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琼：服务监督委托初探

2022年11月27日，康纳洲主办了“孤独症成年服务——个案管理与社区支持”线上交流会。本篇是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秘书长张凤琼老师的发言内容，获授权整理为文字版并发布。编辑整理：匡炜；校对：佳洋妈妈；排版：罗杰熙。

刚才很认真地听了卢莹分享，之前我和上海的陈戎东老师在交流一些培训内容的时候，尤其聊到了个案管理。因为他可能在这一两年参与的比较多，在一些家长群里聊这些信托等等的话题多，他就会觉得家长好像是挺焦虑未来孩子安置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卢莹的分享对其他的家长是蛮好的一些实践经验，一是可以相信自己的孩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他是能够照顾好自己的，但是在相信的同时，其实还是要给他一些机会，所以我又看到森森从小到大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去实践“我也能行”这样的一个过程。

1为什么要建立监督机制？

我们跟陈戎东会聊到家长把“我不在了以后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想象得很大。其实我们需要将这些问题开始进行一些拆解，可能我们一直都是把它变成一个打包，就很想找到一个像自己作为一个父母这样的角色，替我们去照顾这个孩子，或者是去看他以后的那些生活的安排。但我们能不能先从像刚才说的，就是先从当下开始，哪怕让他去买个菜，让他开始煮饭，他开始自己去做一些他能够去做的事情。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让很多的服务能够放进来，如果一直都是依赖家庭，其实我们还是没办法让别人知道孩子需要些什么。

今天，有戴榕老师聊到的我们的资产怎么去管理，包括通过信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理财的产品，还看到郑虹老师介绍一些个案服务。还有包括卢莹的儿子森森作为一个受益人，一年多的时间卢莹是怎么去使用这些服务的。其实除了干服务之外，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直接的服务，像就业辅导员等等。我想要探索的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服务下面，我们怎么可以去建立一个服务的监督机制？

守望前几年一直在谈服务监督这个事情。那时可能更多的是在做一些公共服务或者是一些基础服务。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如果在一些个别的家庭有这种需要，找到一些第三方来替他去做这个监督的角色，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委托？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介绍是“委托”，就是关于个别家庭来委托我们去找第三方来做一个服务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探索。

我是从1997年开始入行，有十几年是在机构里从业，到2015年，我转到了家长组织里去做一些工作，目前我是在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 

今天，我还是从三个方面来介绍我们的经验。第一，为什么我们要监督？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监督委托的服务，或者叫做产品，我会从四个角度来介绍我们设计的服务监督委托的过程。我们先厘清了一些现在的家庭的需求，还有在未来托付的情况下他的目标是什么。基于这些，我们开始去做了一个设计，在这个设计里面，我们考虑到了各种的利益方，在我们整个心智障碍者未来托付里面，可能担当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另外，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设计策略之后，就开始要形成在整个服务监督委托里面的一些逻辑，还包括我们整个核心的技术。 

从厘清需求的角度，戴榕、卢莹两位老师已经从家长的角度谈到，比如担心自己有危机情况的时候，有没有人来了解我的孩子？他有没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助或者是困境？其实促使我们当时很快速地去做服务监督委托的事情，也是受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鄢成的事情带给了我们一定的影响，会觉得很多的事情不能只想，还是要把它变成实践。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也一直在想，给孩子留一些财产，包括我们的房子想交给某一个亲人，让他来替我们的孩子管理。这些心愿其实一直会有家长提出他的一些想法。他们也会想到，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孩子被别的人来照顾，照顾他的人有很大的权利，包括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他的社会监护人，或者是替我们家长去照顾他，我们已经授权了这样一些人，在替我照顾孩子的时候，他其实是享有了非常大的权利。我可能把我的财产也交给了他，我把我的信托怎么去使用的权利也交给了他。

