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生〡星星雨生死存亡，还好我在

我27岁这一年，“星星雨”10岁。

这一年是“星星雨”生死存亡的一年，现在回忆起来，虽然艰难，但还好我在。

我陪伴“星星雨”度过了她的10岁生日，“星星雨”的十岁生日过的很有意义呢；

我陪伴“星星雨”经历了“非典”疫情，我是密切接触者，每天都在惶恐会不会下一个就被带走了；

想不到吧，“星星雨”曾经也差点难以生存。为了“星星雨”的生存我带队到秦皇岛市，开办了一个月的异地家长培训班；

这一年，为了“星星雨”的发展，我带领团队成立了“少年部”。

1

我们举办国际研讨会庆生

2003年3月15日，“星星雨”的10岁生日。为了庆祝“星星雨”成立10周年，3月14日—3月17日，“星星雨”在北京举办了“孤独症与行为分析训练法”国际研讨会。

研讨会邀请了7名来自美国、日本和德国的“ABA” 和孤独症儿童教育及社会问题专家。

其中包括运用“ABA”教育孤独症儿童的开拓者，国际著名心理学家，美国UCLA的伊瓦•洛瓦斯教授（Professor Ivar Lovaas），这也是Lovaas先生一生中的唯一一次亚洲之行。

其他六位是：

阿瑟·坎贝尔（Dr. Arthur R. Campbell），来自美国的BCBA；

戈瑞清·杰佛森（Dr. Gretchen Jefferson），来自美国东华盛顿大学；

苏姗·克莱恩（Dr. Susan Klein），来自美国印地安那大学；

南希·达瑞姆（Dr. Nancy J. Darymple），来自美国印地安那孤独症资源中心；

白崎研司（Dr. Kenji Shirasaki），来自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

海德劳夫（Dr. Horst Heydlauf ），来自德国外交部卫生局。

3月17日下午参加会议的86人和20名记者及专家参观了“星星雨”，美、日、德专家参与了“星星雨”老师的课堂教学并且和部分教师进行座谈。

座谈时专家们给予了“星星雨”教师相当高的评价，Ivar Lovaas教授对王秀卿老师的课堂教学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我知道她实施的是回合操作教学法（Discrete Trial Teaching）,但是我又看不出回合的痕迹，我看她和孩子在一起上课就像在看双人芭蕾。我想把她带回美国。”

2

“星星雨”遭遇了“非典”，我是密切接触者

2003年春天，“星星雨”迎来了第一期家长培训班的58名孤独症儿童及其家长，同时我们也遭遇了一场人类灾难——因感染SARS病毒而导致非典型性肺炎的“非典疫情”。

2003年4月初，我们从各大新闻媒体上了解到“SARS”悄悄的从广东进入北京。“星星雨”管理委员会第一时间采取了应对措施，安排做好各方面的安全措施，全体教职员工和在校家长积极行动起来做好自身的防护、教室通风、全面的卫生消毒等工作。

但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这场瘟疫还是无情地向“星星雨”扑来。

2003年第一学期，中国赴日留学的崔女士因要写硕士毕业论文在“星星雨”调研，调研期间她采访了当期在“星星雨”培训的所有家长，她也和我爱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为她的租住地无法开火做饭，所以她经常到我家跟我们一起吃饭。

4月21日（星期一）下班后，崔女士要去我家吃晚饭。她跟我爱人回家的路上就说自己全身疼痛，感觉有点发热。回到我家后，我爱人赶紧拿体温计为她量体温，温度计显示37.8摄氏度。

