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身患自闭症后的五种反应

作者是阿斯伯格女孩美妮。

就读于忻州师范学校生物系，目前是休学状态。

美妮作为谱系人，有着圈内父母遥不可及的智力和沟通力，但就是这样，步入学生时代的她，在“疯子”、“白痴”、“别人都行就你不行”的标签下艰难前行着。

她确实是最特殊的那一个，不甘隐忍的她，选择用理性反击着不理解谱系的人们。

美妮是我们近期推荐的第二位阿斯伯格作者，她们除了都是女生外，没有任何的共同点，包括她们的谱系特质。

尊重多元，珍惜每一份真诚的表达。

我是美妮

我为孤独症谱系代言。

我以孤独症谱系为豪，

它是我的一部分，并使我完整。

我直到成年后才得到了这个诊断，总之，我并不认为这“很迟”，毕竟，获取诊断什么时候都不会迟。

如何说呢？对于我而言，“诊断”只是一次机遇，让我能够理解和接纳自身的独特性，我也感到如释重负……不需要按照“家长和老师”的期待来强迫自己成为“非己”了。

对于“得知自己是谱系”这一个事实，我看到了不同的人，非常“多样化的”反应，我总结了五类典型的状况，与你分享。

第一类

痛苦型

这类人为此感到痛苦，他们并不能接纳这个事实，他们在挣扎――对于他们而言，可能会想“哦，上帝为什么不能给我‘正常’的心智”，或者，“我为什么不是普通人（typical development）”。

当然，我为他们这种“毫无意义的忧伤”感到怜悯――他们应该先学会关怀他们自己，从而才能赋能于自身。是这种观念使他们“自我矮化”，我有一个问题：“何为正常？”

事实上，比起“正常”，我认为“功能良好”这个词汇更和我心意，我可以断定，这一类人并不能“功能良好”，因为他们被抗拒和绝望所淹没，他们没有“自我效能感”，甚至否认了一切自身的价值。

第二类人

妄图脱帽型

第二类人在上述的基础上，萌生了一种“妄想”――他们想“脱帽”或者“变得常人化（按他们所言，变得‘健全’，变成‘TD’）”，他们可能接受“诊断结果”，但是却厌恶自身的特质，他们讨厌自己是“这个样子”。

怀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他们可能拼命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业界人士都知道的一条“规律”是：如果你看到广告声明他们可以“脱帽”“治愈”，那么证明某搜索引擎又作恶了。

近期我看到各种荒诞不经的“疗法”，从“反疫苗”的“顺势疗法”，到认为“自闭症是婴儿期创伤性应急障碍”的“精神分析”（1，弗洛伊德的棺材板压不住了；2，还记得“冰箱母亲理论”吗？这一次它换了个名堂又卷土重来了！），甚至还有“国学班”和“诵经”等毫无依据的、反智的“方法”……

此外，我非常讨厌“治疗”这个词，我认为“干预”和“指导”这两个词更好。治疗针对的是疾病，可以说治疗疟疾，治疗肝炎（具体的疾病）。如果说治疗XX，就是意味着“消灭XX的（危害）”。所以，治疗这个词本身是带有歧视性的观念，因为这意味着ASD不能作为一种人类的特质（或者神经发育的类型）来被接纳，而被认为是异常、障碍或者“疾病”，这有碍于人格平等观念的传播。而干预和指导是意在赋能于ASD，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行使自主决策权。

再次，对于“健全”的定义，这值得商榷，但是“忠于自我”应该是最基本的一条。终日带着“面具”生活的“人，面具下面是畸形的心灵；而“精神麻木”和“庸庸碌碌”才是真正的“不健全”。

健全，在我看来，便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自我实现的本质是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质所带来的益处，而不是想方设法“消除他们”，来“和周围的人一样”。个性的丧失，相当于自我的死亡。

不信自者，神弗福也！放弃“妄想”，接纳并欣赏自身的特质，这种状态，这才是打开通往“功能良好”之路的大门钥匙。

第三类人

佛系精英型

第三类人完全接纳了谱系本身，只不过由于社会偏见，他们不得不“故作正常”。比起谱系本身的“社交问题”，社会偏见才是导致他们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毕竟，ASD人士已经付出足够的努力了。他们功能良好，极有可能会在各个业界取得成就。

第四类

勇士型

而第四类人便是ASD中的勇士，他们不甘于受“社会偏见”的压力而去“故作正常”――他们作为勇敢而理性的“自倡导者”，希望通过以自己的真实面目来向社会宣告“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心智”“人生而平等，在尊严和权利上”，去尝试改变“社会偏见”本身，改变公众对ASD的“刻板印象”，改变ASD目前的“被边缘化”的现状。

BTW，我不认同媒体所宣传的“身残志坚”这样的价值取向。自我实现的渴望普遍存在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只是有些人忙于生计或者追求功利而逐渐被遗忘。

第五类

神经多元性倡导型

第五类人，（国外比较常见），他们是狂热的“神经多元性”倡导者，他们为自己是ASD而感到非常骄傲。

他们反对任何对ASD的“治疗”（事实上，应该称作是“干预”），他们希望把ASD，ADHD等踢出诊断体系，就像当今的“性取向自由”被接纳一样，而作为“神经发育类型”被接受。我对此不做评判。

但是身为谱系，确实，一些“通则”的学习是有必要的。而且，如果不通过干预，如何才能让世界听到谱系的声音？他们可以学会使用图像交换系统等无障碍设施，他们可以出版书籍，他们甚至可以公开演讲（TED上有不少ASD演讲者）。

 至于我，最开始刚得到诊断时，我是第五类人。我感到这感觉非常棒，很多名人都是这个样子。当时我最害怕的便是我的特质（我与生俱有的某些能力）消失，所以那时的我“反感任何干预”。

但是我“复学”之后，我在学校（大学）多次“闯祸”（我只是想表达我的想法而已，但是手段可能“过分”），学校多次威胁“开除学籍”，我不得不成为第三类人，但是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需要这个“学籍”，但是我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直到这个学期，我也闹过“退学”的风波，我当时的感觉是“麻木的”，毕竟，我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目前我仍保留学籍，我只是在观察，如果有更好的机会，我再做决策。

至于现在，我尝试向讲师们用较温和的手段表明我的观点（反驳环节移到了课后），有时候甚至得到了赞赏。黄律师曾经启发我“我有自主决策权”，我感到，第一次感到“自由”――“原来家长的过度保护本来是一种伤害，我完全有理由去争取我的事情我做主；毕竟，目前我已经成年了，家长管制的‘合理性’已经不存在了”。从这开始，我便有意识的成为了第四类人――“自倡导者”（虽然说我之前也发过自倡导的文章，《偏见与歧视》）。

我参加了融合中国的 2019心智障碍家长组织网络年会，在自倡导分论坛，我做为自倡导者，第一次当众发言。当然，这也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得知《残疾人权利公约》，天呐，我感觉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