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情绪表达和调节与述情障碍特质的关系*

黎兆康1石利娟1欧建君2
(1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湖南湘潭411201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长沙410011通信作者:石利娟zijuanwd@hnust.edu.cn)

【摘要】目的:探讨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情绪表达、情绪调节策略与述情障碍特质的关系。方法:选取湖南省某高校大学生419人，采用自闭谱系系数问卷(AQ)、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情绪调节问卷(ERQ)以及情绪表达量表(EES)进行调查。按照AQ均值正负1个标准差的标准进行高孤独症特质(AQ得分=27，n=66)与低孤独症特质(AQ得分≤15，n=74)分组。结果:高孤独症特质组TAS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ERQ表达抑制维度得分、EES情绪抑制维度得分均高于低孤独症特质组(均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ERQ表达抑制得分与EES情绪抑制维度得分正向关联(β=0.67)，与EES情绪表达维度得分负向关联(β=－0.51);通径分析显示，TAS总分通过表达抑制间接关联情绪抑制(β=0.33)。结论: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更倾向于情绪抑制的表达方式。述情障碍特质通过表达抑制策略强化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对情绪表达行为的抑制。
【关键词】孤独症特质;述情障碍特质;情绪调节;情绪表达
中图分类号:R749.4，B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22)012－1057－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22.12.012

孤独症特质是一种连续分布于人群中的人格特质［1］，高孤独症特质群体不仅心理健康水平较差，具有更高程度的焦虑与抑郁［2］，还存在缺乏社交技巧［3］，整体视觉处理受损［4］及对社会信息敏感性降低［5］等一系列类似于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disorder，ASD)患者的行为特征。情绪表达缺陷是ASD的典型症状表现［6］。作为“阈下孤独症群体”［7］，高孤独症特质群体的情绪表达可能同样存在问题。作为情绪智力的重要成分，情绪表达对于情绪智力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较弱的情绪表达与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关［8］。
述情障碍特质可能是关联高孤独症特质个体情绪表达的一个重要因素。述情障碍特质是一种以损害情绪认知、加工及调节过程，使得个体难以识别和描述自身情绪为主要特征的人格维度特质［9-10］。述情障碍特质与低水平的情绪智力存在高度相关［11］，述情障碍特质也会影响个体在积极和消极条件下的言语和非言语的情绪表达［12］。述情障碍特质与孤独症特质显著正相关［13］，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具有更高水平的述情障碍特质［14］。有研究表明，述情障碍特质影响了孤独症特质群体的共情能力［15］。因此，探讨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情绪表达的相关因素，需要把述情障碍特质纳入其中。
述情障碍特质还可能通过情绪调节这一因素间接关联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情绪表达。情绪调节作为一种内化、保持并调节情绪的发生、强度和表达的内外交互的过程［16-17］，是情绪内在过程和外部行为的监控调节环节［18］。作为外显情绪处理阶段的情绪表达，情绪调节对它存在调控作用。根据情绪的循环性质，研究者把情绪调节划分为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和前提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19］，前者主要指表达抑制策略，后者主要体现为认知重评策略。一项研究表明，述情障碍特质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高述情障碍特质个体在情绪调节时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更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20］。并且，在一项用躯体症状量表(PhysicalSymptomsInventory，PSI)测查个体身体症状的研究中，述情障碍特质能通过适应不良性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强化被试报告的不良身体症状［21］。而在一项同样使用PSI的研究中发现，被试报告的身体问题程度与被试对不同情绪的表达有关［22］。因此，述情障碍特质可能会通过情绪调节间接关联高孤独症特质个体的情绪表达。
本研究比较高、低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差异，同时探讨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情绪表达与情绪调节策略、述情障碍特质的关系，并检验情绪调节策略在述情障碍特质与情绪表达间潜在的中介作用，为促进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干预目标和可行路径的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使用样本量估计参考公式N=Z/2(p(1－p))/δ2进行样本估算。其中Zα/2是正态分布双侧临界值，在本研究中α=0.05，Zα/2=1.96，p为前人研究［23］中正常人群样本受述情障碍特质影响的占比(p=12.8%)，δ=0.05为容许误差。计算得到N为172，根据加倍原则至少需要调查344人。
选取湖南某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被试选取分2个阶段进行:①按照性别均等的原则，在校园校道向路过的大学生发放问卷;②在文科、理科、工科不同专业的自习教室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467份，收回有效问卷419份。其中文科175人，理科103人，工科141人;平均年龄(21±1)岁;男生164人，女生255人。所有被试均报告健康状况良好。
采用自闭谱系系数问卷(AutismSpectrumQuo-tient，AQ)［24］筛选高、低孤独症特质大学生，AQ总分=均值加1个标准差者为高孤独症特质组(AQ得分=27)，AQ总分≤均值减1个标准差者为低孤独症特质组(AQ得分≤15)。高孤独症特质组(n=66)女生40人，男生26人，平均年龄(21±1)岁;低孤独症特质组(n=74)女生47人，男生27人，平均年龄(21±1)岁。两组的性别分布及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本研究得到了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的伦理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工具

