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上来,先说两个事实:
壹.托孤之困:
一直以来,谱系家长都有一个终极焦虑:“我死了,孩子怎么办?”也就是自闭症圈的托孤难题。据悉,中国第一个确诊自闭症的人已经50多岁了,父母都已离世;第一代谱系家长的孩子接近40岁,父母自己开始面临养老问题。
贰.生源之扰:
另一个事实是,慧灵作为国内最早为心智障碍人士提供服务的民间机构,服务对象中自闭症学员超过一半。截至2023年2月,全国一共有40家慧灵,服务点星罗棋布在80多个不同社区,覆盖全国26个省区市(目前只有西藏、内蒙古、新疆、海南、河南5地没有慧灵),总计约2000名学员在慧灵接受包括社区融合、日间照料、夜间住宿、辅助性就业等服务。
基于以上两个事实,让人费解的状况出现了:40家慧灵中,只有广州、西安、重庆、甘肃、杭州五地的学员超过了100人;6家慧灵的学员在30-70人之间,也就是说,超过30名学员的慧灵才占总数的1/3,剩下的都不足30人,包括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很多地方的学员维持在十几或二十几人,一片“老小树”。
“老小树”是慧灵人自己的叫法,一家慧灵如果成立了三年,在一个城市还达不到服务30个人,就称之为“老小树”。一边是家长托孤的焦虑,另一边,中国体量最大的心智障碍服务机构学员不饱和,日子过得苦哈哈,这种现象如何造成的?大龄家长咋想的?
近日,阿叟阿巴小编采访了慧灵创始人孟维娜老师,从慧灵如何熬过三年疫情谈起,说到机构的发展现状、家长需求的变迁。未来三年,学员不饱和、收支不平衡的慧灵会通过哪些手段提升服务,满足家长期待,听听孟老师怎么说?
中国慧灵创始人孟维娜老师
01疫情结束,200名学员没有再回慧灵。
疫情似乎是件挺久远的事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已成过往,人们更乐意在春天寻找希望。但疫情对行业的影响却没有结束。2022年,慧灵基金会总收入480万元,总支出572万元,亏损92万元。疫情结束后,2000名学员里,有200人没有再回慧灵。
“随着封控越来越严格,我们必须遵循政府的政策,关闭慧灵停止服务,让家长把孩子接回家,没有使用的服务费也要退回去;但另一边还要付老师工资,当时工资已经下调,要么打折扣,要么只发基本工资。疫情第一年,房东还给了些优惠,到第二年、第三年,房东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优惠也没有了,开支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原来资助我们的企业因自身困难无法履行承诺,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要,所以捐赠收入也在减少。”孟维娜总结。
长年把孩子送往服务机构有什么作用?疫情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检验,接回去的孩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第一种家长倍感舒适。
孩子一直在慧灵过集体生活,已经培养起了规则意识,回家后基本也能按照机构的作息生活。家长突然发现孩子比过去容易带了,考虑到身体还不错,也有空余时间,干脆自己再带两年,不再送回慧灵,还能省下一笔开支。这也是疫情后慧灵学员流失的原因之一。
第二种家长则备受折磨。
有一年春节,一位曾经在慧灵接受服务的家长大早上给北京慧灵的老师打电话,说孩子在家里爆发情绪,砸东西、打妈妈(该名学员因严重的精神问题早已转介到精康站)。这个家庭是单亲家庭,妈妈一个人根本弄不住儿子,无奈之下同时给120和慧灵打电话求助。慧灵老师接到电话后赶到医院,安抚孩子配合做核酸、抽血、办理住院。
“这个学员一直不肯打针、不肯接受核酸检查,有经验的精神病医护也毫无办法,而慧灵的老师一到,学员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乖乖听话了,连医护都惊奇和感激,家长就做不到。有的自闭症孩子在机构还算守规矩,一旦回到家里,知道面对的是父母,他明白自己是可以撒野的。”孟维娜指出,“疫情封控期间,一旦有学员发生激烈的情绪问题,很多家人是搞不定的,这时家长的负担就很重。”
当时,这位妈妈抱着慧灵的老师委屈大哭,亲生儿子打自己,更感未来的孤立无助,机构的安全感也因此加倍凸显。
