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光有善心做不了公益，得有“狼性精神”

2020年5月19日下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总部举行了三届七次理事会和四届一次理事会。壹基金进入新三年战略期，马蔚华连任第四届理事长。马蔚华曾在一届理事会中任理事和预算委员会主席。自2014年起，担任壹基金理事长，并提出企业化管理，推动慈善信托等多项创新之举。

*以下图文转载自南风窗，ID：SouthReviews，作者：谭保罗，如有转载需求，请联系原作者*

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超过40年，中国商业文明的演化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权力与市场的博弈。这时的权力，有好的、适度的监管，也有保守的管制。这时的市场，同样有好的创新，也有坏的投机和“双轨制”套利。总之，博弈推动着发展。

第二阶段是市场化大潮席卷神州，一大批混合所有制和民营的顶级企业、机构崛起。它们改变着行业，改变着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一大批兼具创业者和企业家身份的商业精英茁壮成长，改革开放的商业智慧沉淀在他们身上。

第三个阶段是商业精英开始从追求经济价值，转向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二者兼顾。越来越多的企业资源开始支持公益，企业与社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氛围，中国的商业文明也不断被注入新的价值。

这三个阶段，无不英雄辈出。但在中国的同一时代精英中，还几乎找不出第二位像马蔚华一样，亲历了三个阶段，代表中国商业文明演化历程的人物。

他是亲历者、引领者以及规则的塑造者。

作为金融官员，他曾在人民银行最核心的货币政策司管理货币政策，又担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着手处理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与破产清理。“广国投案”和“海发行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大的两宗地方金融风险事件，着手处理两宗事件的官员，无不都是为国为民的一等高手。

马蔚华

作为招商银行行长，他本质上是一位创业家，一手打造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信息化、科技化和国际化的股份制银行。他也被外媒认为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

实际上，他在招行的成就并不仅仅停留在商业成功的层面，而是具备了对商业文明进行重构的价值。比如：

招商作为混合所有制中型银行，从国有控股大行占据优势地位的银行业，杀出一条血路，证明了混合所有制的优越性，以及“深圳模式”成功的必然。

在他带领下，招行成为了“零售之王”，这让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层意识到，获取金融服务乃是一种“平权”，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改变。

现在，作为中国公益界的领袖，马蔚华再次尝试着推动这个行业做出改变—就像他在银行业那样。目前，他担任壹基金理事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目标指导委员会成员。

他还担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会长等职，继续帮助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此外，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伦敦金融城顾问委员会委员和纽约市金融服务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公益领域，马蔚华一直坚信市场化是配置公益资源的最优模式，他还在壹基金等机构开展了公益机构的管理改革试验，试图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探寻一条可持续之路。

在由领教工坊、南风窗、秦朔朋友圈共同主办的新鹅湖之会上，马蔚华分享他对瘟疫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见解。之后，南风窗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瘟疫与变暖，关联不可轻视

南风窗：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还远没有结束，虽然疫情本身不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它会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和世界。对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来说，你认为这次疫情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冲击？

马蔚华：我从环境和疫情关系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疫情的冲击之一是，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固有认识将有所改变，甚至是反思。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后各种瘟疫在全球的暴发其实越来越频繁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记录，过去80 年中，全世界已发生了20 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其中，60% 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8次发生在最近十年，包括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 年的埃博拉、2016 年的H7N7、2017 年的疟疾、2019 年的非洲猪瘟和现在的新冠疫情。

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暖，但气候变暖和疫情频繁发生有关联吗？当然有。我记得一个数据，大概是从1906 年到2005 年这100 年的时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74 摄氏度。还有数据显示，最近这一百年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而最近的十年又是过去一百年中最热的。

气候变暖会给生态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影响。比如，气候变暖意味着动物迁徙的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提高，而它们很可能是一些未知病毒的宿主，这就扩大了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另外，温度上升也会给一些病菌、病毒提供了更有利于其繁殖和生存的空间。

此外，全球变暖也使南极、北极的冻土温度升高，甚至解冻，一些封存了万年或更久的病毒、病菌会重见天日。这可能听起来像科幻片，但可能性的确存在。

当然，关联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新冠病毒，对它的产生和起源，目前科学家还在研究，尚无统一定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而瘟疫的频繁发生也是一个现实，两者之间的确可能存在联系。

和普通人相比，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企业家应该更加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懂得敬畏自然，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决不能走掠夺式发展的道路。

为何企业越好越有社会责任感？

南风窗：西方很早就提出ESG，中国企业界也在学习。新鹅湖之会也倡导“美好企业”的理念，企业不但要注重经济价值，还要重视社会价值。很多人认为，经济换挡、贸易博弈以及疫情叠加，是危，更是机。美好企业在未来，将有更多胜出机会，怎么看？

马蔚华：ESG是一个投资相关的概念，分别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 Responsibility）和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它用来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履行了足够的社会责任。其实，不管是产业界，还是金融界，大家追求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从ESG开始的，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时有个背景，就是芝加哥学派特别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只要对股东负责，以为股东赚取利润为天职即可。芝加哥学派尊重产权，尊重企业家的价值是对的，但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如果被人曲解，那就更不应该。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同声音，责任投资、道德投资和底线投资的说法开始陆续出现。

