童提供适当服务的重要性。

据坎纳后期论著来看，他看穿了贝氏的假说不靠谱。为此，他在随后研究中表明，不支持父母的“虐待、拒绝或遗弃”是导致孤独症的因素。自那时起，坎纳一直与指责母亲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作抗争，这也是事实。

首次报道孤独症的坎纳似乎对自己最初的观点表示了担忧，如1969年美国孤独症协会大会上，他就冰箱母亲的观点提到：自出版的第一本书至最后一本，我只是描述了这些父母的一些个人特点，但常被误解为是我说的“全是父母的错”。是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处于鼎盛时期，精神医学无处不受其影响。

依我理解，坎纳的观点还透露了：如果父母难以识别孩子的社交线索，他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对孩子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就像任何父母如果未能找到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的方式一样。这点我赞同。

育儿策略、行为干预和家庭环境会对儿童的典型和非典型神经发育产生影响，这已为很多研究证实。同时，充足证据表明，丰富的社会环境可为孤独症风险儿童带来更好的结果。孤独症的早期干预研究建议，应侧重优化儿童与父母的动态互动。该研究提出，早期良好的亲子互动与依恋关系的建立，有助于提高孤独症儿童的语言技能和处理社交线索的能力（JamesHarris,2016）。

自坎纳首次发表孤独症文章以来，他对一部分父母中存在孤独症表型的认识，为后来证明孤独症具有家族遗传特性的观点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他的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