1.2.1自闭谱系系数问卷(AQ)［24］
用于测量孤独症特质。共50个条目，包含社交技巧、注意转换、细节注意、沟通交流、想象力5个维度，每个维度均有1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包含绝对同意、有一点同意、有一点不同意及绝不同意4个选项，采用“0/1”计分。与孤独症症状相关的24个条目中，绝对同意/有一点同意计1分，有一点不同意/绝不同意计0分，其余26个条目反向计分。总分最高分为50分，得分越高孤独症特质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65。
1.2.2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AlexithymiaScale，TAS)［25］
用于测量述情障碍特质。共20个条目，包括感受辨认困难(difficultyinidentifyingfeelings，DIF)、感受描述困难(difficultyindescribingfeelings，DDF)、外向性思维(externally-orientedthinking，EOT)3个维度。采用1(很不同意)～5(很同意)5点计分，得分越高述情障碍特质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3。
1.2.3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RegulationQuestion-naire，ERQ)［26］
用于测量个体调节、管理情绪的方式。共10个条目，包含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2个维度。采用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7点计分。在本研究中，2个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67和0.82。
1.2.4情绪表达量表(EmotionalExpressivityScale，EES)［27］
用于测量个体的情绪表达倾向。共17个条目，包含情绪抑制和情绪表达2个维度。采用1(从不)～6(总是)6点计分。在本研究中，2个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2和0.78。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首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高、低孤独症特质组的各量表得分。然后，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探讨高孤独症特质组内各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接着，分别以高孤独症特质组的EES情绪抑制与情绪表达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AQ总分、TAS总分以及ERQ两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讨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情绪表达两维度得分的关联因素。最后，使用Mplus7.4程序，在高孤独症特质组内，采用最大似然法(ML)进行通径分析，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高孤独症特质组述情障碍特质与EES情绪抑制、情绪表达维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使用Bootstrap重抽样法进行5000次重抽样对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分析。
所有的统计检验都为双尾检验，采用0.05作为P值以及Bootstrap重抽样后95%置信区间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2结果

2.1高、低孤独症特质组各量表得分比较

高孤独症特质组的AQ总分及5个维度得分、TAS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ERQ表达抑制维度得分、EES情绪抑制维度得分均高于低孤独症特质组，认知重评维度得分低于低孤独症特质组(表1)。

2.2高孤独症特质组各量表得分的相关分析

高孤独症特质组的AQ总分与认知重评得分负相关;TAS总分与ERQ表达抑制、EES情绪抑制得分正相关;ERQ表达抑制得分与EES情绪抑制得分正相关，与EES情绪表达得分负相关(表2)。

2.3高孤独症特质组情绪抑制与情绪表达得分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ERQ表达抑制得分进入EES情绪抑制得分的回归方程(R2=0.503，Rdj=487)，ERQ表达抑制得分与EES情绪抑制得分正向关联(Coef=1.47，SE=0.20，t=7.49，P＜0.001，β=0.67);ERQ表达抑制得分进入EES情绪表达得分的回归方程(R2=0.219，Rdj=0.194)，ERQ表达抑制得分与EES情绪表达得分负向关联(Coef=－0.71，SE=0.17，t=-4.20，P＜0.001，β=－0.51)。

2.4高孤独症特质组表达抑制在TAS总分和EES的2个维度得分之间的作用

以TAS总分为自变量，ERQ表达抑制得分为中介变量，分别以EES情绪抑制、情绪表达得分为因变量，构建饱和递归模型(Process模型4)进行通径分析。结果显示TAS总分对EES情绪抑制得分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33，P=0.010，95%CI=0.08～0.59)，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β=0.07，P=0.562，95%CI=－0.16～0.30)，表达抑制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26，P=0.002，95%CI=0.10～0.43)。TAS总分对EES情绪表达得分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β=0.01，P=0.924，95%CI=-0.25～0.28)。