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在有这么大的权利的情况下，当我不在了以后，我的孩子意愿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被我们安排这些照顾人去侵害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是家长会遇到的比较普遍的一个担忧。我们会从这些担忧中梳理出家长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服务一样，我们很希望有人来了解我的孩子他真实的意愿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并且能够及时地跟进他的这种需求和意愿。另外一个，就是有人能够合理地管理我留给孩子的一些财产，能够为我的孩子选择他所需要的、适合他的服务，保障他的生活品质。第三个，就是有人可以监督服务的质量。就是我选好服务后，可能交托的这个人（亲人）他是很好的，但是他不懂我们心智障碍者的服务，他也不知道此项服务好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觉得，我在的时候还能去监督服务的质量，我不在了以后会怎么样。最后一个，当我的孩子遇到了欺负或者是危机，他的权利受到侵害，他个人遇到危机的情况下，有没有机会求助？有没有人去援助他？

从这些担忧的背后，我们要细分到他背后的需求，所以在整个服务监督的过程里，所有要达成的三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让心智障碍者的父母在或者是不在的时候，都享有符合他（可能包括我们父母，也包括我们心智障碍者本人）的意愿和需求的服务，并且要有品质。所以在这里很重点的一项就是他的意愿，这里的他，在服务里我们还是以个案，以心智障碍者的意愿和需求为核心，而不是说我执行的是父母的，或者是他人对他的生活安排。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尽量地避免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第二步，我们梳理了这些问题以后，就开始设计整个服务的策略。我们监督服务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心智障碍者，不管他的父母在或者是不在，都可以享有符合他意愿和需求的服务，实现有品质的这种生活。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在后面我们所监督的服务就不纯粹是固定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最后在监督服务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服务就是他的个案目标、个案计划，来进行一系列服务的监督，重点是以他的意愿、需求为核心，还有避免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在我们思考所有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两点排除的策略，第一个是，不一定要通过监护的制度来进行服务的监督，另外一个就是信托它可以作为我们所有服务安排里的策略之一，但不是我们提出整个服务监督委托里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不管心智障碍者他有没有被宣告，或者是他有没有一个被委托的监护人，他也可以成为我们委托守望去进行这个服务监督的条件。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家庭有没有去办理信托，也不是我们接受服务委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这样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在跟家长签这些委托的时候，我们就很强调这样的一个条件。同样我们也希望各方能够跟心智障碍者本人产生直接的联系，不是说只是通过父母或者其他的一些人来跟我们进行联系，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他本人支持的网络。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不想有一个需要有多个利益方在参与的，能够跟这个本人建立支持的网络？

举个例子，在刚才里面我们有服务方、个案评估方、信托，还有一些亲属，包括我们的服务的监督方，这样实际上在我们未来孩子的生活里，它是有一个支持网络的，它不是只建立在单向的主体里面。这是我们非常去强调的点，也是后面为什么“守望”在跟家长去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家庭也会跟我们聊，说我想办理一些遗嘱，我能不能让守望成为我的遗嘱执行人？我想给孩子去接受一些服务，这些服务的监督方能不能是守望？

另外就是，如果守望能够成为一个个案管理中心，守望能够给我的孩子评估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未来我的信托，守望也可以作为指定权人去通过你的评估，替他选择一些直接的服务方等等。因为有一些家长，确实是很信任有这样的一些机构，替他全权的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在我们的整个设计里，我们希望各方都是独立的，能够直接与心智障碍者产生联系，这个考虑除了有一个权力制衡的目标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他本人的一个支持的网络。

我们简单从一个案例来看，现在的情况是家长给我们办理委托之前（假设小明妈妈就是我们的家长，她是他的亲属，或者是他现在的监护人），她现在要为小明做的事情，就是选择他需要的服务，为小明的服务去付费，就是给机构每个月或者是定期的去交付该服务的费用，同时他要对该服务的质量好坏去进行监督。这里我们用服务提供方们，不只是单一的。就像刚才森森一样，他可能要有健身的（健康方面的）、就业的、个案管理的，还有直接与他同住的一些人，所以他的服务提供方是非常多的供应商，我们目前其实都是由家长做主要的几项事情。 

下一步我们在未来就会变成另外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小明妈妈作为委托人，那我们就需要将现在一些家长所负责的所有事情委托出去，我们就会签订一些委托协议，这些委托协议里包括我们需要有给小明选择服务的。举个例子，像刚才郑虹老师说的，她有一个个案管理服务，那他就要去选择这个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别的人去替这个服务来付费的？刚刚提到的我们现在的特殊需要信托，他可能会从信托账户里去支付这些钱。同时他也需要去监督个案管理服务，包括其他一些直接的服务，他需要去签订一个委托服务监督，让服务监督方替家长去做服务监督的功能，就变成他有至少三个以上的委托协议，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把现在自己家长所做的事情委托出来。所以我们会说到，我们可以委托给一些亲属，就是他的手足或者是其他的亲人朋友及机构（如个案管理的）。 

