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庆
言者（言者）的言语行为受言语社区里的听者（listener）强化而习得，强化言语行为的听者逐渐地本身成为控制言者言语行为的区辨刺激，只有在听者（可以是言者自己）在场的情况下，言者才有可能有言语行为出现，听者不在场，则言语行为终止或者消失。
这个在场的、作为控制“言者”“言语行为”的区辨刺激的“听者”，Skinner把它特别地区隔出来，称之为听众（Audience）。所以，“听者”是以“听者行为”强化“言者”“言语行为”的专称；“听众”是以“在场身份”控制“言者”“言语行为”的专称。
与控制“言指”、“复诵”、“朗读”、“内联”等言语行为的区辨刺激影响特定的言语行为不同，“听众”（Audience）这个区辨刺激，控制着一大组不同的言语行为反应。且不同的“听众”控制着“言者”不同的“亚分类的言语行为谱系”（subdivisions of the repertoire of the speaker）。
控制最大的“亚分类言语行为谱系”的“听众”，是这样的语言社区，在这些社区里，那些被称为“英语”、“法语”、“汉语”等等语种（language）的“语言行为”得到强化。
在同一个语种的语言社区内部，许多行话、黑话、方言、俚语等言语行为则被特殊的“听众”控制。一个成年人在他周围的成年人堆里很难说出“婴儿话”，但给她一个孩子，她自然而然地会有“婴儿话”脱口而出。我出生成长在山东汶上老家的农村（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在北京乃至全国我工作的圈子里，即便我想露几手山东汶上农村的土话，也未必就能张口就来，即使来了也还是有几分不像，但一回到老家农村，那些土话就喷薄欲出。
Skinner区分了三类“言语行为”可能性较低的情况：没有听众的情况下；有听众但听者不强化言语行为的情况下；有听众但听者惩罚言语行为的情况下。在最后一类情况下，这样的听众，Skinner专门称之为“负面听众”（The negative Audience）。皇帝、高官、上司、领导都是极有可能成为“负面听众”一族的候选；对于孩子而言，父母也经常在特定的时候成为“负面听众”的候选。心理治疗师对她的患者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惩罚”患者“言语行为”的“听众”。
不仅“听众”因听者行为而成为言者“语言行为”的区辨性的控制刺激，伴随听者行为的其他联属刺激（物理环境，谈话主题），也因此而产生了部分的控制性影响，它们因而也具有了某些“听众”效应。去咖啡馆、商场、餐厅、俱乐部，人们话自然就多；到图书馆、教堂话就变少，前者间接拥有了部分听众效应，后者间接拥有了部分“负面听众”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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