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艾伦·莱斯利及乌塔·弗里斯出版了自闭症研究史上的一部里程碑著作，并提出了“心智解读”的概念，即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人与个体自身拥有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他们发现，自闭症患者通常无法运用这种方法。
1986年
坦普·葛兰汀出版了《出现：自闭症的标签》一书，这是她讲述自己作为一名自闭症患者的经历的处女作。
1987年
伊瓦·洛瓦斯发表的一项研究声称，采用ABA方法之后，47%正在接受治疗的自闭症患儿已经“痊愈”。关于这一结果的有效性，自闭症领域内产生了大量争论。
1988年
达斯汀·霍夫曼主演了电影《雨人》，自闭症的知名度由此攀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过60年的住院治疗之后，阿奇·卡斯托离开了斯宾塞州立精神病院。
1990年
在罗斯玛丽·克罗斯莉位于澳大利亚的实验室中了解到FC方法后，雪城大学教育学家道格拉斯·比克伦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负责治疗自闭症患儿的专业人士迅速采用了这种方法。
美国国会通过了《残疾人教育法》。为保障患者的权利，自闭症首次被归入残疾这一类别。
艾莉森·辛格的女儿、两岁零八个月的朱迪被诊断患有自闭症。
1993年
在言语治疗师珍妮丝·博因顿的帮助下，患有严重自闭症并且无法用言语进行表达的16岁女孩贝茜·惠顿通过FC方法指控家人对她进行了性虐待。哈佛大学语言病理学家霍华德·肖恩开展了一系列严格的实验，揭示出博因顿自身需要为贝茜的指控负起责任，事实上并未发生任何虐待行为。FC方法培训班的报名热情骤降。
吉姆·辛克莱为自己发声，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为我们悲痛”的演讲，标志着一场由自闭症患者发起的平权运动从此拉开帷幕。他的演讲为一种反对治愈自闭症的理念（后来被称作“神经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两位自闭症患儿的母亲凯瑟琳·莫里斯出版了《让我听见你的声音》，记录了她的孩子通过ABA方法得以痊愈的过程。对ABA方法的需求开始暴涨。
凯伦与埃里克·伦敦的儿子、快满两周岁的扎卡里被诊断患有自闭症。
1994年
APA将阿斯伯格综合征收录进了DSM。
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凯伦与埃里克·伦敦创办了NAAR，这是首家对自闭症生物医学研究提供资助的机构。
1995年
伯纳德·里姆兰创办了“现在就战胜自闭症”（Defeat Autism Now!）。这是他所在的自闭症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旨在促进针对自闭症的非传统生物医学治疗。
自闭症患儿父母波西娅·艾弗森与乔恩·谢斯塔克创办了CAN。这是第二家为生物医学研究筹集资金资助的机构。与NAAR一样，他们还会四处游说，为自闭症患者争取支持。
波西娅·艾弗森与乔恩·谢斯塔克的儿子被确诊患有PDD－NOS。后来他将被诊断患有自闭症。
9岁的亚历克斯·普兰克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
1996年
自闭症谱系障碍者、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朱迪·辛格创造了“神经多样性”这一术语，并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展望了神经多样性运动。
加里·迈尔森提起一项法律诉讼，迫使韦斯特切斯特县卫生部门支付其子的ABA方法治疗费用。迈尔森胜诉，由此开启了ABA方法诉讼的时代。
1997年
NAAR首次向5位研究自闭症的科学家发放了共计15万美元的补助金。
CAN启动了“自闭基因资源交换”项目，搜集自闭症患儿家庭的DNA样本，建立DNA库，并向所有自闭症研究人员开放。
1998年
英国胃肠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一篇论文，报告了MMR疫苗、自闭症与肠道疾病的关联。
哈维·布鲁姆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神经多样性的文章，认为它“也许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生命整体而言极其关键一样”。这是该词首次出现在主流刊物上。
1999年
为满足解剖学研究的需要，NAAR建立了自闭症患儿脑组织库。
加州的DDS报告说，自1987年来，接受自闭症服务的人数增加了273%。这一数字引发了人们对自闭症流行度的担忧。
AAP和公共卫生署建议停止向疫苗中添加硫柳汞，而且儿科医生应尽可能开始使用不含硫柳汞的疫苗。与此同时，这两家机构又断言，没有证据表明硫柳汞对人体有害。此举造成了混乱，并让公众对疫苗更为担忧。
2000年
一群父母创办了“头脑安全”，一家要求对疫苗的安全性进行深入研究的机构。
共和党议员、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丹·伯顿举行听证会，调查疫苗与自闭症的联系。他敦促NIH和CDC将自闭症视作一种流行病。
2001年
NAAR与CAN联合举办了第一届IMFAR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自闭症研究人员。该项年度活动逐渐发展成为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项。
由于论文引发了巨大争议，安德鲁·韦克菲尔德被迫辞去皇家自由医院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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