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告诉我孩子几个月康复！”孤独症孩子妈妈的求助

以下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教育最优解】，作者duni

2022年4月2日，是第15个世界孤独症关注日。

为帮助儿童康复教育从业者解读行业信号，协助患儿家庭拓展康复技术边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北大医疗脑健康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了《2021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教育蓝皮书》。

网易教育频道于近日采访了来自北大医疗脑健康儿童发展中心的6位孤独症儿童康复师。

清晨5点20分，天还没亮，小刘从小区里出来开始晨跑。从起床到出门她只用了10分钟。

小刘住在北京房山区的良乡一带，良乡靠近西南六环，到市中心的直线距离大概30公里。

小刘住的小区旁边有一条河，叫刺猬河，每天4公里的晨跑，会有一段是在河边。尽管是擦黑的天，只要天气不太恶劣，沿着河跑的那一段还是最舒服。

小刘每次都会跑上40分钟，到6点左右，天已经亮的差不多了。

接着她会骑车到地铁站，然后从良乡线转9号线再转4号线，总共22站地铁之后，最后再转425路公交在蓟门桥东下车。如果地铁上有座，小刘会趁机眯一会儿，睡太沉容易坐过站。

8点10分，小刘准时到公司，这单趟的通勤大概用了两小时。

小刘的微信签名和大多数年轻女孩儿没什么两样：减重、变美、攒钱、留长发、会越来越好。

可是小刘每天到公司要面对的那些孩子，却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入行

小刘是一名自闭症康复师，不过根据中国残联3月4日刚刚发布的官方文件，“自闭症”应该被称作“孤独症”才对。所以应该称呼小刘是，孤独症康复师。

很多人对孤独症是一知半解的，孤独症康复师就更加是一个极其冷门的职业，比如这个职业在大学里对应什么专业，周围有谁家孩子是学这个的？九成九是没有。

“最开始其实也不是自己选的这个专业，我是被调剂的。”小梁和小刘今年都是26岁，小梁当年读的是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

“我们学校上了半年之后有一次可以自己重新选专业的机会，我没有换，我觉得自己这个专业还挺好的。”

小梁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但是周围难听的声音也有，“他们会说，你是不是教那些小孩子时间长了，自己也会变傻”。

和小梁关系不错的朋友在被警告过之后，也就不再轻易冒犯，不过据小梁说，“对朋友特别生气的时候也用武力制服（玩笑）”。小梁是一位男康复师。

“因为我们老家是小地方，大家对孤独症都不太了解，他们以为孤独症的孩子要么就是流浪街头，变成收破烂的乞丐，要么就是因为什么攻击行为进了少管所，长大了就反社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认为，你怎么能整天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

小梁意识到跟他们口头解释很难，后来就找了一些介绍孤独症群体的影片给他们看。

“他们一看才发现，原来孤独症儿童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现在距离我入学那会儿已经七八年了，对孤独症的普及比当年好一些了。我有的同学去其他中学当老师，还会跟我聊起班里学生的情况，他们会关注到一些孩子的行为特征，然后问我这是不是也算孤独症。”

在孤独症康复师这个行业里，本科是日语专业，有过留学经历的嘉玉是稀有动物。不过在嘉玉看来，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应该是上天的安排。

2018年初，嘉玉在一次讲座结束后遇见了一个男孩。男孩见嘉玉在现场落了单，就掏出手机开始跟她聊天。

“他翻着手机照片跟我说，‘这个是我朋友做的蛋糕，这个是我做的，我觉得我的朋友做得特别好看’。”

嘉玉明显能感觉到这个男孩的语言比较简单，但男孩主动找她说了很多话。

男孩是和他爸爸一块儿来的，爸爸告诉嘉玉，他儿子已经20岁了，现在在一家糕点学校当学徒，希望毕业以后可以养活自己。后来嘉玉自己也学了一年的烘焙，每次路过福利机构开的蛋糕店，都会进去买一袋饼干。

