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玄：要像写别人的故事一样写自己

　　作家普玄拥有一个自闭症儿子。

　　这使他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你拥有了最大的绝望，它让你没有幻想，它让你明白，除了它之外，处处都是生机。”

　　但是，当他把这一切经历呈现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抱怨和指责。他的叙述平静隐忍甚至节制，每一段文字却坚硬有力，直抵人心。

　　《疼痛吧指头》是一部关于孤独症孩子的非虚构长篇作品。普玄根据亲身经历，从儿子咬手指头这个细节入手，写出对孩子的救治过程以及一个家族在面对苦难和绝望时表现出的坚韧力量。第一部分写儿子的成长经历，第二部分写孩子奶奶的个人史。奶奶的丈夫、第一个儿子、孙子都有残疾，但是，这个家庭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从不放弃，这是家族的基因、也是民族的精神力量；第三部分是高潮，通过送孩子回家过年，完成自我救赎，是绝望中的希望，是暗夜里的光明。

　　为什么会有自闭症？我们对自闭症的认识为何这么迟缓？医疗落后说明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接受现实同时绝不放弃希望？

　　《疼痛吧指头》是多义的。普玄的叙述为自闭症提供了一种医学参考，更重要的是，他着力挖掘苦难背后的精神力量，这是支撑文学、也是支撑我们前行的核心动力。

　　普玄，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和北师大作家班，现居武汉。曾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湖北文学奖，《疼痛吧指头》列第二届收获非虚构文学排行榜。

　　中华读书报：《疼痛吧指头》第一部分是第一人称，第二部分变成了第三人称。你在结构上是怎么考虑的？

　　普玄：我采取了交叉叙事的方式。60后作家文学的营养是双重的，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也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湖北是写实比较顽固的地方。我们也写实，但是写实里注意新的方法，我在多篇小说里都采取交叉叙事，打破时间和空间。

　　《疼痛吧指头》不单是写自闭症孩子，也写了我的成长经历，把家族三代人的经历打乱后重新组装。通过残疾人的视角，反映了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史，可以从中看出人性的变化。

　　中华读书报：是第一次以儿子为题材写作吗？

　　普玄：作为非虚构是第一次。《晒太阳的灰鼠》《安扣儿安扣儿》《夕阳开开》中，都有自闭症孩子出现。有导演看中《夕阳开开》，想要拍成电影，但是花了几个月，剧本做不出来。他们对自闭症孩子的知识来自电影《雨人》，来自《海洋天堂》。其实这都不是自闭症孩子的常态。大量的自闭症孩子把家庭拖得很深。因为还要赚钱养家，我没有盯在孩子身边做到日常陪护，算不上好父亲。但是十几年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救治。从这一点来说，我还算是好父亲。

　　中华读书报：现在才写，触动你写作的原因是什么？

　　普玄：外界对自闭症缺乏真实的感知，我觉得有必要写一部非虚构，让大家了解自闭症孩子的世界。《疼痛吧指头》出版后周围好多人很吃惊。因为看起来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不愿把人生的苦难悲惨带给别人。

　　中华读书报：你曾在《收获》《当代》等重要刊物头条连续刊发作品。那段时间势头很猛。后来又中断了写作，为什么？

　　普玄：因为孩子。孩子是自闭症，这个事实影响了我文学创作的节奏。

　　孩子花费太大了，一年十四五万元。如果正常上班，没有办法应付日常开销。我除了工作，还兼职，手头攒几万块钱，首先跑去交房租、保姆费，一交就三四个月，然后才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否则安不下心来。

　　这个时候，要说从容地写小说不正常、不可能，也不负责任。我现在经济条件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我建了一个自闭症家庭的微信群，跟踪了很多自闭症家庭。我发现过去的磨难变成了文学的财富。以前，总是写比较远的生活。其实我们的真实生活就带有高超的艺术性，它们突然间炸裂了，不需要再迂回包抄生活。《疼痛吧指头》写完，我立即着手写了一个后知青时代，也是跑了五个省区找知青聊天，找了五十多个知青。我从这种做法中尝到了甜头。

　　中华读书报：这种“甜头”是指什么？

　　普玄：完全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汲取力量和素材。之前我参与“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项目”，和福利院老人的近距离访谈，了解了很多东西。《五十四种孤单》出版后上了很多排行榜。它的畅销让我明白，社会需要什么。并不是说，迁就读者就是媚俗。我意识到，这个社会非常脆弱，遇到磨难时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有必要把上一代人对抗苦难的经验传递下去。所以书里写了父母那一代人对待苦难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第一次正面写自闭症儿子，心情是怎样的？