她说得赶快离开我家，她没在我家吃晚饭就回去了。

送走崔女士后，我第一时间把崔女士发烧的信息告诉了所有的同事。同事们得知消息后都在为崔女士祈祷，希望她没有感染SARS病毒。

那一夜，崔女士和我们都在恐惧中度过。

我爱人每隔30分钟就用电话和崔女士联系，在电话中崔女士把她最新的体温报告给我爱人，38.9℃、39℃、38.6℃、39.2℃……直到天亮她的体温都居高不下。

4月22日早晨，我帮她拨打120叫来了救护车，她被救护车接走了。

我们安排了其他老师去学校向家长通报了崔女士的情况，提醒家长作好防护和消毒措施，并疏散在“星星雨”培训的家长。

我和我爱人是崔女士接触最密切的“密切接触者”，不仅仅是周一她在我家量体温知道发烧了，还因为周六、周日两天她都在我家吃饭。

4月22日下午传来崔女士的消息，医院诊断她不是SARS感染者，所有的工作人员回到“星星雨”继续工作。“星星雨”给大家发放了口罩、白大褂、帽子等防护用品，但大家还是很紧张。

22日下午至23日早上，崔女士还在她的住所发着高烧。

23日上午我们又一次拨打120帮她叫来了救护车。同时，我们得知崔女士的房东因为发烧也被120接走了，崔女士的房东到了医院后被诊断为“疑似SARS”。

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我们再一次自觉地做了居家隔离的措施。

23日晚上我爱人和崔女士通了电话，她住在黑庄户乡医院，她说：“我已经退烧，但两边的肺憋的厉害，开始干咳，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可能就是感染了SARS。”

24日早上，崔女士咳出的痰中发现了血丝，并出现了胸闷的症状。下午，崔女士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并在19:30从黑庄户乡医院被转出，被送往垂杨柳医院。

因为垂杨柳医院的医疗条件差，所以崔女士要求转入佑安医院。崔女士被送往佑安医院后，佑安医院以没有被确诊为由拒收崔女士，要求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把崔女士送往协和医院，又被协和医院以同样的理由拒收。

经过田老师的不懈努力后，崔女士于2003年4月25日凌晨在佑安医院被收入院观察。

但在崔女士从黑庄户乡医院转出到被佑安医院接收入院观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愤怒的事情，当时我们的防疫部门以及医疗体系在面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向我们展示的是对生命的无视。

2003年4月25日，是第一期家长培训班结业的日子。因为受SARS疫情的影响，没有举办结业典礼，老师和家长没有面对面的告别，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带着孩子各自回家。

在这过程中，“星星雨”做了一件非常正确且令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登记了每一个家庭回家时所乘坐的车次/航班、车厢及座位号，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了北京市疾控中心。

2003年5月11日，“星星雨”工作人员和家长的隔离结束，没有出现一例感染病例。

崔女士在住院治疗期间，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在佑安医院专业医疗团队的努力下，2003年5月崔女士康复出院。

SARS无情人有情，走出“非典”危险的崔女士感动地说：“是你们将一场劫难变成了生命的馈赠”。

“星星雨”的员工在经历了SARS的疫情之后，也更深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爱的力量，更珍惜自己属于“星星雨”这个团队。

3

为了“星星雨”的生存，我们团结起来，共克时艰

因为“非典”，2003年的第二个学期被迫取消，“星星雨”的年度财务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一，员工的工资和其他所有费用只能靠社会捐款。

随着“非典”疫情的解除，为了避免发不出工资而导致员工流失和更加严重的后果发生，“星星雨”全体教师于2003年7月初奔赴武汉、重庆、西安、太原、秦皇岛等七个城市，为当地的家长提供了一个月的“异地培训”服务。我带领了一位年轻教师去秦皇岛，为当地的家长提供了一个月的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专业培训，并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教育需求，为了向不同年龄段的孤独症儿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有效的个别化教育服务，使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及其家庭得到更高品质的社会支持。

我带领赵义开、邓小玲、刘伟、谢玉琴四位老师成立了“少年部”（即现在的青少年培训部），为7—13岁的孤独症儿童提供个别化的教育培训服务，为这个年龄段的孤独症儿童家长提供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专业培训。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星星雨”最艰难的时候，还好我在。

岁月蹉跎！我的27岁在“星星雨”是如此充实而富有意义，我与“星星雨”共成长、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