3个月后，嘉玉去了日本神户大学，主修心理学。很多人以为嘉玉毕业之后会当心理咨询师，不过嘉玉却“固执的”选择了障碍心理学方向，结果就是在日本，她又遇上了另一个少年。

“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我喜欢看别人打游戏，后来老师就让我和他配对，因为那个男孩喜欢别人看他打游戏。”

“我的日语还不太熟练，第一次给他做咨询非常紧张，结果他听说我是中国人，他说自己特别喜欢中文，问我可不可以教他中文。之后的每一次咨询，他都特意准备一些中国的话题，比如中国的游轮，比如唐人街里奇怪的拉面店……本来我应该是那个‘老师’，结果反而是他处处为我着想。”

就是这个日本少年，因为多年坚持干预，在嘉玉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名优秀的高中生，“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替人着想，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是谁帮助了谁”。

后来嘉玉在微博上结识了一位叫清明的漫画家，清明画了一本漫画叫《星星的孩子》。嘉玉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满是阳光的下午，她看着看着就哭了。

嘉玉通过微博给清明发了私信，清明很快回复了消息，让她加油，那一刻，嘉玉决心要回到中国做一位孤独症康复师。

蔡老师很高兴有越来越多像嘉玉这样的年轻人加入。蔡老师是这行的老兵，从业已经18年，2004年那会儿，她在北京每个月能拿到500块的实习工资，睡单铺。

蔡老师至今仍然清楚的记得自己的第一堂实习课。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接触的主要是失明的孩子、失聪的孩子，当时我在实习，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要教的这些孩子是孤独症，也没人跟我说，带我的老师只讲了一下工作流程。我感觉他是故意不说的。”

“当时是3月份，为了准备那节课，周末的时候我就请了几个同学来一起帮我画美工，画一些柳树、小河，还有孩子们穿着单衣在太阳底下玩。其实这些准备更偏普教，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这些孩子再怎么也能看得懂花花草草吧。”

“当时那堂课本来应该是40分钟。我推门进去，看到十几个孩子，每个孩子后面都有家长辅助。我把那些准备好的画贴上去，然后就开始讲，40分钟的课，我5分钟就讲完了，那个场面非常尴尬。”

“我那会儿嗓子已经冒烟了，讲完之后我就疯狂的喝水，我感觉自己紧张到说不出话。因为一方面是底下有十几个家长，我那会儿年纪还小，但是更主要的，我没想到那些孩子完全不跟我互动。我总不能找家长互动吧……”

当时的教研组组长为了不给压力，就守在门外偷偷看，眼看着小蔡5分钟就讲完了，推门进来救场。“他特别厉害，那种十几个孩子加上十几个家长的场面，他就能hold住。”

当年那个无比青涩的小蔡，18年之后带过的孩子已经上千，其中还包括百余名教师的培训和数十场的讲座。

上千个孩子，就是上千种案例，不过蔡老师说她只会选择性的记住孩子们的美好。

孩子

去年10月，蔡老师见到了那个大小伙子。蔡老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2005年，眼前的大小伙子当年只有2岁。

许多年不见，这男孩发现蔡老师有些发福了，“他看到我很高兴，不过他的眼神还是涩涩的，就这么‘贼贼的’看着你笑。”

见面之前，蔡老师和这孩子在微信上聊过几句，最开始两人一问一答挺顺利，结果突然在蔡老师的一句话之后，聊天戛然而止，“那感觉就像石沉大海了，我就知道这句话他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这孩子现在应该成年了，但是沟通反应还是明显比一般人慢很多。比如我现在讲的这个内容，对他来说有点复杂，他就不理我了，他的眼神就会移开，如果你继续现在这个话题，你就会把他逼得越来越远。”

凭借多年的经验，蔡老师很快发现苗头不对，然后果断把话题交给了对方，“他跟我分享的都是自己关心的，比如他的体脂，他很在意每天的饮食，因为他爸爸有高血压，他也会叮嘱爸爸吃什么不吃什么，他对数字特别敏感”。

