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篇文章吗？
一位主席父亲的深情讲述：“我和我39岁智力障碍的女儿”
文章下面，有一条留言：
“我也有一个39岁的智力+肢体障碍的女儿，我本人是一名听障人士，多残家庭困难多，请聆听我们的声音。”
于是，我们将这个声音，带到了《大米和小米》的读者面前——
我们这残障人士一家子
口述/孙毅
我叫孙毅，是一名重度听力障碍人士，今年72岁。
我的妻子，精神障碍，现在已不再人世；我的女儿丽丽，智力加肢体双重障碍人士，今年39岁。
因为各自残障的关系，我们一家人的交流大多通过手语和文字，加之我年岁已高，实际上能叙述和还原的内容已然不多。
“ 20世纪50年代,我是随班就读的“残废人””
失聪，是我6岁那年的一次高烧所致，父母带着我四处求医，但未见疗效，此后成为了别人口中的“聋孩子残废人”（当时社会对残疾人的一种称呼）。
因为担心我用惯手语后会导致语言退化变成哑巴，父亲决定将我送去普通学校读书。
但在20世纪50年代，去普校随班就读可不是一件“幸事”。我没有得到任何特殊待遇，因为上课无法听讲，只能下课自学补，同龄人的嘲笑与讥讽也是家常便饭。但在这样的条件下，1963年，我还是以不错的成绩挨到了初中毕业。
在那个年代，有初中文凭已经非常不错了，加之当时的国家政策对盲聋哑等障碍者也有帮助，我毕业后顺利进入山东老家的民政福利厂做钣金工，端上了“铁饭碗”。
不只是“铁饭碗”，公费治聋无效后，我还想在当地成立盲聋协会，并且希望这个组织扩容扩编把心智障碍、肢体障碍等都收入组织。为此，我经常跑到省城济南去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
“ 这年，我骄傲地说：
我们是龙（聋）凤（疯）配！”
正是在往返济南的途中，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小英（化名），一位精神障碍人士。
那是1973年，小英还是济南一个工厂维修车间的油漆工。我去济南时，经常偷偷跑去她的单位搭便车。
有一次，被小英逮到了。
也许是同理我是听障人士，也许是其他因素，小英没有举报我，反而跟我说：“以后你再搭便车，也不要偷偷摸摸的，就说是我哥哥吧。”
搭车的次数多了后，我和小英熟了起来（我们用文字交流）。
逐渐地，我开始发现小英有些异常，比如看我时眼光不像其他女孩怕羞，嘴里好像也一直在念叨着……疑惑中，小英竟然和我坦诚地说起自己有脑病，曾经住过精神病院。
她告诉我这些时，我一点也不怕害怕，也没想过逃离，她作为心智障碍者所遭受的一切使我同情，让我心生怜悯。
于是我向小英说了我想法，鼓励她和一起去向组织申请，呼吁“残疾人平等”，去联合各个障碍群体建立协会，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小英从小在济南长大，她亲眼见过各种盲聋人俱乐部、协会、福利厂，知道残障群体会收到民政的关怀，但是在这个工厂里，她却一直是被人们欺凌和取笑的对象。
听到我正在做的事，小英顿时备受鼓舞，表示愿意和我统一战线。
于是我们俩建立起了惺惺相惜的革命友谊，久而久之，革命友谊升华为了爱情，在1975年，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外界对我们的结合尚有微词，背地里说我们是“聋子”配“疯子”，我一听不但不生气，还骄傲地告诉他们，我们就是：龙（聋）凤（疯）配！
婚后，我们的生活平淡而安稳，我仍旧是妻子眼中的那个“热血青年”，成天想着倡导想着“联合”，还时不时要拉上她一块。而小英呢，依旧没改她爱念叨的毛病，但是对于耳聋的我来说没有丝毫影响，还特别喜欢看她在阳光下认真背毛主席语录的样子。
小英在生活上对我很是照料，家里家外安排得妥妥贴贴，但因为精神疾病的缘故，她时常担心受怕。因为我们的工厂相距甚远，上班时，她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到我的工厂询问我是否安全到达。一旦电话没有接通，她便大老远地跑来找我。
“ 明知道有可能遗传
仍旧狠心生下女儿”
我和妻子结婚多年，一直不敢想生孩子的事，当时优生优育的政策也时刻警醒着我们遗传的问题。但在1978年，我们还是在计划中生下了女儿丽丽。
对此，女儿非常不解，也向我们数次抱怨：“为什么明知道有遗传，还生下我？”
因为孩子外婆是智力障碍，她母亲也是。
我只能告诉孩子：“当时实属无奈，因为你母亲所在单位可以分房子，但必须有孩子才有资格，残疾人家庭也没有特殊待遇。我们只好生下你，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我不知道孩子是否能接受这个答案，但我没有过后悔，既然给了她生命，我会尽全力去爱她，也希望有一天她可以谅解。值得欣慰的是，孩子的智商已有59，比她的母亲和外婆都要高。
孩子本来先天不足，若是能像现在一样得到良好的早期干预，情况一定会大大的不同。当时我和妻子，一个教手语，一个教口语，让孩子无所适从。
