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安人文的缘起——我愿做一个扶梯人 待在你们的脚下

 刘军辉
喜安人文创办人
山东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前记

关于一件事情的缘起，我一直有着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缘起中一定有着初衷，也一定彰显着某种意义，然而我觉得最可以反观自己的，还是来时的路。一路走来，我终于看到最初的种子开始萌出新芽，而我的信念也一定会经由为这新芽成长供养的脉络中，慢慢契进它未来坚强的枝干与繁茂的树叶之间，相交相融，遮出一片绿荫。
 在圣经旧约《创世纪》里有一段关于雅阁天梯梦的故事——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在荒野里梦见了一把梯子，梯子的顶端通向神圣和幸福的天堂。千百年来，这个瑰丽的传说让无数的人抬头仰望，心生憧憬。因为那一把天梯连接起了人类最卑微的梦想，而另一端则远离了世间所有的疾苦。
 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攀登者。过得顺意者登到更高处能看到更美的风景，疾苦难捱者也总有着登高释怀的梦。倘若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里的每一个细碎的梦想都需要一把天梯来登高实现的话，那么总会有攀登顺利者，也总会有无法拨云见日者。
 在美好又稳固的根基上竖起天梯欲看美丽风景的，攀登中的苦难是攀登者的财富；而在风雨飘摇的根基上竖起的天梯想为自己的疾苦找一份淡然平静的，我则为他们担心，总想做一个扶梯人，握住他们臂腕，好让他们安心顺利地迈过苦难，早日拨开云朵，摘下夜空里最美的星辰。
 我想，摘下的星星多了，总能够照亮某处阴暗的角落。
我想，依着这般的照亮，就已经包含了我的初衷，以及相对应的意义。
 
走近小花朵
原来生活可以这样

再次搬出好多年前的照片，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时的心情，如同再次跟一群同龄的年轻人住进了挂满帐篷空间逼仄的平房里，清晨的一推门便看到了几张童真的笑脸。
2007年的夏天，我有机会随学院的“三下乡”团队深入鲁东山区的一所小学支教，建立帮学实验基地。那是我第一次与一群山里的孩子待在一起，也是第一次因了这样的公益活动所带来的真善美而深受感动。期间的心路历程让我时至今日都难于忘怀，我开始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去度过——做这样一份真挚的事业，如同身处充满真爱的伊甸园，因为辛勤浇灌的是希望，所以无论流多少的汗水都会感到满足，内心亦能得到平静。
我记得在支教期间，我代常识课，满怀着热情要给山里的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知识。讲台下面的小花朵儿们都睁着一双双闪着光亮的大眼睛。我问他们：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我原本期望给他们一个新奇的解释，就好像那天下午灰蒙蒙的窗外所真实映现的一样：实际上天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灰白的，甚至于下雨天还会变成黑色。然而，当小花朵们一个个兴致冲冲地举手的时候，我突然就放下了萦绕在脑海中的说辞。他们说：老师，是蓝色的！我欣然同意，又微笑着赞许。
我想，童真总应该要用纯洁来保护，他们是每个家长的希望和未来，虽然他们跟城市里的孩子相比没有相对优渥的生活，但总可以有着同样纯洁天真的童年，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跟下一届去往那座山区小学支教的一个学弟说：对于孩子们来说，你们的到来已经足够的新奇，然而给孩子们的陪伴往往比那些新奇的知识更能长久地保留在他们童年的回忆当中，这是能让那些小火苗儿更持久延烧下去的能量，让孩子们得到温暖，在温暖中天天向上，走好未来的路。
 这是我最初的对于孩子以及温暖的理解。现在看来，当时的感触已经开始潜移默化于我以后的生活。
 