这种对数字的敏感，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孤独症儿童的某种天赋，不过蔡老师并不这么认为。

“只是因为在他的大脑里面，正常人社交的那些部分没有占到太多位置，所以他就更专注于比如数字或者其他一些实物。而且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记忆方式也和我们不同，正常人都是逻辑记忆，可是这些东西进到他的脑子里，就像一种卡片或者说照片式的记忆，因为每一样东西都单独存在，他印象就会更深。”

蔡老师记得这孩子当年在普校念书，读到三年级，经常写作业写到凌晨，“回家想玩，玩的时候又惦记作业，玩完之后作业就写不完，写得也慢，他妈妈就说要不别写了，明天跟老师说一下，这孩子也轴，不写完不肯睡觉”。

让蔡老师最欣慰的是，后来这孩子转学去了一间国际学校，还交到了自己的朋友：“老师和同学其实知道他有些不一样，但是大家也都习惯了他的节奏，对他很宽容。”

可是绝大多数孤独症孩子的成长并没有这样顺利。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孤独症孩子在没有被确诊的情况下，被动的藏匿在普通孩子中间，然后真的就这么“孤独的”活着。

小梁的女友是一名幼师，女友给小梁讲过她幼儿园里一个孩子的故事。这孩子只在特定的几个环境下开口说话，比如自己家里以及幼儿园的游乐场所，除此之外，像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家或是商场之类的地方，他一个字都不会说。

“因为这个孩子没有去做过诊断，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孤独症。”小梁说起这个孩子，语气里满是遗憾。在小梁看来，但凡一个孩子能找到机构，开始做干预，那么无论是多棘手的情况，总能让人看到点希望。

刚入行那会儿，小梁也曾遇到过对他冲击很大的孩子：“他会朝着老师身体的各个部位吐口水。当时我就想，如果都是这样的孩子让我怎么教啊？开始的时候肯定有点不能接受，但是后来我知道，其实是有方法可以制止他的，只是当时我还不会。”

慢慢的，小梁见的孩子多了，有打人的，有自残的，比如有的孩子情绪上来了就咬自己的手腕，整个手腕被咬破了，长出结痂之后又继续咬，到最后长出角质层，整个手腕看起来就粗了一圈。

“还有拿刀的孩子……这种都属于在家里被一些不正确的方法‘强化’了”，“强化”几乎是每一个康复师在聊天过程中最常提到的关键词。

“所以康复师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他们通过这种方法得逞，我们要告诉他们正确的方法，然后强化正确的方法。”

难搞的孩子遇了很多，小梁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帮孩子们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想办法解决，所以我就来北京学。面对那些孩子的时候，更多的不是生气，而是不知道怎么办。”

小梁记得大学那会儿老师说过一句话：那些孩子不是奔着要伤害你去的，相比吐口水，一些明摆着的恶意才真的会让人生气。

送一个孤独症孩子去普校过上正常的生活，是每一个康复师的心愿，“比如我之前带的孩子，六一儿童节了，他在学校里的班主任说让做手工送给老师，这孩子就说‘我要送给梁老师’，班主任奇怪，咱们这儿没有姓梁的老师啊，他们不知道这孩子是想送给我。”

小梁说到这个故事有些得意，“带他们时间长了，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可是小梁自己也只有26岁。

25岁的佩琦经常被小朋友咬。在佩琦看来，康复师这个职业就是做两件事：帮助小朋友把自己的需求合理的提出来，然后帮助小朋友跟这个世界顺利的对话。

所以咬人对那些孩子来说，是他们提需求的一种极端形式。几乎每一位一线康复师都被小朋友弄伤过。

“我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爸妈看到我身上的伤口还是会心疼的，小朋友会咬我的手，咬肩膀。”

“但是康复师要做的就是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之前有做过‘换位思考’的模拟培训，就是把我们这些康复师的手绑住，把眼睛蒙住，嘴里含着东西说话，可是即便像这样封住五感去体会，一般人还是很难走进那些孩子的内心世界。”

