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孩子上学这件事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孩子被诊断之后的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在恐吓你说，赶快干预，不抓紧孩子上不了学；抓紧训练语言，错过黄金发展期一切就都完了；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些都具备了，你的孩子就能够顺利上学吗？今天我们聊点医院和机构不会和你说的，上学的故事。
退休后的田惠萍老师会在每周三和周五，在星星雨举办公开课，课上家长就提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家长说，现在幼儿园、学校都倡导“零拒绝”，我也知道上学是孩子的权利，可我的孩子今年4岁半了连个幼儿园都上不了！在幼儿园入园面试的时候，老师们就反应我儿子不会说话，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儿子除了不说话没任何别的问题，所以没太在意，正式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一般小朋友可能都会有哭闹的情况，我儿子也不例外，可是老师就因为他不会说话，说没办法沟通，就算上课也学不进去东西，就让姥姥把孩子带回家了，从那天起，我儿子最多只被允许在学校待两个小时，通常上完早操就回家了。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我孩子上学？我是应该着重于语言吗？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能上学？”
就这个话题，田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既然我明白上学是权利问题，它就和能力无关，这是当今世界通识 ，我们可能会说现实和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社区，现在文明程度还没有这么高，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那么，首先我必须要说，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区、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状态的话，我本人是无能为力的。
作为中国第一代自闭症人的家长，尤其是能力相对高的那一类的孩子家长，因为商业利益的链条还没有形成，没人给他们提供“康复和干预”，所以从没期盼过带着孩子跑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把孩子所谓的康复了，然后光宗耀祖般的回家，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带着孩子在社区生活，昂首挺胸的走进学校。
那代家长如果说他们的孩子进了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普通小学的话，首先归功于家长和学校的成功。大陆自闭症圈子里人尽皆知的“成功”案例，不是因为孩子多么的优秀，而是归功于家长与学校建立起了有效的沟通渠道。至于这个沟通，每个家庭所处的社区环境和家长的沟通能力都不一样，我认为他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案例。
2万赞助费与二十分钟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九九七年星星雨组织一次家长的活动是加拿大大使馆给的资助，给大家报销卧铺，报销到北京的住宿，到北京来，我们做一次交流活动，那次活动我见到一个父亲，那天我们讨论的专题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背到学校里去”。
那个时候我们全中国大陆涉及到自闭症的家长，没有人想到先把他们康复了，因为那个时候关于自闭症的消息都是来源于国际上的是真相，国内没有人讲。
特别逗，大家各显其能，有的说班主任不往外推，学校就不往外推，如果班主任觉得难，那么班主任就会说我们班来这个学生我弄不了，那么学校就会难，所以说贿赂班主任是关键。贿赂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有情感贿赂有经济贿赂什么什么的。在那个年代，你每个月至少要请老师吃一顿饭，为什么不是塞红包而是请客？请他吃饭你可以沟通，你可以说我们的孩子我知道是特别的难，幸亏遇到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大家各自分享着经验，然后有一个父亲的话我印象很深，他就站起来说，我儿子上学的时候，我给学校赞助两万块钱。
九七年一个家里边能够赞助两万块那是很大一笔钱，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来说“万元户”就是你们家太有钱了，现在你们家有个几百万元都没有当时的“万元户”给人感觉更有钱，所以那个时候他给学校赞助两万元不比现在的两百万元的价值低。他说我赞助了两万元，这是他的第一个尝试，他的孩子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肯定是情况百出，不到两个星期，学校说钱我们退给您，这钱我们不要也不想留你家孩子，家长是得到了这么个反馈。人家就受不了他儿子了，他也没有放弃，他说有一天我就自己去了，我直接冲到校长办公室，跟校长说我是谁的家长，为什么来这，希望孩子留下来继续上学，人家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他说我说的不多，您就给我二十分钟就二十分钟！您听我说一说，人家拗不过他就给了他这个时间，那之后，这个校长不知不觉的就听他说了两个小时。
他九七年参加我们活动的时候，他的孩子在学校已经上四年级了，就坚持着，不代表一沟通这个孩子自闭症就好了，带着自闭症孩子依然可以上学。
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从来没有好了这一说，因为我们孩子没坏过，他们就是不一样，我见到的坏了都是中国大陆孤独症孩子身边的充满邪恶欲望的人。
被学校接受的概率是七比一
湖南株洲有一个家长叫蔡雪梅。她与大学生儿子凌益洲的故事在《为绝望所生,为希望所弃》之中有详细介绍。
她的孩子现在都大学毕业了，我记得是十几年前北京电视台邀请星星雨和她一起做一期节目，因为她也曾在星星雨接受服务，她来星星雨之前是自己企图自杀的，抑郁症就活不了了，自己尝试了几次，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她的故事，她过来说田老师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九八年星星雨的，她说着就给我看她的手上，她说你知道吗星星雨救了我的命，我真是不记得她了，但是接下来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
因为她接下来就拉开她的手腕给我看她几次割腕留下的痕迹，她说到星星雨来明白了一点，就是要带着儿子回到社区过日子。
她说她怎么样在家里辅导自己的孩子，开始看社区的学校，如果要上学这孩子首先得坐得住！首先知道上厕所！她就一点一点的做准备，然后等到她觉得孩子已经具备初步的能力的时候她就去找学校，一家一家的社区小学去找。
她的孩子现在能力非常高，无论是语言还是学习能力，在圈子里都可以做到羡煞旁人的水准，谁承想她当初也是一家一家找学校，找了七家小学，前面的六家都拒绝了，特别是到第六家小学拒绝时她给校长跪下了，可还是拒绝了，最后万不得已到了一所城乡结合的学校找到校长，那个校长跟她说的一段话：说我们是义务教育学校，接纳像你的孩子这样学龄儿童读书是学校的义务。
这个伟大的校长叫邓水群，当时是湖南株洲市天元区大坪逸夫小学的校长。现在是湖南省泰山小学的校长。
后来这个故事我会在很多场合讲，尤其是有政协委员、国家教委这样的官员在的时候，七分之一，对她来说七分之一的概率让他认识那位正确的学校、正确的的校长，其他前面六个都违背了宪法，都错了！
再后来蔡雪梅的儿子凌益洲考上了大学，她说有一次在株洲打出租车，凌益洲坐在副驾驶，虽然上了大学，但是凌益洲独特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模式，让司机很快就发现了他的不同，对于蔡雪梅来说这是很轻松的事儿，她说我的孩子是自闭症，司机说我听说过自闭症，我知道，你们去找一个叫蔡雪梅的，有自闭症就去找她，可有办法了。
你什么时候能坦荡的面对你的社区去说我家的孩子有自闭症，希望你们关照，什么时候你自己的“病”就开始减轻。
生活是敞开了的一个门，要你自己一扇一扇去推开，而不是你一块砖一块砖去砌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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