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儿童康复教师的中国梦——李毅

　　我叫李毅，是一名康复教师，1995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踏入了特殊儿童康复这个行业。在这里一干就是26年，我把青春和爱都奉献给了这份工作，有忧愁，也有快乐，我在痛并快乐中不断成长。时光鉴证了一个特教老师为特殊儿童奉献的初心，也描绘出了上千名特殊儿童走向光明的未来。

　　20多年中，我从一名聋儿康复教师成长为儿童康复科的负责人，一路走来，五味杂陈。工作中的三次转折让我分别接触到了聋儿、智力障碍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家庭，看尽了特殊障碍儿童家庭的人间百态。

　　在外人眼中，幼儿园教师是一个充满阳光和欢乐的工作，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多开心呀。可是，作为特殊儿童的康复教师，我们的快乐就像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要努力寻找，才能发现点点星光。老师们多么渴望孩子们的一个笑脸、一句妈妈、一个拥抱，那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但是，这很难吗？真的很难。我们一方面承担着对连医学界都难以解决的难题的探索努力，另一方面承担着家庭对于儿童未来的殷殷期盼，若不是对专业有无比坚韧的信念，若不是对这些特殊孩子的幸福未来的期盼，坚守将是我们最大的难关。

　　2005年之前，我是聋儿康复中心的一名教师，每天的工作就是教聋儿说话，那时候助听设备还不是很完善，听力补偿效果参差不齐，大量的孩子需要听看结合的方式一遍一遍的教。大量的语言重复让我患上了咽炎，但为了孩子们能够听懂看明白，疼也要忍着继续上课，直到失声。先生说：“你就不能不说话，等嗓子好了再说吗？”只有我们康复教师知道，孩子们的训练是在赶时间，看着孩子天真稚嫩的脸，我怎么忍心浪费孩子一分一秒的未来呢？为了孩子们早日康复，我们就要和时间赛跑，不能停歇。有人说，这是何苦呢，这又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作为老师，我们早已经把这些可爱的孩子看成了自己的亲人，每当看到他们学会说一个单词甚至说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时，我们就无比开心，那种喜悦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这种先苦后甜的滋味只有我们康复教师能懂。2006年，因为中心的保育教师离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员，中心的所有教师都要轮流值夜班，为了不影响工作，第二天早晨还要继续连一个白班，也就是所有的教师都要连续工作33个小时后才可以回家休息，第二天早晨又要继续回到岗位工作。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没有一个教师喊苦喊累，大家都在默默的付出。老师们早已把这些可爱的孩子看成了自己的儿女，经常会开玩笑说，今天晚上我又可以陪我儿子睡觉了；我闺女今天晚上洗澡特别听话；我家大宝教了她一首儿歌她都记住了，他特别喜欢前天给他讲的睡前故事。这种场面就是我们的日常，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2011年，我转到了智力障碍儿童康复部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在第一次接触到智力障碍儿童时，我和智力障碍康复的老师们说，你看这个孩子会说话，那个孩子听的这么好，老师们只是对我笑笑。因为聋儿的孩子不会说话，这里的孩子说的这么好，我一度认为这些孩子教起来太容易了，但是，几天后我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有一个智力障碍儿童，在中午睡觉的时候把大便抹了一地，垫子上，被子上，衣服上都是，我震惊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再看老师们是那么的淡定，大家一个为孩子清洗，一个卷起被子，一个为孩子找衣服，一个找来抹布清理垫子。那一年我刚生下我的女儿，初为人母，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看到智障儿童的康复教师们不论大小对这项工作如此的熟练，让我很感动，同时也让我看到了这份工作的更加不易。我偷偷的跑去找之前的教学主管何老师，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何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让我慢慢了解了这份工作。我重新整理思路，自学智障儿童的康复知识，与在聋儿康复工作中的经验相结合，带领教师们不断研学，提升教学效果。