ESG投资理念是后来的事情，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考察企业非财务指标的系统性工具，投资者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构建自己的投资模型。现在，ESG已成为很多投资者评估待投企业的共同框架，而且很多人发现，企业的非财务表现的确对企业长期价值有着深远影响，因此ESG投资近年来愈发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认可。

到2018年年初的数据显示，在全球五个主要市场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澳洲，与ESG相关联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30.7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进步。

同时，美好企业如果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兼顾，从长期看更有胜出的可能，也正是这个道理。举个例子，这次疫情中，越是商业成功的企业，往往越是在支援疫区、履行社会责任上表现不错。他们对疫区的捐助是慷慨的，而且物资运送和分发也是极有效率的。为什么？因为它们本身的企业管理就效率很高，有的还建立了专业化的公益部门，因此驰援疫区的高效率，其实是企业高水平管理的社会溢出。

这样的企业，当然是优秀的，是具有投资价值的。

没有人才公益便不可持续

南风窗：你多次引用德鲁克的观点认为，只有把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事情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确，公益也需要“可持续”，公益机构自己也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看“可持续”问题？有人认为，管理体制和法规也约束了公益机构的发展。

马蔚华：我们不妨从人才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做任何事业的基础是什么？一定是人才，一是激励，二是培养。

做公益也需要做人才，无论是壹基金，还是国际公益学院，我们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在其他很多公益组织，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愿意奉献。但光奉献是不够的，这对这些从事公益的人不公平，他们如果去做金融，肯定收入翻很多倍。但做公益，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一线城市舒适而昂贵的房子。

所以，公益机构既要控制成本，也要激励人才，这就要求做更多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公益不妨和金融结合，通过公益投资来增值，同时也可以分一部分用于提高薪酬。只有这样，高端人才才会不断加入公益事业，才能形成公益发展的良性循环。

至于管理体制问题，相关法规的确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其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这的确一定程度会影响到薪酬。

但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有大约7000家公益基金，每一家基金的情况不一样，法律只是一种普适性的规定。我们不能在法律面前，停止实践和创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益机构也并不缺乏创新的空间。此外，法律落后于实践也是一个正常现象，把公益做好了，以实践来影响立法者，也是有可能的。

人才的第二个问题是培养。2015年11月，我们成立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是中国首家独立注册的公益学院，比尔·盖茨和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理奥也参与了捐赠。现在，学员大部分是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也有一些企业家。我们希望把学员培养为具有市场意识，并深谙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端公益人才。

在给学员们讲课时，我会强调公益组织也必须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来运营。一是对人员要有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管理者必须有风险意识，三是整个组织团队必须有拼搏的精神。要把自己当成公益市场的选手，通过竞争，推动公益资源在市场的优化配置，即让公益资源流入那些更透明、效率更高的公益组织中。

总之，宏观上要用市场原则去分配公益资源，微观上必须以现代企业管理来运营公益组织，以体制创新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这才是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公益人为何必须有“狼性”？

南风窗：壹基金是海内外知名的公益基金。众所周知，作为理事长和一位成功的前银行家，你在壹基金推动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请谈一谈壹基金是怎么做的？相信很多公益基金也希望了解壹基金的经验。

马蔚华：一是透明。透明是赢得捐款人和公众信任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有内审、外审，在金融市场还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同样，公益组织也应该这么做。在早期，壹基金曾被别人怀疑过，甚至攻击过，但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信息披露不够，外界所产生的误解。

于是，我们将信息披露制度化，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财务数据。同时，还设立专员，就像上市银行成立投资者关系部门一样，专人专事，以制度化、专业化来不断提升基金的透明度。

二是效率。公益资源是稀缺的，宝贵的，它应该流动到那些效率最高的组织手中，才能最大限度完成公益的使命。比如，我一直对大家说，不要认为马云、马化腾是壹基金的理事，阿里和腾讯就会自动向壹基金倾斜公益资源，只有你的管理最好，效率最高，公益资源才会垂青于你。

效率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着进取的精神。那些被动的、程序性的公益组织，在西方其实也并不被看好，如果真正要投入公益，不妨具有一点“狼性精神”。

为什么要有狼性？因为，只有“狼性”公益人的崛起，才会真正推动中国公益的进步。

我们可以把公益资源的配置看作一个供需市场，需求方是愿意向公益投入资源的企业家和公众，他们希望把资源捐给公益组织管理，而供给方就是公益机构，提供资源管理服务。这些年，企业家和公众的公益意识不断觉醒，需求不断成长，但供给未必能跟上，透明的、高效的公益机构依然还不够多。

因此，我要求壹基金的同事们必须有狼性，就好比要做好一家上市银行，银行的客户经理必须主动出击那样，要去争取稀缺的公益资源。以狼性精神做公益，一是可以让稀缺的公益资源被最好的公益机构管理，让其作用最大限度发挥；二是能产生鲶鱼效应，倒逼整个中国公益组织群体的管理进步。

做公益很难，但中国公益人应该有这种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