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公众号】特殊儿童康复训练；ID号：e-retrain
各典型国家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资金来源和用途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公共财政投资较大且不断增长，资金来源渠道具有多元化，资金用途集中表现为家庭津贴与生育津贴。在美国，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所需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和社会支持。但由于主张有限的政府责任，所以相较其他国家，美国婴幼儿托育服务费用支出较少。
政府财政主要由联邦政府提供，包括现金援助、税收减免以及保育津贴等形式。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强调个人责任与义务，侧重对竞争失败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所以其现金援助对象主要为低收入家庭；税收减免针对育有婴幼儿且处于劳动力市场的父母，其中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激励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减免儿童税收来促进儿童发展；保育津贴用于为低收入工作家庭提供就业培训。社会资金主要来自企业和社会组织。
长期以来，婴幼儿照料在英国被视为家庭责任。然而，1997年工党上台后，英国推进儿童保育政策改革，大力发展婴幼儿托育事业，开辟了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福利制度模式下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道路。其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财政、家庭付费以及慈善援助等。其中，中央政府对教育部门举办的公共性质托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并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但只有公立托育机构能够获得全部财政支持，私立托育机构只能获得部分费用补助。
此外，英国为婴幼儿父母提供多种类型的生育津贴和家庭津贴。生育津贴包括产妇津贴、法定产假支付、法定陪产假支付、法定收养支付、法定分担父母支付和生育补助金；家庭津贴包含儿童福利和儿童税收抵免、工作税收抵免、收入支持以及普遍信贷。英国为家庭提供的现金福利、税收减免和儿童保育支出在五国中仅次于德国和瑞典。
保守主义福利制度模式的德国既强调家庭在婴幼儿照护中的责任，也高度重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所以近年来德国逐步实施女性劳动者友好的福利政策，通过提供财政补贴来分担家庭育儿成本。其婴幼儿托育支出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联邦政府的支出责任较小。自2008年起，德国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提供婴幼儿托育代金券，为1岁以上的婴幼儿、领取住房津贴和儿童津贴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时间的免费托育服务。
此外，德国还提供生育津贴和家庭津贴。生育津贴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生育津贴和产假补助金；家庭津贴包括儿童福利金、儿童津贴、父母津贴、怀孕补助、单亲补助和最低收入支持。
在瑞典，儿童保育被视为满足儿童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一项公民权利，政府通过国家干预为社会各阶层的儿童提供具有普惠性的儿童保育服务。因此，瑞典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由政府出资和公共提供，地方政府也给予了财政支持，主要表现为面向婴幼儿父母提供的生育津贴与家庭津贴。其中，生育津贴包含父母现金津贴、怀孕现金津贴、父母临时现金津贴；家庭津贴包括儿童津贴、抚养支持、住房津贴、儿童保育津贴以及收养津贴。自2000年以来，瑞典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支出一直处于各典型国家首位。
日本属于东亚福利体系，其福利模式强调家庭、个人和市场的共同责任，更倾向于社会投资而非社会福利，体现在婴幼儿托育服务方面则是强调“家庭保育责任论”。随着少子化危机的日益加重，日本政府在2000年后开始积极介入儿童照顾领域，2010年后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儿童照顾责任，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支持政策来鼓励生育。
其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主要由厚生劳动省进行补助。政府根据子女数量和家庭经济状况设定弹性收费标准，以提高税率增加婴幼儿托育费用。除此之外，政府在托育设施、运营费用以及企业税费等方面对企业主导的托育场所给予财政补助，这一额度高达3/4。此外，日本还提供以产妇津贴、产假补助金、育儿假津贴、护理假津贴为主要形式的生育津贴与以家庭津贴和儿童津贴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津贴。
总体而言，各典型国家均已建立起与本国福利制度模式、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的托育服务政策机制，建立起各部门各司其职、中央和地方权责明晰的管理机制，提供了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类型多样化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并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以家庭津贴与生育津贴为主要用途为提升家庭育儿能力提供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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