第二部分是付钱的板块，在这里我们有信托，或者可以把钱交托给一个亲人或者是朋友，写明每个月要支付多少的经费。另外就是服务监督，他可以跟守望去签订服务监督的委托。所以在第三步中，服务监督委托形成了服务的付费、服务的提供、服务的监督三方，我一步把它全部整理出来，大家就会看得到。首先我们会有服务监督，这里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如果说家庭他是办理了信托的，我们就会去监督这些家庭，是否有定期的付费去给到这些服务方（管理钱的），有没有选择一些优质的服务。

另外一个，我们监督服务的板块监督的是服务的质量，包括他们有没有根据小明的意愿，或者是根据服务方案，提供直接的服务给到小明。服务方这边，就是刚刚说到的，他有没有定期的去付钱给到相关的服务方。这一系列，在我们的服务监督里面，其实是可以委托出来让守望去做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

大家会问到服务监督究竟监督什么呢？我们主要监督两个大的板块，一个就是是否存在侵害，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心智障碍者），有没有在服务的过程里受到了打骂的情况。第二个部分是有没有恶意地使用，或者是转移了我们受委托的财产，不管是在信托里，还是我们通过遗嘱将自己的钱交托给其他的一些人员替我们来管理的，他有没有恶意地去使用或者是转移了。第三部分，我们也会去监督是不是有隔离、阻断、垄断服务对象跟外界（其他的人）联系。其实这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未来的监护人，就是监护人如果不允许别人去探访他，别的人也就没办法去跟他进行一些联系，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呢？我们在服务监督里，其实也会重点看这一些。

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是否符合他的需要？这里面主要看服务的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整个服务的过程是不是充分的，让我们的孩子有表达他的意愿和需求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不是有机会去进行一些选择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服务是不是回应了他的意愿和变化。

举个例子，可能他现在是在独立居住的，但是他在下一个阶段，可能需要有一些的辅助才可以独立居住，但我们可能嫌麻烦，直接可能就让他去了一些集中性的托养机构里。所以我们会看得到为什么要去定期监督？就是要看我们的服务计划，是不是根据我们的服务对象的不同阶段的意愿变化，进行一些调整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服务对象的一些意愿，是不是有被准确的理解到的。最后，就是我们的服务，是不是满足到他的需求。这个是在我们设计这个逻辑的时候，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就是我们的委托人，其实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的家属），受益人例如是我们的孩子。

绿色的板块一直走的是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我们的监理是委托人通过一个委托授权，有一些财产管理者替我们未来做该服务的付费。另外一个，是他的钱开始通过付费支付到服务方（很多的服务方），他可能来提供各种的直接服务，包括我们的个案管理服务。如果我们有个案管理服务，其实是可以通过他的评估、服务方案、资源链接，帮助我们的受益人对接到相应的一些直接服务。

在这个过程里，“守望”通过监督来监督该服务提供，守望通过监督来监督财产管理，就是他有没有定期去按照约定来做付费，这一系列核心的技术是一个需求的评估，另外一个就是要根据需求评估，来签订委托的协议。这里面的重点：一个是我们的整个评估是独立的。

举个例子，我们也有一些家庭，可能请了个案管理中心替他的孩子去做评估，但同样的，守望的评估是一个独立的，我们评估了以后来匹配，会看到这些个案管理中心所提供的评估是不是刚才提到的，他有没有准确的理解到。让家庭可能多了一个对比，他会看得到我们的个案管理中他所提供的个案服务，是不是充分的满足到了我们孩子的需求、意愿。 

