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龄自闭症托养机构被残联告了，创办者被判赔100万！

在中国大龄心智障碍托养领域，南京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曾经是楷模。

曾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南京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下称宁馨阳光家园）凭借高质量的服务，赢得了来自官方和民间诸多赞誉。

它的荣光和探索，也被圈内视作中国大龄托养行业的风向标。

托养家庭更是将其视作归宿，至少有5户家有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家庭，还在宁馨阳光家园附近买了房。

作为曾经的南京市“十大民生项目”之一，宁馨阳光家园一度雄心万丈。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这样一家政府耗资6千多万，着力打造的市本级残疾人托养中心，有一天会被南京市残联告上法庭，理由是拖欠场地费用。

一审和二审，宁馨阳光家园都败诉了。

更棘手的是，宁馨阳光家园的创办者刘强被判承担机构的无限连带责任，私人承担100万元的败诉款项。他的银行账户也因此被冻结。

一审判决中，法院以刘强创办的服务中心无办公场地为由，判定登记为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宁馨阳光家园，不具备法人资格，从而要求刘强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判决，虽认定宁馨阳光家园系公办民营的社会服务机构，但以刘强和陶某实际控制机构运营管理为由，继续要求刘强向残联赔付100万的场地及设备折旧费。

刘强认为他不应该败诉，还打算继续申诉。

而在其他行内人看来，刘强的遭遇很可能给了大龄托养行业一个不详的信号——机构的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再加上身处政策和市场夹缝中，法人资格摇摇欲坠，将公益沦为创办人和运营者豪掷身家性命的赌博。

败诉者的困兽之斗

一位家长说，自从二审判决出来，刘强主任就有些魔怔了。

 每天醒来一打开手机，宁馨阳光家园家长群里总是堆着他发的，一大长串、一大长串的消息。

 刚开始，还有人会回复两句，鼓励刘强不要放弃，坚持申诉。

 后来，面对他那些发了一遍又一遍的法律文书和文字材料，以及总是双手合十祈祷求助的表情，人们渐渐地选择了无视。

 最终有一次，刘强打开群消息，界面显示他已经被踢出群聊。那时的他，已彻底离了开宁馨阳光家园。

“这场困局里，最后好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疲于奔命了！”刘强说。

在一审前，南京市残联已经申请对他的财产进行了保全，他卖掉一套大面积的老房子换购一套小房子之后的余款，至今被冻结。尽管还未被彻底划拨，但基本跟执行没什么区别。

 他对公益已心灰意冷，情绪上来时，能用他想到的任何负面词汇来形容他身心相许的事业。

“做大龄托养这些年，我透支了我所有的人脉、资源和知识储备，还搭上了我的家产。”刘强的人生规划里，已不再有“大龄托养”四个字。

 他还经常想起那些年他获得的各种荣誉，各种媒体报道。

时不时，他还会在朋友圈挂一些出来，但这都无助于缓解他的困境和焦虑。想帮助他的人，没能力；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都似乎爱莫能助。

他前所未有地感到孤单，无助。这一切，都源自一场官司。

机构败诉，个人担责

2018年3月28日，南京市残联将宁馨阳光家园告上法庭，要求中心按协议赔付承办托养机构以来的房屋维修等费用，共计1352521.78元，同时请求法院判决该中心的创办者刘强和陶某承担连带责任。

 2018年6月27日，一审南京建邺区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虽登记为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其登记的住所系托养项目运营场所，而非自身办公管理场所，其实际不符合法人所应具备的法定要件。

 因此，刘强及另一名被告陶某作为中心创办者，应对被告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所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赔付给残联1352521.78元的场地及设施折旧费。

这起判决让刘强至今觉得不可理喻。

“一审法院认定残联租给宁馨阳光家园的场地面积多达4500平米，尽管这个面积我并不认可，但一栋楼，那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连个办公室都塞不进去？哪条法律规定运营场所不能同时用来办公？”

一审判决出来后，刘强毫不犹豫地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7月30日，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质证、询问、谈话，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二审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没有对一审判决中“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不符合法人的法定要件”展开讨论，而是用了一个新的理由，要求刘强和陶某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理由是，宁馨阳光家园应系公办民营性质的社会服务机构，但根据该中心理事、南京市残联工作人员沈某提供的《情况说明》，沈某从未收到召开理事会的通知，更未参加过实际理事会议，内部管理系另外两名理事刘强、陶某实际控制。

“该行为已违背中心章程，规避了市残联的有效监管，与其公办民营社会服务机构的公益性不符。故刘强、陶某应对被告宁馨服务中心支付房屋维护费、设备折旧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基于此，南京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刘强个人须赔付100万场地费给残联。 

“我不服。即使要承担，也应该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服务机构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而非举办者。”刘强说。

