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扬爱、晓更助残基金新加坡特殊需求人士成年服务考察参访

4月2日-6日，由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主办，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协办的新加坡特殊需求人士成年服务考察之旅顺利举行。本次考察团一行共计十人，分别代表了家长、社工、信托以及公益工作者。本文为参访随笔，尽可能做到还原当时的观察和思考，但并非新闻报道，欢迎批评指正。

Part.01一个男孩的眼神带来的启示

1现代化的机构

AWWA是新加坡最大的全生涯社会服务提供者之一，覆盖了从三个月婴儿到老年人的全生涯服务。我们一行人上午在特殊教育学校，下午来到Home&Day Activity Centre（家庭及日间活动中心），这是专门为残障人士提供日间照料和活动的中心，接收18岁到55岁的多重障碍人士，以肢体残障为主，最多可以容纳300人。

从2021年开始，政府每年投入额外900万元，让残障人士在日间活动中心和残疾人关护院获得更好的照顾，同时降低残障人士所需缴付的费用。AWWA Home&Day Activity Centre也是在政府支持下的一家新的中心，去年刚刚投入使用。

刚刚打开大门，一片错落有致，生机盎然的热带植物映入眼帘。楼的周边以及每个房间的窗户外都是叫不上名字的植物。无论是在这里做什么，每天都会得到大自然的滋养吧！

图释：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科技是如何助力残障人士康复运动

我们正在听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外面走廊一阵悦耳的音乐声响起来，原来是七八位工作人员推着轮椅上的残障朋友正在绕着楼缓慢行进，呼吸雨后的清新空气。几个年轻人还带着蓝牙音响，播放着动感的舞曲音乐，轻轻地摇动着身体，很是享受这一刻。

2生命的力量

不得不说，到新加坡的第一天，我就被一个男孩的眼神震撼到。稍后来到二楼，大厅中间正在进行一堂互动课，老师在教残障者唱很简单的歌，有的人坐着轮椅，有的人躺在护理床上。整个场域萦绕着一种温暖轻柔的欢乐氛围。一曲结束，老师和每个人击掌相庆。可能是因为疾病，这里的每个人都很消瘦。幸运的是，他们能够享受整洁的护理环境和有尊严的服务。

我一扭头，发现大厅最后面的护理床上，还躺着一个男孩，不仔细看可能都会忽略那里还有一个人。因为我个人的浅薄和孤陋寡闻，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如此“贫瘠”的生命状态。他的脸黑瘦，非常窄，眼睛就显得格外突出。腿像胳膊那么粗，没有什么肌肉，露在被子外面。他安静地躺着，全身只有眼睛在动，失去了身体行动的自由。

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我心理咯噔一下。作为一个喜欢四处行走的人，我害怕这种状态，或者说害怕自己变成这样，不由得低下头不敢直视，耳边继续响起了音乐声。可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促使我抬起头，再次看向他。我们的目光相遇了，那种眼神里没有抱怨和波澜，是平静和安定的，好像在说，“Hi，Bonnie，没想到吧，这也是生命。”

我惭愧于自己的无知和胆小，一下子被这个小伙子教育了。是啊，无论是什么形态，都无法改变生命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这两个字本身就极其充满力量。联想到前几天在一次自闭症行业分享会上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位来自中国宝岛台湾的老师去大理督导，对一群家长说，“如果班级里有特殊孩子，那么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的孩子有机会从小见证到生命的丰富性，那么长大以后他们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韧性会更强。”

这样的解读真的就是我在那个当下的心情，如果能够站在生命的角度去换位思考，其实我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特殊人群并不特殊，只是我们对其的生命状态了解太少，他们拓宽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这就是这个眼神带给我的生命启示，后续的几天，我的心情不再愧疚和害怕，而是能够更加平静地去观察和体会。