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签订协议？在各方的服务合同里是非常明确了，要接受第三方的服务监督。举个例子，某个家长可能签订了信托，我们也会在信托的协议里明确到，已经委托了这个第三方“守望”来进行该信托的监督。如果我们家庭跟服务机构签订了服务的协议，在服务协议的里面也要提到，他已经委托了守望进行第三方的服务监督。这样的权利义务，都需要充分的在合同里去明确，而不是一个口头的承诺。其实小明妈妈还是小明妈妈，只是通过一个协议，里面要明确接受服务监督。刚才提到了要充分了解小明的需求，第一部分就是要对直接的服务、付费进行监督，另外一个就是维权的（权利的这个维护），我们也会在协议里有一个选项给到家庭。

举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家长还在，如果小明有被侵权了，我们用家属或者监护人的身份是比较容易启动一些的诉讼。但如果未来父母都不在了，万一发生了侵权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事先地去做安排，让“守望”有权益去启动法律的程序，不然我们是没有权限到法院里去进行一些程序的启动。所以，在服务监督里，其实也包括了他万一在监督的过程中，发现了权利被侵害的情况，我们怎么去启动替他去做权利的维护。

2守望的委托监督服务实践

因为我们有了一系列的准备，包括我们梳理了整个服务监督的一个框架之后，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就说我们不能纸上谈兵，我们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是实践，让我们的理论是能够充分的被验证是不是可行的。所以，在去年（2021年）到今年，我们也是跟本地的一些家庭进行了一个实践，家庭通过跟“守望”去做具体的委托，来验证一下我们整个过程是不是可行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前期做了一些宣讲，让家长充分的了解到未来托付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概念，也介绍了我们整个服务监督这样一个产品。另外我们开始了该案例的实践，在去年的九月到十二月，我们分别跟两个家庭进行了推进，然后又跟家庭开会，我们根据家庭的实际的情况，他们正在准备的一些服务的安排、财产的安排，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告诉他们在进行一些财产的安排的过程里，该怎么建立监督？在开始使用第三方服务的时候，怎么在服务里建立服务监督的机制？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两年已经小范围在开展的一些工作。

刚刚提到我们要进行监督，怎么去监督？监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这边，就跳到了我们“守望”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它是我们第二个案例。为什么不用第一个案例？是因为第一个案例是“守望”自己的创办人廖艳辉女士，我们用第二个的原因，因为他可能没有身份的标签，我们会把它当一个普通的家庭来看他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案例，就是这位心智障碍者是一个24岁的独生子，他跟“守望”签订这个委托，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成为委托人，因为这个心智障碍者本人，他是没有做宣告的，所以他本人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责任人，他本人也是作为委托人，并且包括了他爸爸、妈妈。

他在今年的六月份，正式地接受了广州慧灵的一个服务，但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全天的服务。他本人是深圳的，为了接受这个服务，他自己在广州独立的租赁了一个公寓自己居住，同时他白天去慧灵接受服务。当然他公寓的住宿服务，也是会接受一些慧灵个案的支持。所以，我们会对他的服务进行一些监督，这些服务的内容都会写进我们整个的委托协议里面。因为我们要了解未来监督的事情，要了解个案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所以我们去参与了他做整个个案评估的过程，也参与了他的一些评估，包括参与了他的个案会议，就这样我们会充分地知道他会跟第三方（慧灵）建立怎么样的服务内容。

我们也会跟他签订一个委托协议，同时因为我们跟家庭的委托的关系是在先的，跟慧灵的服务是在后的，所以在他们家跟慧灵签订服务协议的同时，我们也会提醒家庭在跟服务机构签订协议的时候，必须要将已经委托“守望”进行第三方服务监督的事项要告知机构，然后还要进入到机构的服务协议里面来。虽然我们有跟该家庭快三个月的时间，在聊包括他的一些法律的安排，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家长还没有这个意识，就是他跟慧灵签订服务协议的时候，服务协议的草稿在发出来的时候，家长并没有把该要求加入到机构的服务协议里面来。我们看到了以后，提醒家长不要漏了。