法院认定宁馨阳光家园与其公办民营社会服务机构的公益性不符，证据主要是南京市残联的证明，以及残联工作人员沈某的《情况说明》。

“他们肯定会替自己说话了。”刘强说，“退一万步，即使我的机构不具备充分的公益性，那也不是让我个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中国公益性不足的公司和机构多了去了，难道都要取消它们的法人资格？”

然而在中国，二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刘强下一步只能申诉，而他很清楚，申诉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回首：模范机构的光环

现在，刘强随身带着一摞近一尺厚的档案夹，他尽可能地向可以接触到的媒体记者、行业人士，展示南京市残联有关领导干部，参与托养中心大小事项、会议的证明，包括照片、签名、聊天记录等。

“可能吗，一家国家耗资六千多万打造的公办民营机构，残联只是提供资金和配合？不让残联参与理事，放任我一个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完全控制？”刘强说。

在二审结果出来之前，他早就把这些证据提供给了法院，但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很多次，刘强想过放弃继续打官司，因为他现在连承担律师费都变得困难。

刘强说，知道被连带100万元的二审维持原判的结果后，很多助残同仁也打电话给他，希望他继续申诉，去争取那0.1%胜诉的可能。

但无数个深夜里，他想起官司和宁馨阳光家园的过往，就会失眠。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在他脑袋里不停地纠缠撕扯，他却无人可诉。

刘强并不否认，他一开始涉足托养行业，除了探索大龄自闭症的生命全程支持之外，也是冲着挣钱去的。

他当初有个梦想，就是以社会企业的规则做大做好这个行业，达成利润和公益的双赢。

但是，在慢慢深入这个圈子后，收益、成本等元素在他脑海里不断淡化，他的梦想变成了“打造首个国内全生命支持的，高服务质量的公益机构。”

他笑说，自己是一个“被公益”的商人，付出了近10年的热情和精力，因为一场官司被强行退场。

早在2010年初，建立市本级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被列为南京市十大民生项目之一。

根据南京市政府的意见，南京市残联整体购买了位于建邺路66号原现代家庭报办公大楼，总面积为5038.18平米，共7层，用于建设公办公益性的南京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2011年3月，经公开招标，时任南京明心儿童益智教育培训中心理事的刘强及其团队，凭借一份项目计划书，成为残联实行市本级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项目的第三方服务单位。

当时的刘强，还是大龄自闭症托养行业中的新兵。

2009年，他才从南京师大教育公司离职，进入明心自闭症康复中心做理事。两年时间，刘强带领它从一个只有五六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了一个有五六十人的康复机构。

慢慢地，这个在自闭症服务行业崭露头角的新兵，跟一些心智障碍家庭接触后，敏感地觉察到大龄自闭症人士托养行业的空白。

2011年，借助残联的一次调研活动，刘强完成了南京市大龄托养需求的调研报告。

这次报告证实了他的猜想：南京在机构接受托养庇护的残疾人只有不到3000人，还有数万人待在家中，机构托养率不到10%，但是93.4%的家庭都有托养意愿。

于是，建立一个可以媲美日本榉之乡的托养基地，成了刘强追逐的下一个目标。

在他的计划书里，宁馨阳光家园除了提供基础的日间照料和月托服务，还涵盖了课程学习、行为矫正、庇护劳动、辅助就业、职场援助等一系列功能。

 在中标后，双方很快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合作协议，约定由南京市残联无偿提供场地，运营方每年向残联缴纳30万元的场地及设备折旧费。协议还特别注明：该费用前两年全免，后三年视运营情况酌情减免。

据众多媒体报道，2013年7月，宁馨阳光家园正式投入使用，但刘强强调，此时其实是试运营期。

不管如何，近70名16岁以上的心智障碍青年来到这里，开始他们全新的生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妈妈称，机构还在装修的时候，她就跑来看了好几次了，政府花了巨大心力推行的这个项目，是她当时能为孩子寻找到的，最为理想的托养场所。

 5户家有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为了方便托养，在附近买了房子。

全国各地代表团来宁馨参观学习

 机构运营后，短短几年时间，宁馨果然不负众望，一跃成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机构”、“江苏省民政4A级社会组织”、“南京市十佳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AAAA”等。

大龄托养机构究竟有多难？

然而，再多的赞誉，都无法解决宁馨阳光家园遭遇的行业困境。第一个就是周边居民的长期抵制。

2016年5月31日，正值儿童节前夕，江苏卫视邀请明星何洁、王铮亮，来到宁馨阳光家园看望被托养的孩子们。然而何洁见到这些孩子后不久，竟在现场大哭起来。

原因是，节目组才刚把孩子们带到三楼的露天阳台，就有居民冲过来，把孩子们往机构大楼里驱赶。

时任宁馨阳光家园专职社工师的廉杰说，当时何洁流着泪对居民高喊，希望他们能宽容一些。但争执十多分钟后，机构还是只能关闭门窗，让孩子们回到室内。

 居民们毫不掩饰对这些孩子的厌恶，并对着随访媒体的镜头，表示对托养机构的强烈不满。

 他们说机构不按规矩办事，因为协议上明确写了不允许这些孩子在这个阳台上活动。

 居民们说的协议确实存在。

 2012，宁馨阳光家园刚开始装修，就遭到了居民们的强力阻挠，有居民直言，“不说别的，他们这些人来了，我们的房价都要往下掉。”