Part.02特需信托分担父母老去的担忧

1父母的忧虑

虽然人口基数和国情差距大，但是在特殊人士的需求上，有较大的共同点。对于特需家庭来说，目前普遍比较焦虑的便是“父母走了孩子怎么办？谁来照顾？孩子是否能继续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此行团队中包括全国各地的五位家长代表，他们的孩子已经逐步进入成年了，最小的上初中，最大的也有快30岁了，几个家庭也都在尝试搭建信托的框架和服务体系，希望为孩子更早建立保障，如五矿信托、平安信托、光大信托、万向信托等。然而在中国，特需信托还是新生事物，包括市场的认知、体系的搭建、监护和监察的角色不足、中介服务的建立，其中多个关键环节还都处于探索中，尚且需要进一步形成模式以后再进行推广。

团队中的核心家长，来自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的理事长戴榕，出发前就已经研读了这本书《特殊需要信托：财务规划比较研究》。书中首次对具有认知障碍的个人财务规划制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国际比较研究，涵盖多个区域（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澳大利亚，英格兰、威尔士等），也正是从这本书里了解到了新加坡的特需信托非常特别，也是本次拜访的重点对象。

2信托机构的产生

在新加坡，特需信托的重要特点是由政府作为受托方和兜底。那么这个机构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SNTC的成立于也是源于一群家长的诉求。2009年，一群Minds的家长们提出类似的担忧，“去世后，谁来照顾孩子”，通过Minds与政府之间沟通，政府表示，如果成立信托，不能只是服务于小部分家长，最终由社会与家庭发展部发起了SNTC这家信托机构并提供资金。

在中国，一部分家长对于信托尚且存在误区，认为信托是富人的选择，其实，信托并非有钱人才可以买，核心是打造服务生态体系，链接服务需求、服务供给，公共政策和社会慈善资本，让特需人群能够持续享有高品质的生活。

总经理Esther在此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尽管前面有两任负责人，但是都不超过三个月，大家公认她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创立者。早期也遇到过和中国市场类似的认知误差，机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起初由于经济条件和认知水平，主要是中等偏上的家庭对信托有兴趣。随着市场推广，逐渐有一些偏低收入家庭加入。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积累了1000+特需信托委托人，其中已经正式启动的有100多例，团队有20＋全职员工，8名个案管理员。

3信托计划

其传播部门负责人wheeki介绍到，信托资金由公共信托局管理和投资；初始保证金5000元新加坡币，设立后不可撤消，设立费1500元，此项可申请政府津贴可高达90%，如果这个家庭无法支付5000新币，机构还会帮助家庭链接资助以支付启动资金，如果出现资金耗尽情况，也会帮助转接到政府的疗养院。

还有一点比较接地气的是，其指定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可以装入信托，而这一点相信在国内也会很有需求，尤其是房产、股权、甚至更多非资金类的财产装入信托，是可以帮助家庭降低门槛的。除了以上的特点，机构根据特需人士的不同状态，还推出了特需储蓄计划，可以服务那些有自主支配资金能力的特需人士。这个和信托产品不冲突，一个家庭可以同时选择这两个，也可以单独选择。

SNTC的工作性质很难向社会进行筹款，政府作为其资助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核，分别是看护计划数量，传播的总数量，信托开户的数量。据Esther介绍，最大的挑战也是来自和政府的合作，如何在为特需人群表达诉求同时又能得到政府的认可，这个沟通的过程一直都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难题。这一点，恐怕是心有戚戚焉。

4待探索的路

路虽然不易，但是已经走在了探索的途中。戴榕的孩子如今已经26岁了，去年和万向信托合作已经初步建立了架构，她最大的愿望是，作为家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整个架构的运行。她要用未来十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架构搭起来，十年之后，她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去看看儿子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特殊的孩子，家长们才有机会不断学习和自我进化，成长为如此强大的母亲。总经理Esther Tan在送给戴榕的寄语中提到，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孩子是被爱呵护着的，走在这条路上并不孤独。

Part.03每个孩子都会得到整村的支持

1新加坡特殊教育的现状

他乡遇故知，一行人在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解慧超博士。其实她是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融爱行”项目的发起人之一，成功推动了广州市政府采购特教助理的服务。最近几年解慧超博士在新加坡工作。她向我们介绍了本地特殊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新加坡的特殊教育始于1947年。20世纪90年代，在各方努力下，新加坡成立了越来越多的特殊教育学校。1998年，特殊教育被正式纳入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属于民办公助。

