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摸查登记风暴正席卷全国

大米和小米  

大米说｜法律的边界

这一段一直在带着小区的业主们维权，变成开发商和物业的眼中钉肉中刺，还不得不把家里阳台拉上了五条大横幅（呜呜呜呜，跟上访的农民可以一拼了），总算取得了暂时性胜利。

前几天因为王大成的案例，我接触了一直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奔走的黄雪涛律师，昨天上午又参加了守望联盟的年会，听到一直关注残障人士的法律的范晓红律师的报告，我才知道，心智障碍的孩子们及其家庭将来可能会遇到非常重大的法律漏洞。

昨天晚上，这个南国闷热的夜晚，又是个终身难忘的夜晚。我认识了从上海来的老潘，一位71岁的瞎了一只眼睛的老人，带着他比我仅仅小4岁的自闭症儿子小潘。我跟着他一层层爬上罗湖一家破旧的压抑的招待所的房间，听着老潘讲述小潘被派出所强制送入精神病院、70多岁的老潘一直在四处奔走——只为将来自己身后，儿子能有福利院之外的第二个选择的故事，三个小时里，我一直忍着，忍着，我不断的滴眼药水，老潘说，你的眼睛怎么了？

从老潘的招待所出来，我和编辑大八、当当站在流淌着臭水的街头，彷徨了很久。最后我上了一辆回家的出租车，路上，终于吐了。眼泪也滚滚而下。

因为小米的年纪，我一直比较关心幼龄谱系孩子的康复问题，到现在，我终于意识到，我应该从这些局限中跳出来，更多的关心这个人群及其家庭将来一生可能面临的种种法律和人权问题。这，可能会是我将来更加关注的方向。

我没有和圈里的闺蜜们说老潘的故事，我怕她们难过，可是哭过之后，我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前进的目标。或许去做了也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不去做，更会让我抱憾终身。亲爱的们，我会一直朝前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尽我所能。

好想在老潘有生之年，满足他的愿望。从今天起，我朝这个方向，努力。今天要讲述的新闻，也和这个有关，我们已经调查了一段时间了，还是决定把它披露出来。

2016年5月20日深圳市沙井客运站发生砍人事件，经调查后凶手是一名精神病患，事后沙井派出所展开了精神病患大摸查工作，要求重新登记信息，以便加强管理，而自闭症患儿也纳入其中。

经了解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场“搜捕”风暴早已从去年就席卷了深圳、广州、厦门、成都等地。

深圳｜要求重新登记信息并和医生面谈

“近来深圳出现很多精神病患者砍人事件，以致各社区紧急登记办证了的各类精神残疾人，竟然还要召见我家孩子，生平第一次后悔给儿子办证！我家那么乖巧温顺的一个孩子列入精神残疾对他真的太不公平！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归类改变一下！”6月15日，深圳沙井的恒毅妈在《大米和小米》微信公众号无奈的留言。

6月16日下午，我们采访了恒毅妈。

自5月20日沙井客运站发生砍人事件后，6月16日沙井派出所开会说排查这块关于精神残疾的人，各村社区就要把所有办理残疾证归精神残疾这块的人聚合在一起由社区医生面谈，看有没有存在的风险。但作为自闭症家长的恒毅妈接到此类通知她选择的就是不去，随后接到社区医生打来的电话，恒毅妈还是没有去。

后来收到卫生部门帮残疾人士体检的通知，恒毅妈便带儿子去看了社康主任。

恒毅今年12岁，办的是三级精神残疾，平时较乖，没有不良行为，是不典型的自闭症儿童。

恒毅妈委屈又无奈，她认为：恒毅这种不典型的自闭症儿童归到精神类很不妥，归到精神类残疾，对他以后就业很不公平，例如我们街道办企业会聘请一些残疾人工作，但是人家会请智力残疾，而精神残疾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精神患者，砍人的事件又多，但凡砍人的都想着就是精神病。这次社区排查把我儿子列入，虽然他完全无害，特别反对把自闭症放到精神残疾。

深圳布吉的多多今年4岁，是轻度高功能自闭症患儿，办理三级精神残疾证，多妈在两个月前也接到社区专干打来的电话，说是最近发生了很多精神病人伤人的事，要重新登记报备精神病患的家庭住址。多多妈一听很反感，聊了几句，便匆匆挂了电话。

厦门｜大龄自闭症患儿家长要签安全保证书

2016年4月27日，福建厦门原迦南自闭症教育培训中心的创始人蔡艳春也收到了精神病患监护人责任监管书。蔡艳春的儿子叫泓镛，23岁，办理四级精神残疾。

蔡艳春说：因为最近精神病患伤人事件频发，还有很多媒体打着精神病人伤人的噱头，引起大家对精神病患者的恐慌，所以公安部门开始重视起来。

在厦门关于普查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综治办把通知下放到各个街道、居委会当中，先从有精神残疾证的人入手，然后再找出这些精神病患中还没有登记在册的，当然也包括自闭症患者，做一个登记管理。

但蔡艳春拒绝签字。

第二天下午，蔡艳春便接到了综治办的警察打来的电话说希望做一个入户拜访慰问，但实质上是想看看孩子的状况，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蔡艳春很决绝地拒绝了警察的拜访慰问。

