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玲说，自从儿子被确诊为自闭症后，原来平静的生活就全部打乱了。为了筹钱，家里的房子卖掉了；为了照看儿子，自己的工作辞掉了；夫妻俩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希望儿子能康复得好点，再好点。40多岁的韩玲说，对于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她现在没有更多的想法。孩子能够上学，能学会一门手艺，成年后能自己养活自己，这就很好了。别的不敢想。
全市有多少自闭症儿童?这个数据目前难以统计。但每一个自闭症儿童的背后，都有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庭。
昨天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让我们走近他们。
也曾经绝望过，但又有什么办法
40多岁的韩玲说别看自己的头发这么黑，其实是染过的，因为白头发太多了。这几年为了儿子童童的事，她已经心力交瘁。说这话的时候，韩玲一直是微笑着的。
“现在已经麻木了。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曾经绝望过，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韩玲说。
6年前，铜山的韩玲和丈夫住在了铜山新区。房子是自己买的，虽然只有50多平米，但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已经很满足了；他们在一家工厂里上班，收入虽然不高，但家里的生活是温馨的。
但这一切都在童童出生后被打乱了。
2009年，童童出生。对于这个刚出生的儿子，韩玲说起初没发现异样。孩子1岁时，他不像别人家的孩子牙牙学语，韩玲说当时也没有在意，只觉得孩子说话晚。但当孩子2岁多还不会说话时，他们这才着了急。
当童童在医院被诊断为自闭症时，韩玲说，她当时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详细了解自闭症的情况之后，她根本无法接受。
“连着哭了好长时间。后来静下来就想着怎么办？想尽一切办法给孩子看病吧。”如今，韩玲已经能很淡然地讲述当初的经历。
辗转求助，花费巨大。韩玲不得不卖掉了房子，在淮塔附近租了间民房。随后，因为童童必须要全天候照顾，韩玲无法上班了，家庭经济来源全靠丈夫一人打工维持，生活更为艰难。
如今，韩玲每天是这样过的：早上8点多，把童童送到租住地附近的一家幼儿园，根据童童的情况只能上课到中午1点多。随后，韩玲来接童童再送到禾润康复中心。从中午1点45分到下午近5点，童童在这里接受康复训练。5点多，接童童回到租住地。晚上他们接着进行家庭康复训练直到晚上9点。
同样的日程，日复一日。韩玲说，有时候她带着童童回家时，看到路边跳广场舞的人，心里特别羡慕。
“这个事，对很多人来说算不上事，但对我来说，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心情了。”韩玲说到这，一声叹息。
不敢想未来，走一步算一步
康复治疗室内，童童正和几个小朋友一起，跟着康复治疗师做沟通游戏，以提高孩子的社交认知。康复中心主任刘士敏说，自闭症是一类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等为主要特征的心理发育障碍。在患儿早期，通过专业、系统的康复锻炼，可以提升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
看到韩玲进来，童童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妈妈身边，依偎在她的怀中。
这是一个很帅气的小男孩。如果换一个场合，很难看出他和同龄孩子有什么不同。
经过系统的康复锻炼，童童已经可以和妈妈进行一些初步的沟通了。
“我平时都是骑着三轮车送童童过来的，就是那种后面封闭起来的三轮车。每一次，我下车后给童童开门都会说：‘我的小宝贝给我开门了。’有一天，我又一次开门的时候，他模仿我说的话。哎呀，就这一句话，让我高兴了半天。”说起童童的点滴进步，韩玲都特别高兴和欣慰。
至于未来，韩玲是不敢想的。韩玲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童童长大了能够自食其力，能够会一门手艺自己养活自己，再多就不敢想了。
“等孩子大了，我们也老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照顾孩子了。走一步算一步吧，否则又能怎么办呢？这毕竟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宝贝。”说到这里，韩玲虽然还强带笑容，但眼中含泪。
请多给他们一点关爱
在禾润康复中心，类似童童这样接受康复锻炼的自闭症儿童有近90名。在我市，致力于自闭症儿童康复锻炼的各类机构近10家。全市有多少自闭症儿童，目前尚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不过，鉴于自闭症的实际情况，客观现实是每一个自闭症患者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全力付出。每一个自闭症儿童的背后，都有背负着严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的家人。
康复中心曾经接待了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对于自己的孩子患有自闭症一直难以相信、不愿面对。让刘士敏记忆犹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孩子说话的时候不抬头，孩子的妈妈就硬扶着孩子的脑袋让孩子看着自己的眼睛，她始终想不通孩子怎么就是自闭症患儿。看着孩子妈妈绝望的眼神，我们也很难受。这些孩子的家长确实是太辛苦了。”
刘士敏说，这几年随着社会上对自闭症的认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也有一些热心的志愿者常来看望孩子们，希望大家能够给这些孩子们更多一点关爱，毕竟他们是孩子，是病人。
医学专家赵后锋介绍，儿童自闭症也称“儿童孤独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广泛性发育障碍，治疗需较长的时间，重点是家庭行为治疗。一些症状轻微的孩子，在经过系统的治疗之后，能够具备正常的学习和社交能力，融入社会生活。（童童为化名）（记者 周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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