佩琦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热爱这个行业，她只是单纯的觉得孩子们很可爱，直到有一次和自己的姥爷对谈。

“我姥爷是个小学校长，每一次回老家他都会问我工作怎么样，那次他告诉我，我在跟他说这个行业的时候，眼里是有光的。”

佩琦常说“那些孩子可以治愈我”，但她清楚的知道：想要被孩子治愈到，自己要先在专业上不断精进。

“那些孩子在我的帮助下，真的成长了，进步了，这个最治愈我。不过对我来说，我能做的是提高业务能力，只有我学会了更多改变他们的方法，才能改变他们，才能被孩子治愈，我的内心才能有成长。”

“被治愈”也是爱晨跑的小刘的原话。

小刘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干康复师这行并不对口。在进入这一行之前，小刘接触到的都是普通幼儿园的孩子，以至于当她决定转行的时候，幼儿园的前领导们都劝她别去。

“他们说那些孩子都打人，不要去，但是我当时很倔，我听了这种话之后就更想去了。”不过小刘也承认，在没有接触到孤独症之前，她根本想象不到一个孩子能有这样那样的奇怪问题。

但她很快发现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奇怪”，而是这些孩子的生活有多难。比如最开始教的一个孩子，如果是借助图片来沟通就很快，但就是教“起立”这么一个指令，小刘教了一个月那孩子还是没学会。

“他一直不能理解起立是什么意思。最后这孩子离园了，他妈妈觉得太累了，没有再坚持。也不知道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小刘觉得很遗憾。

不过在小刘看来，相比一个孩子学不会“起立”，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些孩子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宽容。

“我觉得应该从中小学就开始普及孤独症的相关知识，这些孩子最后还是要想办法融入社会，社会上越多人了解孤独症，就越有利于这些孩子的融入。之前有看过一些视频，比如餐厅里有个孤独症的孩子，表现得有点异常，周围人的反应还让人挺心寒的。”

所以康复师对这些孩子的了解，可能还要甚于孩子的父母：“教这些孩子没有给我什么压力，相反我觉得孩子是可以治愈我的，我们在帮助他们，但他们也在帮助我们。”

小刘记得有一次，自己因为一些私事心情不好，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emo了”，结果该上课了，自己一进门就看见孩子笑着跑过来，“当被孩子一把抱住的那一刻，真的瞬间就被治愈了，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单纯最快乐的”。

除了被治愈，康复师也喜欢提到“眼神”这个词：一位经验丰富的康复师，单凭孩子的眼神就能读出很多东西。

晓玉从事这个行业已经6年，她认为自己已经工作很久了。

晓玉说孤独症孩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眼神不聚焦：“如果是一个普通学校的孩子，哪怕他再调皮再迟钝，你只是觉得他在理解和学习上比较慢，可是对孤独症孩子来说，你不知道你对他说的做的有没有进到他的脑子里。”

“他们的眼神是不聚焦的，准确说他们会更加聚焦在物品上，其次才可能是人，在他们的世界里，人没有物品好玩。”

所以康复师在具体的课程里会利用这一点，比如先用物品吸引孩子，再找机会把物品移开，“当你移开东西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孩子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眼睛的”。

可是也有的孩子就连这么一瞬间都很难被捕捉到，因为他们压根对玩具都没有兴趣。有的孩子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不停的绕圈跑，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刻板重复。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太容易介入，我们就会想办法，比如在他跑的过程当中放音乐，然后让他发现这个音乐会突然暂停或者改变，我们把这个声源放在他的跑动路线上，然后引导他去按一下，这样他的注意力才能被吸引过来。”

康复师会根据孩子的不同特征想出各种干预的办法，比如晓玉提到了“惩罚”，当然这个词一定要打引号。

“这个其实是一种对厌恶的刺激，比如一个孩子不喜欢气球，我就把气球拿出来，然后告诉他，‘你想不想把气球拿开，想拿开就要坐好’。”