分别以TAS的3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ERQ表达抑制得分为中介变量，EES情绪抑制得分为因变量，进行通径分析。结果显示DIF得分对情绪抑制得分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46，P＜0.001，95%CI=0.25～0.67)，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23，P=0.029，95%CI=0.02～0.44)，表达抑制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23，P=0.006，95%CI=0.07～0.40);DDF得分对情绪抑制得分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50，P＜0.001，95%CI=0.28～0.71)，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β=0.18，P=0.171，95%CI=－0.09～0.45)，表达抑制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31，P＜0.001，95%CI=0.16～0.46);EOT得分对情绪抑制得分的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β=－0.20，P=0.138，95%CI=-0.46～0.06)。

3讨论

在本研究中，高孤独症特质组的述情障碍特质水平高于低孤独症特质组。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14］。本研究发现，高孤独症特质组情绪抑制维度得分高于低孤独症特质组，说明高孤独症特质个体倾向于隐藏情绪感受，而不是将其表达出来。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8］。在EES的情绪表达维度上，高、低孤独症特质组间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中文背景下的个体本身在情绪表达上就趋于保守［29］。有研究表明，个体抑制情绪表达会给自身的生理系统施加压力［30］。依据自我损耗理论，抑制情绪表达会消耗个人的活动意愿从而对其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导致焦虑的产生［31］。因此，更多使用情绪抑制这一情绪表达方式［32］，可能是影响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孤独症特质组情绪抑制维度与表达抑制策略正向关联，情绪表达维度与表达抑制策略负向关联。表达抑制作为一种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19］，会从行为层面减少个体在情绪唤醒时对情绪的应答［33］，表现为对个体表达情绪行为的抑制［34］。本研究结合通径模型分析发现，表达抑制策略在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述情障碍特质与情绪抑制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述情障碍特质通过表达抑制策略间接关联情绪抑制。在一般人群中，述情障碍特质作为情绪处理能力受损的表征［35］，会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36］，导致个体难以使用有效的策略调节情绪以避免情绪的困扰［37］。对于孤独症特质群体，已有研究充分显示述情障碍特质会损害该群体的情绪处理能力［15，38］。Rieffe等［39］认为情绪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缺乏对情绪的认识与处理会导致个体不能充分分析情绪诱发情境，进而倾向于忽略这些情绪性信息，而不是良好地适应它们。因此，情绪识别较弱［40］与情绪理解较慢［41］的高孤独症特质个体的情绪处理能力受到述情障碍特质影响，选择表达抑制这一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帮助他们减少对情绪性信息的反应，表现为情绪抑制。这可能是本研究通径模型背后的行为机制。
当进一步以述情障碍特质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时，通径分析结果显示，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述情障碍特质对情绪抑制的效应是DIF和DDF起作用。DIF的作用表明，述情障碍特质可能影响了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情绪辨别能力。先前研究发现，孤独症特质负向影响高孤独症特质个体对面部情绪的识别［42］，但后续研究把述情障碍特质纳入实验后发现孤独症特质群体的表情辨识困难同样受述情障碍特质的影响［43］。个体会通过校正其对面部表情的编码方式来促进对情绪的识别［44］，一项使用正常被试的面孔知觉研究发现，孤独症特质与面孔结构性编码有关，而更复杂的情绪编码与述情障碍特质相关［45］，这可能是DIF作用背后的原因。DDF的作用表示述情障碍特质可能影响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情绪描述能力。有研究表明，高孤独症特质被试在对面孔情绪执行按键反应时大脑梭状回的激活程度会降低;特别在快乐情绪的条件下，高孤独症特质个体激活程度较低的脑区还包括涉及语言加工过程的颞上回［46］。在一项以普通个体为被试的研究中，个体对快乐面孔进行反应时颞上回的激活与述情障碍特质相关［47］。述情障碍特质与语言加工过程的关联可能是DDF作用背后的原因。
本研究中，高孤独症特质大学生的述情障碍特质通过表达抑制策略间接强化对情绪表达的抑制，暗示了既往研究中，个体抑制情绪表达的行为与孤独症特质正向关联的结果［48］，实际上可能是由于述情障碍特质的影响。表达抑制作为一种适应不良性情绪调节策略，习惯性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进行情绪调节对个人心理健康存在负面影响［49-51］。提示，述情障碍特质可能还是关联高孤独症特质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有研究认为个体AQ总分=32分即有可能属于ASD范畴［1］，但在本研究中没有对高孤独症特质组中AQ总分高于32分的被试进行临床ASD诊断。②作为阈下孤独症群体，高孤独特质个体很可能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存在表达上的问题。虽然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情绪表达倾向的EES所针对的情绪并无效价之分，但ERQ的表达抑制策略所针对的情绪一般为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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