灾区志愿行
喜见公益的师长
 
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与一位要好的同学带着当年所有的奖学金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受灾最严重的北川，期间历经万苦终于求仁得仁——在绵阳市红十字会旗下做了一名志愿者，于北京市援建的一处板房区负责卫生防疫及儿童护理工作。记得，我们到达的当晚还发生了一次5.8级的余震，而我们却忙着整理材料浑然不觉，直到第二天早上听到水泥杆上的喇叭广播，才感到一丝的后怕。因为，我们当晚所住的房屋，裂开的纹路足够放进去一个拳头。
 
那时候，自安县至映秀的路还没有打通，而我们所照顾的大都是只剩下单亲的孩子，父母双亡的孩子已经送入俄罗斯境内的儿童康复中心进行救助和疗养。在那段岁月中，我们亲身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以及死亡带来的震撼，直至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旦提起“北川”二字，我浑身上下都会起鸡皮疙瘩。
对于天灾或是人祸造成的苦难，长辈常常有自己豁达通透的理解。我的母亲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时，常会说一句老话：天做了，人就能受了。意思是接受客观的不能改变的现状，无论再苦再难，也要继续好好的活下去。我觉得老人家说得对，然而，我也认为这句期望让人释怀并给人打气的老话，实际上是说给成年人听的，而对于深陷苦难环境中的孩子们来说，该去怎样面对和承受呢？
我当年无法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换句话说，就算我想出了某些浅显的解决之策，我也无力将它们落到实处。然而，那颗包含诸多疑虑以及隐隐希望的种子却开始埋进我的内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位于安县黄土镇（现北川新县城所在地）帐篷安置区里，我们偶然遇见了台湾儿童发展早期疗育协会秘书长——林美瑗老师。当时林老师来大陆演讲，趁着演讲完毕的机会便赶到北川要当一名救灾的志愿者。她的爱心与善美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我们相谈甚欢，继而一同前往了温总理所在的擂鼓镇。后来我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直至今日。应当说，这位“台湾的十大爱心妈妈”成为了我在社会价值思索层面上的引路人。
 除此之外，她当年所赠给我们的一本《慢飞天使——我与舒安的20年早疗岁月》给了我长久的触动，我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群像林老师的女儿舒安一样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同样的名字——慢飞天使。经由这场偶遇，我开始走上关注各类发展迟缓儿童NGO及其服务领域现状的学习之路。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民非NGO在经营层面上的方式，总是不断地向政府、工商业、基金会谋求资金的支持与援助，在这些外援的帮助下，NGO经营的项目才能维系下去。一方面，我深感NGO从业者有着无穷的爱心，他们是社会事业的践行者，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的艰辛；另一方面，我开始思索在这种运营模式以及从业者艰辛的背后所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民非NGO完全依靠“输血”过活，那势必容易造成机构“积贫积弱”的窘况，同样的，如果一个附带着社会责任的民非NGO“积贫积弱”了，那么也势必会影响到机构所辖业务范围内的服务质量，这是一个客观的推理。
 然而，该怎么办呢，我那时并没有科学的理论框架来做一支撑。不过，我开始做自己的尝试，去亲身体会那种传统的帮扶模式所能带给我的感受。
 