慧灵学员的物理治疗
“按理说这么大的需求,为什么到了办机构时又生源不足,这是更复杂的问题,家长自己也很纠结,毕竟极端情况是少数,平时可能还是更希望政府提供免费的兜底服务。”孟维娜猜测。
疫情三年,孟维娜没什么可叫苦的,全世界都在经历危机,那么多人确诊甚至失去了生命,那么多企业关停,慧灵还能熬过三年,保住员工饭碗,已然是件幸事。“老师基本上没流失,也没地方找新工作,反过来,一些相关行业的优秀人才开始考虑降低薪资,进入心智障碍领域从业。”孟维娜说。
像很多同行一样,利用这段长长的停摆,慧灵转而审视自己,总结不足,把过去因为没时间一直拖着的很多任务完成了,其中最有成效的一件事就是开展了以个案为中心的线上培训,老师们不再忙于日常琐事,能沉下心来聚焦问题,解决顽症。
孟维娜个人的损失倒有一件,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去驾校报名学车,结果还没挨到考试,驾校黄了,老板跑路了,她的学车之路就此中断。
02打造数字化的个案管理系统
10年前,很多大龄家长的心愿就是孩子有个地方去、确保安全、吃饱穿暖。今天,无论家长还是孩子,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需求都不再如此统一、简单。
有家长会一早开车把孩子送到服务机构待半天,下午接走去另一个培训班画画或打鼓,周末最好出门,大家约着逛公园或爬山,既锻炼身体又进行社会融合……
“哪怕普通人,一辈子也很少在一个单位待到退休,总得跳来跳去。自闭症孩子也一样,现在的机构哪怕周一到周五换着花样安排,时间长了,再丰富也是单一。”孟维娜指出。尽管自成立以来,慧灵一直在改善、拓展服务内容,从封闭的机构到开放化的社区家庭,再到走进广阔的大千世界,但相对于庞大的心智障碍群体来说,仍然显得不够丰富。
慧灵学员的生活
孟维娜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说明国内外大龄心智障碍人士在服务上的差距。
早年间,圈里一位老家长带着自闭症儿子从美国回来,把孩子送进了北京慧灵。孩子刚开始很高兴,但三个月后就愁眉不展,一去慧灵就流眼泪。“当时慧灵的服务在国内来讲已经特别丰富了,有接待国际旅行社的业务,天天都有歌舞表演,但这个孩子对比的是他在美国的生活,每天去不同机构参加各种活动,还有医保报销,哪可能是慧灵做到的!”孟维娜说。
相反,另一位老家长的孩子也在慧灵待了很多年,却愿意天天来,每到星期一早上,他比妈妈起得更早,洗漱完毕背上包,就在门口等着妈妈给打车,自己坐出租车去慧灵。“他对比的是以前的培智学校:青春期的年龄要在课堂端坐40分钟,很难坚持。为离开学校,他甚至打了老师和校长。当妈妈把他送来慧灵住宿时,这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孟维娜说。
随着社会发展,家长思想观念的变化,父母已经不愿意孩子从二三十岁就在一家机构接受服务到老,更愿意他能尽量享受到普通人的生活:能工作、周末跟小伙伴聚会,能力好的甚至可以谈恋爱结婚。慧灵看到了这种变化,也在尽力跟上这种需求。
未来,对内,慧灵将开发出更多艺术课程,涉及美术、音乐、戏剧等方面,使学员在精神层面得到更多享受。对外,哪怕不是在慧灵接受长期服务的孩子和家长,也可以享受慧灵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如游学计划、喘息服务、周末兴趣小组活动、就业转衔体验、物理治疗、一对一陪伴等。
慧灵某日间小组一周活动安排(供参考)
尽管选择越来越多,但具体到每个孩子到底需要什么,就得以个案为中心,使每一位自闭症人士都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拥有专属的ISP(个别化支持计划),才谈得上服务质量。
“建立数字化的个案管理系统,率先在2000名慧灵学员身上实现一人一案,是未来三年慧灵发展的最大战略目标。”孟维娜介绍,建立一个全国互通的个案管理系统一直是慧灵的心愿,这项工程一旦完成,不只慧灵学员,只要有需求的家长,都可以借助慧灵专业人员的评估,对自家孩子的能力、需求、发展规划、支持资源有清晰的认知。
“支持方案不只能在慧灵实施,每个个案都要有三四个甚至更多服务机构作选择,这不仅要求个案管理员专业性高,还要度量高,尽管我们需要服务对象的服务费养活自己,但在设计时,要考虑到满足学员不同的需求,某一个机构是实现不了的。”孟维娜说。
慧灵某学员的ISP
03家长更需要免费服务、兜底服务?