家长在签约的时候，首先要有法律的意识，同样也需要有一些法务的支持。另外我们也会给慧灵发一个正式的函，告知我们会进行服务监督的内容是什么，举个例子我们的频率，包括（慧灵）要配合的一些事情，例如说他的一些服务的、平时的一些记录、他的一些服务的档案，这些我们都会非常明确的在协议里说，我们是有权利去呼应和做存档的。像这一些，每次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服务人员，配合我们进行访谈等等。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等于我们跟该家庭已经建立了协议的关系，那我们就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服务监督小组。目前我们监督服务小组的每一个家庭是一名社工加两位家长志工，作为专属的家庭服务监督小组，我们会跟这些小组成员讲解我们整个服务监督的内容，包括我们的流程、工作原则。因为每个家庭的特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组建的这个小组，也必须要很充分地了解到委托家庭的具体情况等等。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我们协会内部的管理文件，还有一些规范，包括我们要跟监督成员来签订一些保护隐私的声明等等，这样我们也会为未来的工作标准化和细化，做到一些充分的准备。具体的这种监督工作，也会有一些日常性的，日常性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深圳，个案接受的服务是在广州，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群，定期了解一些紧急的情况。

举例，他最近可能在广州，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紧急情况，例如说他被深圳赋了红码，案主对于这些情况是很敏感的，同时他会很容易出现一些焦虑，然后他的情绪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反应，这些情况其实会出现被邻居报警了等一系列情况，我们日常就会进行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我们还会定期的探访，通过探访来进行机构的服务监督。我们目前跟该个案签订了一季度一次的探访。我们到机构，基本上就是到他生活的场所里，了解他的日常情况，也会访问他的服务主管，包括他本人。我们不会只听一方的意见，我们也会充分的了解这个个案，表达他自己在这里对于服务的满意度，还有他对于该服务的一个需求等等。

监督完了以后，其实我们还是会形成一个书面的报告，另外我们也会开一些线上会议，跟家属去汇报监督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和给出的一些建议。当然我们目前发现的问题，就是机构式的服务还是比较单一的，非常需要很快速地去调整到我们现有的一些个别化的服务内容。这对于守望来讲，我们同步也会做很多的倡导工作，通过这样的操作，影响我们未来怎么去推动更多元的服务，也是带来了一些思考。

我们会觉得目前这种多方的协作机制，其实是有待完善和明确的。例如我们目前很多时候家长很难去界定服务监督，虽然我们有协议，但是服务监督方他承担的服务内容范围是什么？边界是什么？服务直接方像慧灵的角色，它应该要做哪一些的事情？通过小半年的尝试，觉得目前的多方协作的机制，还是需要继续地去完善和明确下来。

好处就是，我觉得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真实的生活的情境里去发现问题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在真实的情况里去处理一些事情。我们也是一个服务监督提供方，它会让我们积累很多的支持服务的一些经验和应对策略。

另外，就是不同的家庭成员，也是有机会来体验的。举例我们有一个委托的案主，她可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的，之前妈妈只是一直说，以后你可能也要关照一下哥哥，然而她很难理解要去关照或者参与这里的一些具体任务是什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实践案例，会让未来可能有机会替代妈妈参与一部分手足的一些支持的其他普通的兄弟姐妹，他们其实也会更好地去消化和理解，同样他也有机会去学习。

之前我们的这两个案例，尤其刚才分享的这个，他之前一直是依赖妈妈，现在这半年时间虽然也有很多状况，但是妈妈在孩子遇到一个情况时，她会觉得我有很多的支持，如果她的服务方不停地给她发短信或打电话，问她现在要怎么样该怎么办，她就会知道背后会有慧灵和守望的工作人员会支持她。

例如像现在的疫情，其实我们当时想要去探访她，一直没有办法在原计划的八月去探访他，那怎么办呢？我们用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探访志愿团队里，我就找到了广州的卢莹，她也是我们的家长，然后她本人也在广州，我们让她参与到这个个案，他在广州接受服务。当我们整个正式的探访没有启动的时候，我们先让我们的一些委员，给他打电话，或者是私下近距离地去探访一下他，他会感觉到有一个支持的网络，不再像过往那样，他身边谁都不知道他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会让心智障碍者开始搭建了一个多方参与的平台，有妈妈关心我，也有守望在关心我，也有一些慧灵的老师，甚至有一些信托公司的人也会定期过来关心我，他就会发现我还是有挺多的直接的支持网络。