黄土地上的向日葵
在绝望中摸索希望的稻草

当年毕业实习之际，因为我本科是师范生，所以有集中实习与分散实习之分，所谓集中实习就是按照学院的安排进入省会比较不错的几所学校去授课，而分散实习就是自己寻找实习的单位。当时，学院将我推荐给省内的几家电视台及报社，我都没有过去，后来经过几轮面试和笔试，被一家上市公司招聘，在入职之前，我与两位同学又毅然选择了一所位于大西北几近被人遗忘的贫困小学支教。
那所小学，在网络上被一句特殊的短语所修饰——“中国最贫困的小学”。我们在过去之前，与当地的教育局取得联络，他们热情欢迎，同时询问我们是否能够带一些御寒的衣物过去，因为那里的孩子缺乏过冬的衣服。于是，我们在莫名惶恐的气氛中开始准备行程，多数募集了在校女生的衣服，因为女生的衣服要小一些，想着那边的孩子可能穿上较为合适。
 除此之外，我用最后的一期奖学金购买了诸多的文具、工具书等，连衣服一并包了三大包，三个年轻人就那样呼哧呼哧地夹着登上了开往西北的绿皮火车。
这是一片靠天吃饭的土地。放眼望去，千沟万壑，纵横交错，少有绿色的树木。远来的人所能收到的第一份“见面礼”，便是一种闭塞、空旷、希望微渺的伤感。
我们于风尘漫漫中携带包裹徒步赶路，一路打听到学校所在地。那天下午，有两件事情让我热泪盈眶：一个是，于漫天被风卷起的黄沙中，出现了一群穿的花花绿绿的孩子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低头看到他们的小脚丫儿从千层底的布鞋里露出了一个个黑黢黢的小趾头；第二个是，校长欣喜我们的到来，亲自挥动一把锈迹斑驳的斧子，劈了一张1958年的老课桌，为我们煮了一锅洋芋，作为招待。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面条，洋芋已经算是时令好饭了。
在那里支教的时日里，每天我们只能喝上二两装的小玻璃杯，那样的五杯水。都是从窖子里存下的往期的雨水，那上面浮着红色的小虫子，煮开后要用指头点了去。五天之后，我的嘴唇上就上了一层碱，于是在这样的悲苦中又激愤于教育的不公平。整个小学，只有五个年过半百的老教师支撑着。还有对这些孩子的痛心，谁能想到，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六岁的孩子，全天的口粮，是装在黑牛豆奶袋儿里的半块干粮及一绺生韭菜呢？！
校长说：真是困难，小学里连个建厕所的钱都没有。
是啊，因为教室不够用，平均每一节课都会有一个班在外面，依着土墙，坐在沙土之上写写画画。我甚至于开始羞愧我们这一场支教之旅，因为我们并不能带给他们太多的帮助。我怕我们挟着希望而来，等到有一天离开，会给他们留下破灭的遗憾。
做不了太多事情，我们也倾尽所有，抽了半天的时间，翻山越坎，到了乡上，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为那所小学添置了跳绳、乒乓球、足球、篮球等体育用品。我记得很清楚，直至我们回程的路上，三个人买完车票，一共只剩下了7毛钱，买了大饼就着火车上的热水分食，最终回到了出发点。
回来后，我常常想起一个场景：我们将随身带的饼干分给小朋友吃，很多小孩子拿到就狼吞虎咽地吃掉了，而一位漂亮清秀的小班长（上图二排左一）却将饼干默默地放进了口袋。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吃？她说，留着，回家给奶奶看。一个“看”字，让我的心瞬间碎掉，难于弥合。
 这场给我百般震撼的支教之旅带给了我长达数年的思考。刚开始我甚至破天荒愤愤地要给总理写信，可写到一半我就停住了笔，因为有一种无力感涌上心头——如果，我的信件确实能够幸运地摆上总理案头的话，那么我是要让总理了解这一处贫困小学的需求呢，还是要让总理看到除此之外依然存在的千百所贫困的小学？我想，政府不会不知道，只是鞭长莫及罢了。中国太大，发展策略有着时代不可逆的倾向性，难言之隐又太多。而我们三两个学生虽然能“及”，却“及”不出任何长效的帮助。
一场献爱心的活动能给孩子们带来短暂的欢愉，而提升弱势地区或弱势群体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则一定是长效的帮助和可持续性的教育策略倾斜。当年诞生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无力感，我想，也不会仅仅存在于当年的那场个别化的支教活动中。
 