可是意外总是多过计划，像一些大龄的有攻击行为的孩子，其实已经有能力对康复师造成伤害。‘

“之前一个孩子，6岁，80斤，他被刺激之后会突然拿头撞你，我当时就被撞翻在地上了，但是倒地的那个瞬间，我还在考虑他的安全。最后那孩子是两个老师带他，一个人实在控制不住。”

晓玉说干这行最令她开心的是“今天这个小朋友又做到了什么”，所以最让她难受的，是最近这些小朋友没有什么进步。

“家长们带孩子来的时候，都说就是希望孩子能进步，但是他们不知道对孩子来说，进步有多难。”

晓玉说到这里哽咽了，眼圈发红。

家长

蔡老师18年来见过太多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她觉得如果家长只是着急孩子的进步速度，那已经是不坏的情况。

“比如我在的房山，本地的住户很多，孩子基本都是老人带，老人对孤独症了解很少，能找对医院去给孩子做个诊断，就算不错了。”

可是找对了医院之后，接下来机构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同样关键，“我能不能给他讲明白，他能不能听明白，我要知道这孩子在家里给家人造成了哪些困扰，孩子各方面处在一个什么水平，然后给一个干预的目标。”

蔡老师说起和家长的一些故事，无奈的笑了：“比如有的家长就认为贵人语迟，也有的家长说‘我自己从小也这样’，或者爷爷奶奶说‘他爸从小就这样，现在不也好好的’。”

“我只能说，孩子爸爸现在没有影响生活质量，他能娶妻生子，咱们小朋友能冒这个险放手不管吗？你这么一说，家长就会问，‘那你告诉我几个月能好’，这么问就说明家长对孤独症是完全不了解的。”

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家里的意见不统一。“比如妈妈不认同孤独症这回事，爸爸偷偷来缴费，然后偷偷带孩子来上课，每次都是先斩后奏，结果完了两个人一定要吵一架，最后到了第三次，这个爸爸说实在没办法了，不能来了，要在家缓一缓。”

蔡老师替这样的孩子感到很惋惜：“其实那孩子一直在进步，但客观来说还不能完全脱离康复机构，我们就建议他们家，半天幼儿园半天机构这样。”

“结果他妈妈反问爸爸：咱们去这家机构的目的不就是让孩子能上幼儿园吗？那现在咱家孩子能上幼儿园了，干嘛还要去机构？爸爸就解释不通，最后在幼儿园，那孩子直接就掀桌子，其他的孩子都被影响了。”

小梁作为行业内的新人，在北大医疗脑健康工作还不到4年，他给遇过的家长分了几个类型。

“最常见的一类，焦虑型的，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能好啊，多长时间出效果啊，孩子是不是诊断错了啊……还有无奈型的，没办法他妈非要让带孩子来，来了之后家长自己躺平那种，再就是配合型的，这种家长是康复师最喜欢的，一方面是事无巨细的了解孩子的状况，回家之后再根据我们的建议继续干预孩子。”

不过小梁想说的重点是最后一种，大概可以叫做“指导型”的家长。

“他就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他到我们这儿会教你怎么干预孩子，他认为你的方法不合适。这其实对孩子的恢复很不利：你都不相信我的方法，你把孩子送来干嘛呢？”

这种家长反过来干预康复师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据晓玉回忆说，之前有过一个6岁的孩子，因为马上要上小学了，家长就要求机构在课程里加入一些文化课的内容。

“家长等于把这里当成了幼小衔接班，家长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内容不能随便加。这还是对孤独症缺乏了解导致的。”

根据学界的共识，孤独症并非一般人理解的某种疾病，因其先天性和成因不明而不存在“治愈”一说，所以孤独症是会伴随终身的，通常情况下越早进行干预，持续的积极的进行干预，效果越好。

可是这件事也让许多康复师感到为难：究竟如何让家长面对孤独症的真相？

晓玉坦言每次看到有新的家长带孩子来都会心痛：“尤其家长很焦虑的来咨询，我不能马上就跟他说，这件事需要干预一辈子，他们需要一个过程来接受。通常我会委婉的告诉家长，干预需要很长时间，我会尽可能的给一些铺垫。”