在我国,因国情、思想观念、地域和经济条件的差异,1000万个自闭症家庭,就有1000万种活法。有人生活在城市,孩子每月参加兴趣班的费用就上万;有人生活在乡村,父母每个月加起来的收入还不到2000,这导致他们对孩子成年后的规划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孟维娜看来,相对慧灵这种专业收费的服务,很多家长潜意识里更需要免费、兜底的服务,他们更愿意去政府系统下的温馨家园、职康站或福利院,离家近,不要钱,甚至每个月还有补贴。
当然,这些免费服务机构还有诸多致命弱点,让家长也心存犹豫。比如服务时间问题,白天9:00开门,下午5:30准时下班,中午还要家长接回家吃饭午休,二是服务机构对自闭症的服务不够专业,很多问题行为解决不了,孩子进去也很难学到什么。
“职康站、温馨家园也在不断进步,会请人去做培训,但培训老师大都没做过实体服务,不够专业,没有摆脱体制内的思维。”孟维娜分析,家长总抱怨政府给的资源少,事实上,国家每年在残障领域的投入一直在递增,关键问题是资源没有分配好。比如,慧灵号称全国最大体量的残障服务单位,但政府资源才占了22%。
“政府分配资源更倾向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有就是没有看到社区家庭的先进性、普及性,不愿意把钱投在上面。”孟维娜还特地补充,“ ‘会哭’的机构不一定只打 ‘悲情牌’,更会拿出漂亮的‘PPT’,我承认,这些慧灵都不擅长。”
但无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还是国内家长的需求来讲,社区家庭仍是未来慧灵发展的方向和优势项目,且还在不断做大做强。今年慧灵将在郑州、武汉等地布点,填补中原地区社区家庭的空白。
“残联对我们的顾虑主要在安全上,怕邻居投诉,邻居不投诉我们,会跑去投诉残联,残联就有压力。”孟维娜说。以北京“大福家”社区家庭为例,房子是家长自有房产,租金优惠了很多,但位于9楼,上下都有邻居,且已经被投诉多次,就不能收情绪不好和会大哭大闹的学员,导致了招生困难。
走出去
04期待家长与慧灵的深度合作
今年年初,慧灵总部的领导倾巢出动,在南都基金会好公益平台的支持下,干了一件大事:以小组形式,分头出发考察40地慧灵,并向当地同行学习,这是慧灵的制度,也是发展的必须。
40家慧灵中,既有直营,也有加盟,为保证服务水平,每年,慧灵都委托第三方让家长家长对慧灵的服务满意度打分;每一家慧灵的员工也要给负责人打分;另外,各地慧灵的负责人也要对总部的满意度进行打分。
今年,孟维娜率队去了东北三省。在与当地慧灵负责人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也走访了东北三省9家大龄服务机构,其中有6家是家长或者家长组织创办的,孟维娜感慨:“中国家长的自救,不论单干或是抱团,经过20多年发展,早已一片蓝。”
回归到慧灵本身,作为一家发展了30多年的老牌机构,面对2/3的“老小树”,慧灵的发展任务还非常艰巨。
北京慧灵家合,师生围坐一桌,探讨出行计划
慧灵一线服务的比例是1:5,假设有30名学员,起码需要6名一线工作人员,再加上财务、管理等两三个人,就是10个人的团队,才能维持最低的服务,这是经济账。而且人越多越有人气,有干劲,如果团队太小,团建都热闹不起来,上班就没什么吸引力。
未来三年,各地“老小树”的慧灵也许会有新的面貌呈现在家长面前,向“小而美”的目标迈进。这首先要改变社区家庭的环境、装修,其次要抓细节、重成果。
“有的负责人说,我们没有钱,怎么装修?可没有装修、服务细节的改善,就招不来学员,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目前北京慧灵家合的模式可供参考,把家长变成合伙人,风险共担,共建社区家庭。”孟维娜说,她希望慧灵家合的模式能够走出北京,在全国复制。
慧灵家合是北京家长与慧灵合作的新服务平台。依托慧灵30多年心智障碍服务经验和本地家长们的资源优势,在品质生活的理念指引下,双方携手打造一个乃至多个“以个案为中心的社区化生活”首都样板。北京家长与慧灵合作的精髓是“共创”,不是简单重复现有慧灵的模式,而是机构和家长、心青年一起创造出更加体现个性化、更能满足不同大龄心智障碍者品质生活需求的服务。
如何使心智障碍人士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将是慧灵和家长们探索和努力的方向,需要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前行。(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慧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