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自闭症研究——邹小兵教授在北大医学孤独症国际论坛的主题报告与会后采访

2021年北大医学孤独症国际论坛10月16日-17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本次论坛聚焦 “社交行为与孤独症”。社交缺陷是孤独症谱系障碍（也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核心症状，患者通常表现出社交—情感互动缺乏、语言与非语言沟通障碍以及难以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论坛很荣幸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主任邹小兵教授做主题报告。邹小兵以《十字路口的自闭症研究》为题，介绍了自闭症的前世今生，目前国际上的主要学术争论，以及自闭症诊疗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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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自闭症研究，争论不断

1943年，美国精神病学家 Leo Kanner 第一次提出了“自闭症 (Autism)”这个名词，他认为“自闭症是严重障碍，无法治疗，需要终身照料”。同一时期，奥地利医生 Hans Asperger 也对自闭症患者进行了描述，但他却认为“看来要在科学上成功有一点自闭是必须的”。可见，对自闭症的定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

但 Asperger 的工作并没有受到重视，Kanner 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主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著名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Lorna Wing 重新发现了 Asperger 的工作，整合了 Kanner 和 Asperger 两人的观点，提出了“谱系障碍（spectrum disorder）”的概念，使自闭症的定义第一次发生重大改变。其实，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早在1925年前苏联精神病学家 Grunya Sukhareva 就对自闭症患者进行了描述，并指出教育可以显著改善自闭症患者的预后。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随着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自闭症相关研究在致病基因、分子机制、神经环路、动物模型、脑影像、药物研发等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目前，已经明确了自闭症的遗传易感性，鉴定出大批症候群性自闭症（syndromic autism）基因。一个突出的矛盾是症候群性自闭症呈“全或无”发病模式，似乎不存在遗传易感性，而非症候群性自闭症发病呈“谱系”分布，存在遗传易感性。在成果转化方面，从早期的分泌素，到依旧存在争议的催产素，再到最近热议的布美他尼、粪菌移植，都没取得充足的循证医学证据，缺乏可重复性；临床诊断依旧依靠行为学，临床干预主要依靠经验支持的发展行为疗法，替代疗法肆虐。医学和社会对自闭症的认识停留在过去狭隘的概念中，未能与时俱进，社会接纳严重不足，自闭症人士疾苦依旧。在此背景下，以著名国际期刊 Autism Research 为主要阵地，一场关于自闭症研究该何去何从的大辩论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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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由ADOS、ADI-R、SRS等主观量表确定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是单一疾病的连续状态吗？加拿大学者 Laurent Mottron 和英国教授 Uta Frith 认为目前的诊断标准阻碍了对自闭症的科学研究，“自闭症的研究需要一个剧烈的变革”。Mottron 教授指出，使用非特异的DSM诊断标准，扩大了临床病例范围，导致了自闭症异质性的增加，从而阻碍了对自闭症的研究与检测。因此自闭症的研究需要回到原型（prototypes），由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来决定哪些患者是真正的“原型自闭症”，也就是缩小自闭症的定义范围，减少临床异质性，方便对其稳定特征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从而实现突破。

然而，美国华盛顿大学 John Constantino 教授则认为自闭症谱系障碍是单一疾病的连续状态，“现在不是把自闭症限制在任意定义或某些专家定义的表象集合的时候”。Constantino 教授认为，当前自闭症尽管存在异质性，但基于遗传易感性基础上的“谱系”分布特征明确，尤其是非症候群性自闭症。他认为应当将非症候群性、家族性自闭症谱系障碍与非家族性（症候群）性自闭症分别研究。他指出“目前有限的预测因素包括社会互惠性、注意力、多动性、社会视觉定向、运动协调、触觉敏感型和小脑依赖性学习的变化，如果这是异质性的所在，那么就应该根据这些指标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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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自闭症

邹小兵指出，我们站在自闭症研究的十字路口上，需要重新认识自闭症。需要接受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理念，神经多样性并不否认自闭症谱系人士存在程度不同的“障碍”，但并非都是一种“毁灭性”疾病。务必同时认识到谱系人士也存在某些方面的优势能力，加以发现、培养、转化利用，无论对“患者”还是社会都是有益的，谱系人士的行为是人类行为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及时发现、科学干预和社会接纳，多数自闭症谱系人士会有较好的未来。对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应该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症候群性自闭症，坚持当前生物医学模式，实现精准治疗是一个方向；针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就应该有更多的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路线。Mottron 教授提出的“寻找同质性症状群—生物标记物—亚型—原型”，尽管存在需要完善的环节，但却被多数学者认可为未来研究的一条重要和快捷的道路；同样，Constantino提出的（传统）研究方向，尽管在当前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质疑，但坚持下去，继续采用大型研究队列，开展多组学研究，依然可能带来研究的真正突破。鉴于自闭症谱系人士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假以时日，这方面的突破甚至可能引领人类对整个大脑认识的新时代。

最后，邹小兵指出，我们需要牢记“科学研究必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我国当前自闭症研究中，必须加强早期诊断、科学干预、社会接纳等方面的研究，以改善自闭症人士的生存状况和幸福感，让这一弱势群体及其家庭也能享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文明进步的成果。

邹小兵教授采访的问与答
邹老师的精彩报告后，大家的提问非常热烈。为了请邹老师更充分地回答来自现场和网络的问题，本次会议主席，北大医学部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于翔教授对邹小兵教授进行了会后采访，提出的问题包括：自闭症作为一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目前临床上有哪些较好的干预疗法和预后指标？智商、语言或哪些其他指标是预后状态的一个较好指征？临床上自闭症的干预方法主要有哪些，效果如何？“超早期干预训练”是什么，适合什么人群？家长如何区分孩子是不愿意（不敢）与人交流还是自闭症患者？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确定的自闭症相关基因突变，家长可以做些什么？从临床医生和家长需求的角度，当前自闭症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社会该怎样更好的包容自闭症患者，给予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好的帮助与支持？访谈中，邹小兵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撰写：魏昌盛，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
剪辑：黄   楠，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
审阅：于   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邹小兵，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