4月28日，蔡艳春便在朋友圈发表了她的尴尬经历。

大自闭症的尴尬

4月27日回家经过居委会，管残疾人事务的小陈叫住了我，告诉我有一份材料需要签字。因为小陈也是一名残障人士，每次都是有什么活动福利来通知我们去领，所以我们对她都是很感谢和信任的。跟她走进居委会的前台，拿起她给我的材料，想着签好字就回家做饭了。

但当我看清楚需要我签字的那份材料时，我愣住了：《____监护人监督责任书》，大略的扫过里面的内容，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签订的看护监督责任书，我不解的看着小陈问到：为什么需要我签这份责任书？是哪个部门要求我们签署？签责任书的意义是什么？小陈听到我带走责问的口吻也愣了一下，忙告诉我，因为我们孩子的残疾证上是写着精神残疾，所以市公安局综治办要求要在册登记。

我一听就恼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和小陈说：小陈，这份责任书我不能签，原因有几个：

第一，综治办作为公权力的管理机关，要把办有精神残疾证的人员作为重点人员予以登记在册进行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政府部门本是服务大众的，所有的公民都是他们服务的范围，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将人进行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第二，责任书的签订，更是一种推脱责任的行为，将未发生的责任推给监护人，又有预设犯罪的嫌疑。就好比对一个人预设他会犯罪，并且设定好犯罪后监护人要承担责任。有预设司法责任及推脱职责之嫌疑。

第三，自闭症在早期残障分类时没有独立分出来，归属在精神类别，但不代表他们是精神病。

第四，综治办为了涂方便这样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不仅伤害了自闭症孩子，也伤害了有些自闭症孩子的父母。

第五，对于已经有做出危害社会的人员，不分种类都属公安机关管理，综治办应该做好自己的判断职责。所以，我不能签这份带有歧视的文件。你可以向你的上级报告我拒签的决定和理由。

小陈听完后表示很理解，对于我的拒签也很无奈，对于不能配合她工作我也表示了歉意。

结果今天，公安分局户政科的一位民警又打电话来，名为慰问，实为要求入户调查，看看持有残疾证的人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将昨天给小陈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给他听，他说没有我想的这么严重，我很客气的拒绝了他的要求。

想到这里，我只能无奈。但是值得思考的是：

1、讲了那么久的自闭症单列残障类别何时能实现？

2、自闭症孩子小的时候没觉得这个残疾证类别的尴尬，孩子大了，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苛刻了，社会空间小了，这时候残疾证上的类别就凸显着无限的尴尬！足以使他们融入社会更加的困难。

在蔡艳春看来：自闭症患者是边缘人。自闭症患者并不是精神病人，但因为他本身的缺陷，融入社会的能力较差，反映出来很多和大众格格不入的地方，会让大家误以为他的行为就跟精神病人是一样的，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差。

另外还有很多的自闭症患者，比如恢复的不错的自闭症患儿，他既没有办法像普通人那样进入到公司去进行竞争性就业，同时我们国家也没有支持性就业。

所以对于普通人，自闭症是残障人士中的边缘人士，是最尴尬的群体。他们需要有支援但并没有支援给他们，需要有支持也没有支持给他们。同时生存的环境又是最恶劣的，社会对他们的要求的却是最高的。他们还要拿着精神残障证，残疾证上面如果写的是自闭症，国家给予的福利政策跟精神病人就会很不同。因为分类不够细致，所得到的资源也就不够明确。

广州｜不管领证不领证，都在登记范围

2016年5月20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社区民警精防医生上门摸查精神病患》的消息。紧接着，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俱乐部的副理事长卢莹也在居委会收到了一份登记表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人信息补充表》，卢莹的孩子今年16岁，办理四级智力残疾。

卢莹说：此次的事件是公安牵头做的，可能各区街道的做法也不太一样，这次登记，是卫计委提供的名单，范围放得很宽，不但包括所有自闭症，还包括所有领证不领证的智障精障。因为名单来自卫计委，可以说，只要看过医生，医院有纪录的，都会被查到，所有智残和精残，不管领证不领证，都在登记范围。

融爱之家的张晓丽也同样收到了居委会打来的电话问候，她的儿子今年8岁半，没有办理残疾证，目前在普校上学，但之前申请过康复训练补贴。

随后卢莹联系了广州市残联维权处，希望可以把残疾儿童、智力残疾人、三四级精神残疾人排除并且取消责任状。

之后广州市残联维权处联系综治办，综治办答复是：这次排查是公安局牵头的，数据是直接从卫计委医疗对象名册、市电子政务平台调取的。

目前让卢莹担心的就是：纳入登记后，会有什么行为限制？森森是智残四级，他在普通学校初中毕业，以后还要上职高，还要就业。如果上了这个名录，以后估计就完蛋了。

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会理事长戴榕也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通知，但她直接告诉对方不会签署文件。

为了孩子，森妈现在的态度就是：拖，不签。

近两年来全国各地频发的精神病患登记事件，引起了绝大部分家长的不满，尤其是自闭症家长更加感到无奈与不公。

自闭症为什么会归在精神类残疾？自闭症归在精神类残疾是否合理？家长希望自闭症能够单列残疾障碍是否有道理？自闭症乃至精神病患的伤人几率比其他人更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