对服务方不管是管钱、管权，还是直接提供服务监督的，我们都会帮助到大家，不断地去完善我们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内容，包括我们怎么去细化管理执行的标准和流程。举例说守望是做服务监督，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具体的案例反过来推动我们去思考，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些危机情况的时候，我们启动的流程是什么？我们怎么把一些服务内容进行一系列的优化，来回应我们的服务监督案主的需求？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案例，帮助到我们在组织内部的管理流程更细化、有一些标准化。

另外，因为有多方的协作，反而能够加快服务方去思考服务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不然的话可能大家都停在原地，机构层面仍然以他们理解的传统的这种机构式的服务来提供他的服务。现在因为我们有了更多元的需求以后，他就开始思考到未来的整个社会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服务方式是不是也应该要去进行一些调整。

刚才的案主的举例，在过往可能我们很少看得到，他们要去支持一个独立居住的案主的晚间生活，要么你要来我的社区家庭住，要么你要回自己家里居住，要么你可能在一个托养式机构里居住。但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或者你开始自己独立居住的时候，他就要延伸思考，对晚间独立居住的心智障碍者的支持是怎么来做呢？这一部分我们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推动机构方的思考。

3下一步的计划

刚才我已经聊到我们在做的一些具体困难，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展开讲。下一步，这个事情其实真正启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包括现在疫情等等，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情况，对未来也会有一些思考。一个是我们家庭的预先的认知、对未来的托付，很多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家长把未来托付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进行一个打包，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又要开始规划我的房子、又要规划我的一些财产，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焦虑的。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到了50岁或者是80岁以后才开始想这个事情？还是像刚才卢莹说的，在我们思路还很清晰、很年轻、还有精力去折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将这些事情进行充分地了解？所以我们会觉得提高家庭的预先的认知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我们的孩子现在处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多岁，当我们家长开始去了解未来托付的一些话题，包括他的法律，包括我们应该怎么去优化我们现在的资产管理，不管是通过信托，还是通过购买一些有增值的保险产品等，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充分的准备，而不是我现在就拿出200万或几百万出来，还是我只是先开始进行一些规划。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所有的这些安排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一个监督？我觉得现在新时代，包括在一些很发达的城市里，很年轻的人就开始去立一个遗嘱，我们会觉得它未来应该是一个被推广的。这时我们家长需要思考到，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到很老的时候才开始去立遗嘱，我们立了遗嘱的同时，有没有思考到其实我们的遗嘱执行也需要被监督的。监督机制也希望在家长安排各种各样法务的时候，能够预先的了解到监督的重要性。

还有，当然就是直接的服务我们的家长，其实对于孩子未来成年以后的服务需要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机构就能解决他的服务呢？可能有健康的需求，有一些福祉方面，为了满足一些生活质量的需求，还有其他的一些需求。这些服务是不是也可以有很多的充分了解？

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搭建多方协作的机制，其实现在还是挺匮乏的，我们就要创造更多的利益方坐在一起来研讨。举例说我们一些信托公司，他其实也蛮关注我们群体的。我们也会将一些想法、一些家庭的特征、家庭的一些状况，还有对未来托付的一些想法、担忧，都能够充分的让相关的利益方去了解到。包括我们的监督机制，像我们很多的家长，其实不太懂得怎么去使用律师的服务，律师也不知道我们的家庭究竟想要怎么样的一些帮助，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让不同的利益方都能够坐在一起，互相对齐我们的一些信息。其次就是我们要扩大整个案例的积累，

目前我们只是有两个家庭开始接受委托监督服务，不能充分代表我们的群体，因为每个家庭的差异性很大，我们心智障碍者的需求，还有他的服务的需要，也是差异性很大的。未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去更多地扩大我们的案例样本。

最后，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不管让家庭在办理遗嘱、监护、信托，还有一些居住的安排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安排的时候加入监督的环节。当然从我们内部里，从我们怎么去执行监督的专业团队，我们也开始要去建立，目前我们可能除了社工、家长之外，我们实际上还需要更多元的一些，例如可能在这个过程有一些健康的，其实我们监督专业团队的背后，也包括能够在未来，可以去及时评估一些健康、法律等等。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在未来两年提出了“美好生活  心智障碍者未来托付”在深圳的试点计划，这个阶段我们会重点围绕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继续去做一些探索。

简单来说，我其实是从去年和今年，开始做建立服务监督委托的探索，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以后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跟在座的各位去做交流。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