　　一天早晨，我正在忙碌中，一个浑身脏兮兮，手上满是粗糙的裂痕，指缝中都是黑色泥垢的男人走进办公室，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时听到他说我是胜胜的爸爸，我这才意识到这个男人是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的一个孩子的家长。因为每次都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上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爸爸。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非常感谢我们，他的孩子在这训练了半年有了很大进步，今天特意来感谢我们，然后他用那双粗糙的满是污泥的手从口袋中掏出几张皱皱巴巴已经发黑的百元钞票。爸爸特别不好意思的看着我说，：“老师钱不多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心疼，我马上对爸爸说：“您的孩子在我们这里康复，所做的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您挣钱这么不容易，还是给孩子留着吧，我们不需要，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爸爸踌躇了一下，快速把钱扔在桌子上，就往外跑。我反应过来，拿着钱追了出去，在楼道里追上了爸爸，把钱塞回他的手里。在一番推却中，爸爸终于不好意思的把钱收了回去，我也如石头落地一般，放松下来。这位爸爸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多年，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更加感到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我们依托党和政府对这些孩子的救助政策，能够帮助这些困难家庭，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而优质的服务，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让这样贫苦的家庭感受到不给红包，也能得到好的康复教育，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一样享受社会主义的福利。我们团队多年来上上下下拒收红包、礼物、鲜花、蛋糕，家长们没辙，就开始送锦旗，我们每逢节日都给家长们发通知，拒收任何礼品礼金，包括鲜花锦旗。我们经常和家长们说，我们最想要的是孩子们的笑脸、家长的信任。我们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是我们人生价值的体现。

　　2013年临危受命，我和我的好搭档何老师一起再次合作接管了自闭症儿童康复工作。虽然在过去的两年我们曾探讨和关注过自闭症儿童的康复，但当我们真正走入这项工作时，才发现，这项工作的难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轻度的孤独症儿童家长往往无法从心底里承认儿童的问题行为，只一味希望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但是融入社会后真的就只是认知和语言吗？并不是，因此让家长直面问题，调动家长积极配合，让这些儿童快速进步走入融合环境是我们的工作难点。几年来我们不断加快专业探索的步伐，使中心课程不断完善。然而最难的却是重度的孤独症儿童，家长们的压力是外人无法感受的，最难最复杂的群体非这些孩子莫属。我们把大量的精力和人力都投入到了这些重度的有很多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孩子身上。作为残联人，我们是这些残疾儿童家庭的坚强后盾，凡是难的，重的，差的，控制不住的，别的机构不收的，我们零拒绝都收进来。重度孤独症的班里，老师们几乎每天都会有被挠伤、掐伤，甚至是咬伤。家长们已经被孩子折磨的麻木了，我们天天看到的是家长身心疲惫的面孔和对孩子不正常行为的漠视。老师们要接受理解孩子的情绪行为，坚持约束改变他们，还要再安慰支持家长。我们把那些尖叫、四处乱跑、撞墙、各种自我刺激的孩子们慢慢培养成懂规则，课堂能安坐上课，对老师亲昵的孩子用了4、5年的时间。然而到了学龄期，他们依然进不了特殊学校，只能送教上门。有位妈妈心态瞬间崩溃了，多年来的信任一朝化为泡影，开始质疑我们的课程是否有效，开始怀疑我们康复的方向，焦虑的情绪像病毒一样蔓延。家长的偏激和不理解确实让老师们很受伤，作为负责人，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我在安慰教师的同时也反思我们的工作，我告诉教师我们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康复孩子的同时也是在帮助家长，我们要始终想到的是家长的急难愁盼。去不了特殊学校，就意味着这位妈妈这一辈子的每一个24小时都要守在这样一个孩子的身边，甚至不死不休，可能即使死了也不瞑目，离了她，未来孩子该怎么办？她已然在绝望的深渊里，虽然伤害了真心实意对她好的老师，可我们忍着痛也要再拉她一把。我和妈妈沟通，了解她的需求，深入交谈，缓解她的压力。与教师沟通让家长更多的参与课堂，缓解她的压力。这也算是给予崩溃边缘的妈妈一些慰藉。妈妈的行为在孤独症儿童家长身上并不算个例，我们的办公室经常会迎来焦虑、伤心、愤怒的家长，他们需要的有时仅仅是我们情感上的慰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群孩子让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康复一个孩子那么简单，在家长和教师身上都需要心理治疗师的支持。作为管理者我要更加支持和理解老师和家长。一方面我安排教师们开展团队建设活动，游戏创意展示、教师专业特长比赛等激发老师们的工作热情提升职业幸福感。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家长培训与家长沟通倾听家长的心声，缓解家长的压力。一个优秀的团队才能够凝心聚力，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才能让家长不焦虑，我们要把爱传递出去，把残疾儿童康复事业描绘的越来越好。

　　这，只是我教育生活的一点缩影。这，仅是我精彩人生的几个片断。这，仅是我二十多年教学中的几个掠影。我爱这平凡的事业，我爱这个承受着巨大压力还能绽放笑容的团队，我愿意陪着我的老师，陪着这些孩子和家长继续走下去，用我们的光和热去安慰家长们受伤的心灵，用我们的专业态度在无路之处探索出路。建党一百周年，有无数的优秀党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并未留下姓名，可他们为这条道路增添了一抹抹红色，我也是描绘这红色图景中的一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我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在！为残疾儿童及其家庭谋求更好的未来，我会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