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唯一一家“成人多动症”门诊位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每周三下午限15个号。然而，该门诊自开设以来，预约挂号三周内便已约满，最早预约时间需等待27天。患者们纷纷从儿科转诊而来，但与隐藏的庞大患者群体相比，确诊人数只是冰山一角。
一年半内接诊近千人，约20%被确诊
该门诊由医生覃艳华负责，许多成年患者在接诊记录里显示，他们曾先后在学习困难和儿童心理科等科室就医，最终转诊至此。
近日，28岁的小伙王成（化名）在该门诊经过问诊和检查后被确诊为“成人多动症”。他在脑电图认知任务中表现出与正常人不同的大脑活动，体现在在电脑屏幕上划掉数字时经常出现错误。王成的学校老师和家人经常形容他“上课开小差”“丢三落四”“喜欢插话”。王成的母亲曾认为儿子“思维迟钝”，但没意识到这也可能是一种病。该门诊还接诊了覃艳华确诊年龄最大的患者，45岁的沈伟（化名）。沈伟的两个孩子在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被确诊患有“儿童多动症”，沈伟在儿科医生的推荐下来到“成人多动症”门诊就诊。据覃艳华介绍，许多成年患者因为自家孩子被确诊“儿童多动症”，才发现自己可能也患有多动症。这些患者平时能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异常，但对“成人多动症”了解甚少，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求帮助。
该门诊成立不到一年半，覃艳华已接诊近千名患者，其中约20%被确诊。患者的年龄集中在20岁到45岁之间，以30岁左右的人为主。患者们常常描述自己“做事拖拉”“注意力不集中、丢三落四”“经常在别人讲话未完时插话”。
诊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国外，对“成人多动症”的诊断方法并不一致，而国内目前也缺乏相关的就诊指南。
在现场，许多“成人多动症”患者及其家长反映，他们回顾孩子成长经历时，家人必须对他们倍加关注，因为他们常常会做出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情，例如听别人讲话时左耳进右耳出，经常忘记手机、钥匙、门禁卡等等。
一位女性患者形容：“我的注意力是分散的，就像近视一样无法集中，看东西都模糊不清。治疗药物好比给了我一副眼镜，可以让我更加专注于具体事物。”
然而，一位名叫沈杰（化名）的复诊患者表示，虽然服药一年多后症状有所好转，但仍无法完成像排会议日程表等流程性任务。“无论吃多少药，这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对于沈杰的情况，他决定回国就医，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毕业后在一次求职中遭遇失败。整个面试过程中，沈杰感到非常烦躁不安，每一分钟都感觉像过去了半个小时。他觉得自己与他人不同，而在中国，“成人多动症”可能被称为“情商低”，这也让患者很难分辨何时该说话，何时不该插话。
“成人多动症”及其他精神科疾病的确诊都需要经过复杂的多重评估过程，以明确排除其他疾病。覃艳华向记者介绍，“成人多动症”的诊断至少需要追溯到患者的儿童时代，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所有精神疾病都面临的挑战。
对于“成人多动症”目前在中国没有相应的就诊指南，美国、英国和德国也没有官方推荐的就诊指南。目前针对该症状的治疗方法相对简单，覃艳华会为受生活影响较大的患者提供药物治疗，并结合行为治疗和心理治疗。对于生活影响不大的患者，主要采用行为治疗。
一个被忽视的“另类群体”
在浙江，或有118万名“成人多动症”患者，而这一群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与人们熟知的“儿童多动症”相比，“成人多动症”并不为大众所知。
该门诊自2022年3月开设以来，首月仅有两个号被挂出，其中一个病人还是该医院职工。但仅开设不到半年，预约挂号便需等待20天之久。目前，浙江省仅有这一家“成人多动症”专科门诊，全国也是罕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成人多动症”的平均患病率为2.8%，高收入群体为3.6%，中等收入群体为3.0%，低收入群体为1.4%。根据相关数据估算，至少有2520万中国人患有“成人多动症”，而浙江省的患者数量可能达到118万。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陈炜告诉记者，确诊患者与隐性患者数量相比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和患者自身关注的群体。
虽然有研究认为“成人多动症”可能与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但目前该病仍然是一个医学难题，其病因和治疗方法尚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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