康复师对家长的共情是细致入微的：“我们除了统一的着装要求之外，也要求不能佩戴任何首饰，因为从家长的角度想，他们已经很艰难了，在这种场合让家长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首饰，不合适。”

然而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体会到康复师们的良苦用心，入行7年来，有一件和家长有关的事就让小刘记忆犹新。

“那天早上，组里的一位老师突然生病没法来上课，我们就临时找了代课老师，当时家长也同意了，但还是一直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早说，可是当时的确是个特殊情况，我们也是当天早上才知道。”

“结果那孩子比较认人，在课上一直哭，家长就冲进去把孩子抱走了。回家的路上，那孩子还是一直哭，家长就发了录音给我们，意思是因为今天换了老师，害他们家孩子哭个不停。”

“过了几天，原先那位老师病好了来上课，谁知道这孩子还是哭。当时其实就剩一节课了，家长要求退费，我们商量就是由我直接去她们家里给她补上这节课。后来我真去了，可是这孩子在家里还是一直哭，哭得嗓子都哑了……”

“家长还是坚持要求全款退费，说不然就让我们整个中心都上不了课。”

小刘说当时她已经不知道怎样跟这位家长沟通，最后是领导出面，退了费，整件事才平息。

对很多康复师来说，家长是比孩子更难处理的对象，所以小刘说这行的年轻人，走的和留的一半一半，有一部分人最后转行了。

缺口

康复师的这种人才流失，还是发生在行业缺口如此大的情况下：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网在2017年给出的数据，全国孤独症康复师从业人员只有2.1万人。

5年过去了，从业人数确实有所提升，乐观估计现在孤独症康复师能有10万人左右。可是，中国孤独症儿童在2020年那会儿就超过了300万人。

1:30这个比例，显然远远不够覆盖，更不要说像BCBA（BoardCertifiedBehaviorAnalyst，认证行为分析师）和BCaBA（助理行为分析师）这样的相关高级人才，在中国更是十分稀缺。

令人欣慰的是，国内现在报考的人数越来越多，像小梁和佩琦他们都在备考BCBA。不过这个考试难度很大，除了本身需要不少于1300小时的净带课时间作为门槛，考试也是全英文。

小梁就感慨现在中国的行为分析师太少：“2018年我毕业那会儿看过一个资料，在美国，每一个州，每一个社区都会精准的分配到这样的认证行为分析师，但是在中国，有多少？三五百人？”

当然这个缺口如果往根上回溯，问题出在高等教育阶段。

“我上大学那会儿，老师告诉我们，现在学校教的这些内容，要比最新的研究成果落后3到5年。如果是大城市里的好学校，也许能跟上进度。在河北省，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只有三个高校有这个专业（特殊教育），我上大一，同专业第一批学生还在上大三，所以很多都还处于摸索阶段。”

晓玉和小梁都在河北念的大学，都是2014年入学，现在同班同学里只有晓玉自己目前还留在北京打拼：

“一个班大概60个人吧，最后只有四五个真的从事了这个行业，其他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教培机构，当然去年双减之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晓玉说起自己的专业，多少有些无奈：“别说其他人了，很多同学当时进到这个专业也不知道‘特殊教育’是干嘛的，以为是教音乐美术体育，他们理解成了‘小学副科教育’……”

可是如果说特殊教育的对象其实是一些“需要被特殊照顾”的孩子，那么康复师这个行业又难免被人拿来跟医护人员做比较。

晓玉说其实完全不一样：“医生护士面对的那些病，是能一眼看到头的，根据医学知识，大概能判断病人多长时间能恢复健康，可是我们面对的这些孩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干预几年之后能大概过上普通孩子的生活。”