　　普玄：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种无力感、失败感。

　　回忆和儿子相处的经历，我忽然感觉，这么困难、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居然是我做的。作品的第三部分专门讲生死事件，那是我和儿子亲身经历的事情。年关时我接孩子回奶奶家过年。高速公路被大雾包围着，能见度只有一米，孩子受到惊恐——恐惧世界是自闭症孩子的重要反应。他开始夺我的方向盘，而且越来越狂躁，险些酿成大祸。我凭直觉把车停在路边，打开双闪，先和儿子谈心，他仍然很狂躁。我想要死在这儿了，你咬手指，我凭什么不能咬……我们闹了大半个小时，警车来了，孩子怕警察，这才安静下来。我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才穿过山区。那一路，我们把一辈子的话都说了。我当时就知道，这是非常好的作品。我一直留了几年。

　　中华读书报：这种“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发酵？

　　普玄：我想把故事变成闪闪发光的东西。看不到事件背后的亮光，我不会轻易动笔。即便写出来也走不远。我要体悟孩子带给我什么，当然是我照顾他，但是他带给我的更重要。

　　我是有自觉性地写作。非虚构不是事实的堆砌，不是靠苦难取胜。在审视苦难的时候，我神色平静，感恩生活，没有指责和抱怨。没有这个孩子，我可能是平庸的作家，有了这个孩子，我可能是优秀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那么孩子给你带来了什么？

　　普玄：孩子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不会这么勤奋。从他的诊断结果出来，我就立下誓言，孩子不开口说话我不吃荤腥。我基本上没有恶习，尝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快乐，一有时间就看书写作。

　　中华读书报：写作技巧和经验对你来说都不成问题，写亲历的生活，构成难度的地方在哪里？

　　普玄：距离。必须跟自己经历的事情拉开距离。我在写作中，非常清醒地告诉自己，你既是写自己又不是写自己，要像写别人的故事一样写自己。写作的时候，我总是把事情放在五米之外打量它，看它是否经得起时间检验。我不单是讲一个家庭，在讲故事的同时，描述故事背后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好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

　　中华读书报：你对好作家的认知是什么？

　　普玄：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东西，可能是良知、可能是脆弱点、可能是世道人心。你把它打中了。如果作家站在这个点上，跟人民对话，跟世界对话，不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情感。老写自己的事，写虚假的事情，那就太高估自己。

　　我越来越远离名人，越来越接近小人物，在他们中间寻找力量，写他们身上的力量和坚韧。

　　中华读书报：在《疼痛吧指头》中，你的写作克制、冷静、内敛。

　　普玄：作家写自己的故事时，要克制，不能滥情。我写了三代残疾人，写了从70年到90年代城市化的关系。自闭症就是城市化的结果。我想告诉这个世界。世界不停地变化，残疾是消灭不了的。疾病、残疾、孤寡，这是人类的宿命。

　　中华读书报：写完之后，你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普玄：写完后我知道这作品成了。作品先在杂志发表，有个评论家认为绷得太紧了，建议再增加一点内容。我不加，一句废话都不愿意给读者。

　　书里写到了中国精神。我的家族太坚韧了。中国精神非要是那些特殊家庭吗？三代残疾人的家庭不停地与命运抗争，这不是中国精神吗？没有把孩子推向社会，让他越来越好，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中华读书报：你的新作品关注后知青时代，也是以调查的方式？必须调查吗？

　　普玄：靠阅读写作的人太多了，时代需要真实的事件。我们情感的真实出问题了。感情不真实，文学怎么能不死亡？

　　很多人觉得我笨拙，觉得我没必要调查。但是我感觉下笨功夫特别重要。写到某一个细节，没有真实就没有力量。我在福利院注意到一位老人，一直很怀念一个女人。我知道那是爱情。我带他两次去找那个女人，寻找过程中他那种慌张、无助，这种细节靠聪明是想象不来的。调查不是体验生活，是对待生活的态度。

　　世界同质化了，我们调查生活的方式也会有变化。过去深入生活驻村要五六年，现在我可以同时驻十个村，在这几个地方寻找个性化。写后知青时代，我跑了五个省，跟五十多个知青分别访谈，从里头寻找我需要的东西。我是一个不计代价深入生活的作家。所得的稿费不及调查费用。去做调查不考虑远近，和采访对象聊热闹了请人家吃饭，不存在划得来划不来。

　　中华读书报：你对语言有怎样的追求？

　　普玄：我受《水浒传》影响特别大，读了几十遍。我们弟兄几个都受这本书影响。这也影响我的小说里的人物，倔强、性格鲜明，深入到血液里。我很难写《红楼梦》式的人物。我希望我的故事很有力量，要有钢铁般的语言。什么是“钢铁般”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作品要硬，不能像挠痒痒。

　　中华读书报：当记者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有何帮助？

　　 普玄：马尔克斯、略萨、海明威、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多人都当过记者。有记者经历，会特别重视事件的把握，重视事件和时代的关系。现代作家太重视心理描写。其实所有的描写都不如一个故事。“故事”在新闻记者眼中就是事件。我们一定要重视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大事件。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