热心的邻居和工友看到这个情况，纷纷表示愿意代养，但小英一旦看不到丽丽，便会发了疯似地到处寻找，邻居们只好将她送回。
后来只好把丽丽送到托儿所，把教育重任给了老师。即便如此，丽丽也从免不了被其他同学嘲笑是“聋爹疯妈的残废家孩子”，这给她带来了沉重的心里压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丽丽和同龄人的差距开始渐渐显露，学东西学得很慢，到了1O多岁还尿床。上学也留过几次级，直到18岁才艰难从初中毕业。
在丽丽7岁那年，也就是1985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协助宣传和推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刊《三月风》，还做了华夏出版社的特约发行员。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但也因此和家人长年分居两地。
值得欣慰的是，我可以带着她们母女一起去各地送书，而且把每一次出门当做旅游，一路看山看水，祖国很多地方都留下我们的脚印，那是我们全家最快乐的时光。
“ 离开家的十年间，妻子女儿连生意外”
我离开济南的头十年，家中生了许多变故。因为惦念我和女儿，妻子的精神状态愈发糟糕，经常跑出去找我而失踪，又时常忘记吃药。那段时间女儿甚至无法在学校安心学习，成天提心吊胆，害怕她母亲出事。
在我去北京后的第8年，不幸发生了，妻子发生意外，离开人世。刚得到消息的我，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上次见她还好好的，还笑着送我上车。一夕之间，天人永隔。我急忙赶回家去，但为时晚矣，甚至没来及见上她最后一面。
妻子离开了，留下女儿独自在家实在不放心，只好让年迈的母亲时不时地去看望，但凡自己能抽出一点空隙，都尽量回家。好在女儿初中毕业后，直接顶岗进入了妻子的工厂，有了一份在物业看热水泵的工作。
那时我的工作是带着文件和样书各地宣传征订，女儿在工作之余，也时常跟着我一同去往附近的特校、残联送书。
不曾想，意外再一次降临。丽丽22岁那年，在送书途中，忽然被车撞伤。从此，轮椅成了她的双腿，女儿由一个智力障碍者成为了智力肢体双残。
车祸发生时，我就在她的前面，但因耳聋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走在半路看见她没跟上才发觉已经出事。我真是恨自己：“为什么当时自己要走在前面，为什么不看着她一点，为什么要答应那天让她出门……”
看着躺在病床上疼痛不已的女儿，我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流，但是我要做一个坚强的父亲，我得鼓励和安抚她：“有爸爸在，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要坚强勇敢地面对生活！”出院后，因为工作忙碌，我必须回到工作岗位，只好我把丽丽交给了保姆照料。
这些年，每每想到妻子和女儿，内心总是有很多亏欠。但想到我服务的障碍人士，那千万个和我妻子女儿一样的残障人士，我就更加坚定帮助他们逃脱“不幸”命运的决心。
“ 你还没我老，不要纠结”
“我走了孩子怎么办”
退休后，我从北京回到济南的家中，回到女儿的身边。这也是在她出生之后，我和她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而我也想趁着这些时间，多给她一些关爱，尽力弥补这些年对她们母女的亏欠。
我时常能在微信、新闻中看到很多心智障碍者家长为了儿女的康复奋不顾身，对比起他们，我真是惭愧不已，只希望在有生之间，和女儿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现在，但凡有残障人士的活动，我们有条件去的，我都会推着女儿去参加；每当有群友需要赠书书，女儿都会在一起帮着打包，写信；我还带着女儿一块去倡议障碍者在身后为社会做贡献，我们两人都签下了眼角膜捐献证书，希望用微薄的力量来帮助需要它的人！
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受到充实和自在，我也觉得，作为障碍者的父母，就必须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现在很多家长还没我大，便开始纠结“我死了孩子怎么办”，这其实是消极地对待人生。
与其这样垂头丧气，不如坦然面对。像我们这样的单亲多残家庭，我也相信国家政策的进步，相信社区和亲戚的爱心。对我自己，我唯一能做的是保持身心健康，争取多陪女儿几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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