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标准的局限
如今，被诊断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孩子越来越多，2020年3月27日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监测结果显示，ASD患病率上升近10%，占到美国儿童的1/54，甚是令人咂舌。
按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标准，是否达到ASD诊断，靠的是一系列症状描述，而非生物学标准，因而医生拿捏起来，会因人而异。
往回看，DSM对孤独症诊断标准在60年间的变化，犹如过山车，让人吃惊，如DSM-5比DSM-Ⅳ的标准更显模糊和扩展。我琢磨，其制定者可能觉得，儿童语言发展异常有太多表现形式，从而排除语言迟缓为ASD核心特征。而且，没有明确的发病年龄界限，所谓“早发”无疑也是模糊不清的，可能指出生3个月至5岁半的儿童，甚至更大，皆有可能，天知道。
此外，DSM-5还特设了一个新的“社会交流障碍”。临床操作极难，别说是家长，就连医生也摸不着头脑。怎么去划分、界定、诊断它与ASD的差别呢，或完全可能混为一谈。
仔细琢磨DSM的诊断标准，容易将ASD与诸如社交障碍、感觉加工障碍（SPD）以及多动症（ADHD）、天才孩子相混淆，甚至还可囊括阅读障碍、语言落后、对立违抗障碍等等。到头来，医生可能误诊、漏诊，也可能下几个合并症的诊断，交差了事。因为，医生要给出一个答案，学校、机构、残联或是医疗保险行业也需要个诊断证明！
我有时想，科学怪才、书呆子、轻微社交困难、特立独行的人士可能都具有孤独特质，甚至可扣上ASD帽子。信不信，ASD标签完全可以贴在IT行业绝顶聪明的家伙、到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的孩子身上，不是吗。
强调早期干预的今天，具有广泛能力差异的孩子被贴上统一ASD标签，很可能被安置在同一模式里接受矫治，经常会有高功能或是边缘状态的孩子，被安排到更严重障碍的孩子同一班级里接受相同训练。于是，高功能或是阿斯伯格孩子不大可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大约在3或4岁前，高功能和典型孤独症孩子都可能表现出无语言，或是语言发展落后。此后，两者会“分道扬镳”，意味着需要截然不同的康复服务。可以想象，在一个运作不良的康复体系中，他们很可能没完没了地接受相同的服务。通常，高功能孤独症后期语言发展迅速，干预适宜且科学的话，他们就有可能独立生活，甚至成功就业。举个例子，看似没语言的ASD东田直树（Higashida Naoki），仅靠敲打字符来表达意思，他的思维几乎被锁在“受损”的大脑和身体里，但他可以出书！他母亲的积极心态、信心与坚持互动，功不可没。
高功能群体一般都能够入读小学和中学，至少在某些学科会表现不俗，如数理化或是阅读。阿斯伯格则更不必说，我以为，DSM-5移除阿斯伯格综合征，很可能是个败笔。
如上所述，现下特教老师或是康复治疗师，怎么去做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呢，不得已眉毛胡子一把抓呗。但是，无论从功能，还是矫治角度来讲，ASD孩子或是成人，因其特质和功能差异，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及未来。
我想说，家长和老师须摆脱一纸诊断书的束缚，DSM指的仅仅是行为模式而已。家长对ASD诊断的不当解读，有可能产生不良思维定势，会干扰你的认知、判断与行动。
早期干预很有必要。但我们面对的是每个不同的ASD孩子，如甲童需要语言矫治、乙童需要社交技巧训练、丙童需要训练生活自理、丁童可能需要计算机编程训练等等…更多孩子则是需要发现和发挥其潜能，尽可能做到“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和“顺势而为”。
此外，父母的自我激励，对孩子充满希望和信心极重要，其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相当惊人。因此，父母无须陷入不能自拔的绝望中，学学东田直树的母亲，要用积极的心态每时每刻与孩子互动，勿过分拘泥于某种刻板方法，任何形式均可；更不应把他交给机构、保姆或老人不闻不问，放任孩子整天看电视、玩手机或完全让他与社会、外界隔离。婴幼儿期宝贵的时间被无端浪费掉，很可能再也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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