“医生开的同一个方子，也许能治好几个人，但是世界上没有两个孤独症孩子的状况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同一个孤独症孩子，也许换一个康复师效果会不一样，比如晓玉就认为男康复师也有他们的优势：“男老师的气场会更足一些，像男孩子们也更容易和男老师玩到一块儿去，男老师可以带着他们做一些运动。”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小梁刚入职北大医疗脑健康的时候，整个中心总共也就4个男老师，女老师差不多有60个。所以男老师是孤独症康复师这个行业里的，缺口中的缺口。

“上大学的时候，整个教育学部，算上学前教育、小学教育那些，好几百人，但是总共只有9个男生，而且这9个里头有8个还是我们特教班的。其他班里一个男生都没有，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比如幼教，一个大小伙子在幼儿园里带小朋友还是有点怪怪的。”

“我们特教班的8个男生里头，最后做这行的是3个人，其他那几个，有自己创业开店的，或者完全转行去了别的公司，因为要么是觉得康复师这行的待遇不太能接受，或者是工作环境跟自己想象的差别太大。”

至于男老师的性别优势，小梁倒有自己的见解：“孩子见到男老师之后普遍会收敛一些，当然也有见到我们就哭的。我感觉是因为害怕男老师的外形，可能在家里爸爸就是很严肃的形象。”

男老师稀缺，也不代表女老师就足够。幼教专业出身的小刘就盼着有更多学妹能加入这个行业，但是现实并不美好：

“一方面我会向学妹们介绍康复师这个职业，然后我也给hr推荐了幼师这个专业，我认为像我们掌握的手指操、律动、跳舞这些，哪怕是面对孤独症的小朋友，在互动的时候也会有优势。可是真正幼师专业的学生，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些孩子，心里难免有顾虑。”

孤独症康复师难以被理解，其实也有职业伦理的问题，康复师们私下要承受的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我们的职业，自己都不太愿意往外说，因为涉及到孩子们的隐私，我们不能向外人透露太多。可是因为我们不能说，周围的人反而乱说，有些话让我真的很生气，比如有人说‘我自己也是孤独症啊’，这种玩笑话让我很难受，这个事情是不能拿来调侃的！”

之前一直语调轻柔的小刘说到这里有些激动。

自己

如果从实习开始算，26岁的小刘在这个行业已经打拼了10年。

她用5年的时间在职完成了首都师范大学专升本的学业，现在已经升到了教学组长的位置。在北大医疗脑健康，职业生涯前期晋升的阶梯是从康复师到班主任再到组长。

做了组长之后，小刘的主要工作从“带课”变成了“看课”，也就是观察组里其他老师的上课情况如何。

“首先是看每个孩子欠缺的技能，组长的职责是为每个孩子的干预训练制定一个教学大纲。到了课上，我会在旁边看，发现了问题会现场指出来。”

一开始小刘也觉得如果突然打断上课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但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现场打断是必须的：“快速的指出来，速度要快，如果老师这个地方做的不对，一定要立刻纠正，这样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做法。”

相比起“带课”，“看课”也是一门手艺，两个老师同时看一节课，像小刘这样经验丰富的组长就能观察到更多的细节，“比如安坐、对视、呼鸣这些环节，每个小朋友各自做到了什么程度”。

晓玉现在也是组长，如果说最开始的工作是围绕孩子写每天的教案，累的时间集中在上课期间，那么现在的脑子更像是连轴转，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看课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也要高度集中，然后很多事情是等到下课之后再去想，去复盘，日报、周报、月报都不能少，每个月的数据进展，下个月的计划制定，基本上所有的老师都在加班，这已经是我们的工作常态。”

从第一年入职北大医疗脑健康到现在，晓玉总共换过6个住处，前两个地方是公司提供的宿舍，自己搬出来之后因为租金的压力，用晓玉的话说“反而越搬越便宜了”。晓玉现在的房租大概是每月2000多块。

“如果老家也有这样的机构，其实是想回去的，毕竟北漂还是没有归属感，在哪儿帮助孩子不是帮助呢？当然选择留在北京原因也很简单，这里的案例多，可以积累到更多的经验。目前这个收入，养活自己没问题，不需要家里补贴。”