众人拾柴火焰高
继续实践令人深思
 
当年，没有找到更加持之有效的办法，也没有机缘以一种从业人员的身份去参与专业的救助与帮扶，但我还是相信，只要在这个领域内努力，就有着进步的希望。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在国外，第一次回国便带着薪水去了青海藏区。经由青海爱盟的帮助，我资助了平生第一个孩子。依旧是不断地在这个领域内做着试探，按自己的理解去创新帮助的策略。
 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组织一个名叫“爱心远征团”的民间组织，点对点支援藏区孩子，开始以团队的形式来运作爱心志业。因为横亘在资助人与受助者之间的障碍点在于——资助金是否到达了受助者的手上。所以，资助前期的调研，受助者官方证明材料，以及资助后期信息的反馈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这一些，我们都做了不错的落实，经过一番努力，帮助了一系列藏区的贫困儿童。
 众人拾柴火焰高，团队的协助，让我看到了爱心能够传播的广度。然而，其中蕴藏的瓶颈却让我头疼不已，纯粹的资金对接还好一些，一旦涉及捐物，我们便要垫资邮寄对接。当然，这不是不可能突破的困难点，只是我总感觉这样的帮扶存之有益，却没有扩大的可行性，倘若规模上来，接踵而来的运作压力将会使我们不堪重负。
 由此反观我所了解的民非NGO组织，我开始思量我们共同的难题，那就是欲求扩大帮扶对象规模与组织本身性质所导致的财务活力受限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令人煎熬，因为当需要帮助的群体很清晰地进入自己组织业务视野的时候，你却步履维艰，而时间又不会等人，最佳资助期在被慢慢的拉长，你却只能望洋兴叹。
 我相信，这并非固有模式的本身出了问题，在爱的行业里，任何模式都不会是错误的。只是旧有的模式没有随着时代的开放自由型需求而得到应有的拓展和提升，或者是受旧有思路的阻碍，将民非所扎根的行业真的看成了一个可以“守”的“产业”。
我想，这是个“行业”无异，因为有运营，有群体，有系统，却难于以一种“产业”的态度来对待，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肩负社会意义的公益组织与产业之间一直以来便有着“不成文，却有范”的若明若暗的界限，甚至于这种界限被解读起来更倾向于明晰化，为很多身处其中人所遵守，如此的无物之阵，很少有人愿意越雷池一步。关于这一点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时间肯定能够在未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然而，我相信新的事物或是新的理念的出现，定然有它出现的必然因素，只要其出发点是正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灵活的，其带来的社会价值是递增的，就算前行的道路曲折漫长，那么前途也一定会光明起来。
然而，现状是，一个“守”字却道尽了前行者的辛酸，也是我本人的惧怕。公益事业未来将向何处发展，其组织形式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其衍生服务将会体现怎样的广度，等等，这些都会有对策的创新与进步。但这些却绝不能成为民非NGO“守”的原因。一个民非NGO可以保守型稳健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目塞听会是一个正向的选择，就大陆早疗领域来看，其服务的孩子疗育期具有不可逆性，机构若是对行业的某项创新服务关了门，就相当于替一批正当最佳疗育介入期的孩子关了门。
 机构的性质，服务的形式，甚至于时政的开发度，都是可以变化的，但无论怎样变化，都不要忘记爱的初衷永远都是我们这份志业的出发点，这该当成一条长久不变的缰绳和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
 
我愿做一个扶梯人
待在你们的脚下
 
这一路走来，我终于看到最初的种子开始萌出新芽。
 2015年7月8日，喜安诞生。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个公益领域新模式探索的平台。对于这份社会志业，我满怀热诚，我的团队及后备的资源将努力践行喜安的使命——促进生命尊重与社会和谐，体现喜安两字所包涵的意义——为儿童和家庭带来平安与喜乐。
这个新鲜的生命已经向前奔走了十个月，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一定还有不足，而未来的路又很漫长，但喜安只要前行一点，她的使命便播撒出去了一点，这都会让我感到欣慰又满足。
 同样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时常在考虑喜安的定位，后来，我欣喜地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扶梯人。
 
我愿做一个扶梯人
待在你们的脚下
握住高耸的天梯
守护你们攀登的路
直到你们的手能够摘下璀璨的星
直到你们的梦想达成
直到所有的疾苦都离我们很远
直到所有的生命都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