 为了项目继续推进，2012年9月19日，市残联与居民代表开了沟通会，就大楼的一系列使用事项制定了协议。

 协议的其中一条就是，通往居民楼三楼的平台，不作为残疾人的活动场所，尽量减少残疾人在平台上活动的人数和人次，不做集体活动。

 宁馨阳光家园所处的大楼，面朝建邺大街，背邻一老住宅小区，而与居民楼相连的露天平台，则是原本规划给孩子们室外活动的唯一场所。

 在这个平台上，居民和机构发生过无数次冲突。廉杰老师说，只要看见有机构的孩子在阳台上活动，居民们轻则谩骂驱赶，重则报警投诉，不时还要往平台上扔各种垃圾。

 一位在宁馨长期做志愿服务的退休老兵，尤其“痛恨”这份协议。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住在附楼的居民有权利对大楼的使用，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包括要限制寄宿学员的人数、床位只能安排在朝南一面等等。

 在他负责运营期间，要说机构的最核心困难，刘强坦承还是成本的居高不下。

 以师资为例，宁馨阳光家园的14名特教老师，有8名为大专以上学历，按照1:4的比例为孩子们提供训练和照料。

把孩子托付给宁馨阳光家园的家长，大都很满意。刘强埋头苦笑着说，“但是这就是矛盾所在了，按照高质量标准做的机构，又只能作为公益性托养。”

 收费上，只能尽量压低价格，日间照料的费用每月在300-900元之间，寄宿托养的每月在2000-5000元之间。

 为了控制成本，机构决定在控制日托人数的同时，增加寄宿制的学员。

 但是，2015年的一起官司却让机构的这一求生计划半途夭折。

 时任机构教务主任的何老师说，当时一名学员在机构意外摔伤，家长为此把宁馨阳光家园告上了法庭，为了减少行业舆论压力，最后此事以宁馨赔付家长近10万元结束。

“为防意外事件再次发生，残联便不支持机构继续做寄宿托养，所以五楼的宿舍就近乎荒废。只能为学员提供午睡。”刘强补充道。

 在成本、风险，以及周边居民抵制的压力下，宁馨阳光家园近五千平，最初设计可为200名心智障碍人士提供庇护的大楼，最终只能同时为60多名心智障碍人士提供服务。

 在此情况下，刘强说，至少在2017年之前，他曾经4次给市残联打报告提出修改协议，8次提出减免折旧费，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事情一直拖到2017年年底，6年合同到期后，换届后的市残联向他提出一次性支付100万元场地及设备折旧费的要求。

离开的那瞬间，如释重负

2017年12月31日，宁馨阳光家园与残联的合作关系正式结束。

 当了5年主任的刘强，用机构账户上近10万元余额遣散了还在任的特教老师，之后在财务移交清单上签上名字，走出了家园的大门。

 除了一本财务账本外，他什么都没带。

 马上就是元旦了，气温已经降到零度，寒风铆足劲儿往人脖子里灌，埋头行进的人群中，站在家园楼下，一直没挪步的刘强有些扎眼。

 从他的位置看，宁馨阳光家园依然气派，7层高的大楼立在南京市繁华的商业大街，蓝色的玻璃幕墙直面建邺大道。

 但是，那又是他第一次觉得，这栋楼太扎眼了，尤其是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段。

 刘强直言，转身离开的那瞬间，如释重负。

 但是很显然，他轻松得太早了。

 他没想到，残联在明知机构运营艰难的情况下，依然按照每年30万的标准要收取场地费用，并未如协议上所说“酌情减免”。

 而且他这个可被变更的法人代表，还要为这个每年给他5万元薪资的机构，最终把自己卖房子的钱都给赔了进去。

编者后记

目前国内能够接收大龄孤独症患者的机构有三类。

 第一类，公办的残疾人相关机构，这类机构主要接收智力障碍和重度肢残人士；

 第二类，纯民办机构，这类机构良莠不齐，且收费普遍较高；

 第三类，类似宁馨家园这样的公办民营机构，兼具政府的公益性和运营的专业度，一度被业内寄予厚望。

 但是残联与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的案件，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理想模式背后的诸多问题，比如：

 1.残联代表政府行使发标购买职能，还要管理机构，其职责和权限如何明晰？

2.被引进的第三方机构，需要对运营风险负全责，还是仅仅负责提供达标的专业服务？

 3.公办民营机构，如何平衡公益和成本的冲突？

4.举办者是否应为社会服务机构（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5.如何鼓励更多有志之士能放心进入大龄托养行业，还能安全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