目前，新加坡有逾22所特殊教育学校在新加坡教育部和福利理事会的共同监管下运作，其中包括听障学校、视障学校、脑瘫学校、智障学校、多重残疾儿童学校以及专门招收自闭症儿童的学校。尽管特教专业就业非常紧俏，特殊教育没有纳入国家的公立教育，教师的工资和普校相比，并不算高。

2新加坡特殊教育的支持

Pauline是AWWA特殊学校的教导主任，已经在特教领域工作了21年。她说，“每个特殊的孩子都会得到整村的支持。”这代表着，每个特殊的孩子被诊断之后，都会有来自社工、心理、治疗师、家长、学校、社区、医院等不同方面的长周期支持。

支持方也会根据真实生活的需求来搭建相应的学习场景，比如如何去超市购物、如何在小区周边的运动场运动、如何去到其他朋友家做客等，如何在厨房做饭，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场景，都有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除了这些不同维度的支持，根据特需人士的不同状况和需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比如，根据孩子的智商程度会分配到不同的支持资源，智力70分以上的孩子进去普校就读，占80%，另外20%智力70以下的进入各种特校和专门自闭症学校，占20%，一年费用750元人民币。如果有较大概率就业的会进入ARC、厨尊等职业培训和就业中心。残障程度更严重的，会到日间照料和活动中心。

图释：新加坡不同残障程度人士的支持资源

3更特殊的支持

在APSN提到一个案例，有一些特殊人士不太希望就业，也不想去日间中心，机构还是会设计一些简便的符合他们需求的社会交往活动，甚至是去到其家中，减轻对方的出行负担。

新加坡也尝试建立一个流畅的衔接体系，AWWA的教导主任告诉我们，正在推动医院的体系打通，确保一个孩子的档案在所有医院都可以看到；同时也在促动医疗和教育系统的衔接，医生需要对特殊孩子有所了解，能够及时给出准确的诊断，以及建议孩子去到什么样的学校，避免家长自己去付出很多时间和金钱，还要去辨别信息真伪所带来的消耗。

我们走过的每个机构，无论是AWWA、MINDS、APSN、厨尊等，都在尽可能地去让特殊需求的人有选择，激发其潜能，真正融入社会，而不是单纯被照顾。

Part.04无论国别 家长走出来 孩子有未来

新加坡针对残障的理念、服务等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其特殊教育一直是民办公助，尚未纳入公办教育体系，这一点还是值得深入挖掘。目前在中国，特需孩子上特校或者普校，学费、学杂费、饭费是全免的；特教老师待遇比同级别普校老师高约有20%。

家长走出来，孩子才有未来。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我们都看到了心智障碍人士家长的力量。回溯一些公益组织的前身，早期主要是由家长或者爱心人士发起，如唐氏是由唐氏综合征人士的家长发起，已经有70年了。MINDS也是由家长们发起，有60年的历史。Caring SG也是由家长发起；AWWA是由Shakunfala 女士于1970年发起的，召集志同道合的女性一起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已经有59年了。

新加坡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成立了诸多的家长互助会（不一定是组织的形式），Caring SG的定位就是聚集这些家长互助会，共享信息，赋能家长，培养家长领袖。其发展思路和融合中国有较多的类似之处。一代代的家长们始终在为特需人群发声，一部分需求得以被满足，早期的互助会也逐渐发展为更加规范和专业的本地组织。

国家小、经济基础优越，从2007年开始，政府每五年发布一次残障服务总蓝图，已落实的两个五年Enabling Masterplan（赋能计划），对特需儿童早期介入计划和教育，以及特需人士就业、护理和无障碍通行等方面，陆续增加了援助。在第三个残障服务总蓝图下，政府将落实的措施包括扩大为残障者的看护者提供的支援，以及进一步协助体障者投入职场。第一个五年蓝图的成就，使得新加坡得以在2012年11月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要遵守国际标准。

短暂的新加坡之旅，还留下了很多待深入探索的问题，欢迎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一起交流。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除了看到他人的经验和做法，可能也需要回归到国情的不同。每个国家都需要走出属于自己的残障融合之路，为受益人获取同等的社会福祉是共同的目标。

文/红颖(参考了参访成员的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