小梁一直跟自己的发小合租，发小是个程序员。小梁说因为两个人从小玩到大，就像亲人一样，“我跟他说过很多工作的事情，但他不关心那些，他就关心我累不累，挣的钱够不够花”。

“大家都知道程序员的收入很高，其实最开始也有羡慕过，但是后来觉得还好，你看别的行业因为疫情都受了影响，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公司一直在发展，而且对老师个人来说发展空间也很大。”

因为要备考BCBA，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小梁用来刷题了，和女友在一起偶尔也会聊聊各自的工作，毕竟在做幼师的女友也算自己的半个同行。

“康复师这个行业，比较难的一件事是给孩子制定发展标准，有时候这个标准会失衡，会对孩子要求过高。比如安坐这件事，能安坐多长时间算达标，这个得以普校孩子作为标准，所以她也会跟我聊起幼儿园的孩子们，我就知道一般坐成什么水平就算可以了。”

恰好，小梁那位程序员室友最近在开发一种早教玩具的配套游戏，玩具是用木头拼装成吉他、汽车、望远镜之类的，然后有声光电的效果，这些玩具会被连接到早教游戏上。

“我给他说过，你们开发这些玩具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孤独症这类特教孩子，他的反馈是，那样的话面对的人群受众还是太少了。”

康复师总是在替孩子们寻求帮助，所以也一直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遗憾。佩琦当年的同学现在分布在北方的几个省会城市，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能来北京干预，效果当然更好，“在衡水也有一家这样的机构，孩子不能来北京，恢复可能就慢一点，但就怕给耽误了”。

不过佩琦觉得北京的交通实在太不友好了，原本单位在房山提供了宿舍，三室一厅条件挺不错，但是因为地铁太挤，佩琦还是选择搬到离公司近一些的地方。

佩琦现在还是异地恋的状态，对象在山东，所以自己的周末生活也显得非常简单：除了备考BCBA，就是自己做个饭，然后刷一会儿手机，唯一能算放松的事情就是多睡会儿觉。

跟佩琦聊天，你几乎感觉不到她身上的压力，甚至行业流动这件事在她眼里也显得特别朝气蓬勃。

“现在比起三年前我刚来的时候，真的好了很多，在单位里感觉源源不断的来了一些新人，专业有学前教育的，心理学的，大家都来从事这个行业了。”

佩琦记得有那么一次，上完课之后，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可能是因为实在有点累了，需要缓一缓。她就这么静静的坐了一个小时，但是到最后脑子里还是在想以后上课怎么能更好一点。

按一节课40分钟算，康复师一天上6-8节课都是常事，但佩琦说自己体力没问题：“还好，毕竟年轻嘛！”

治愈

在采访过程中，前后有三个孩子突然冲进了房间，有个孩子就直接爬上了沙发，伴随着门外那些撕心裂肺此起彼伏的哭声。

这是对康复师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场面。小梁笑称以后自己有了孩子，现在学到的一些方法恐怕很难用上，因为做家长的难免会失去理智，自带一些美好的滤镜。

不过孩子终究是这些康复师坚守岗位的全部意义。晓玉承认在最丧的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选了这个行业，“也许做别的能赚更多呢？但最后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就想去带这些孩子”。

都说孤独症儿童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在小刘看来，康复师就像是照亮孩子前路的人，或许，康复师就像那些星星旁边的月亮。

孤独症其实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孩子会一天天长大，但他们终其一生都要有人牵着走。

都说孤独症不能被治愈，但我们可以被治愈——

如果我们停止愚昧，停止忽视，停止偏见，停止歧视，停止那些将“差别”视为“异类”的自负，当我们真的理解了这些孩子，当这些孩子能够越来越顺利的融入社会，孤独症实际上就是被治愈了。

而康复师，就是第一批被治愈的人。

嘉玉在讲述她的故事的最后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很辛苦，而我很幸运的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孩子们也给了我很多惊喜，所以我确实没办法把这件事描述的很辛苦。”

（守护孩子的，当然还有妈妈：“我还不能死，我要看着我的女儿出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