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障碍儿童父母的特殊教育素养研究

“残疾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的机制构建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

（课题号:BHA190138）成果

【摘要】：用问卷法对全国32所培智学校的1510名智力障碍儿童父母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态度与具体教育方法的认知是正确的，表现为父母觉得不要由着孩子、夫妻的教育意见应该一致，觉得应该多用表扬、鼓励，少用批评、骂人和打人的方法。但大多数父母对孩子未来独立生活和工作的期望过低，对智障儿童的行为、言语、动作和写字指导等方面的认知不正确,反映岀智障儿童父母缺乏对孩子身心特点的正确认知。

【关键词】：智力障碍儿童智力障碍儿童父母特殊教育素养

刘全礼，教授，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研究方向：特殊教育。通讯作者:王琦,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特殊教育。

（1.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100075;2,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扬州,225007）

1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智力障碍儿童父母的特殊教育素养如何，不仅决定着家庭教育的效果,更是提供家庭教育支持的重要参照系。

然而,学界却缺少智力障碍儿童父母特殊教育素养的研究,仅有的几篇相关文章要么是谈发展障碍儿童包括智力障碍儿童家庭生活质量的⑴，要么是谈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态度的⑵，要么是从课程角度谈家庭教育模式⑶，均未涉及特殊教育素养。因此,进行智障儿童父母的特殊教育素养研究，既有意义，也有必要。

当前学界对智障儿童家长的特殊教育素养并没明确定义。教育素养往往包括教育常识、教育能力和教育观点⑷，表征着对教育的看法与信念，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教育能力⑸。本研究把父母特殊教育素养界定为:父母在教育智力障碍儿童时表现出的关于智力障碍及智力障碍儿童的身心特点、教育态度、知识和相应的应用能力。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是问卷法。问卷是在充分调研智障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的要素和研究家长教育素养构成的基础上，选择能体现家长教育素养的态度、知识和能力的13个问题构成。

它们包括:一是父母对智力障碍儿童的教育态度，包括对孩子任性行为的态度和夫妻教育的一致性两个问题。二是关于智力障碍儿童身心特点的知识，主要是对儿童行为、说话与动作的认知三个问题。三是父母对智力障碍儿童发展的预期，即对孩子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认知两个问题。四是对智力障碍儿童文化学习的对策，反映的是父母的教育知识，设置了对孩子写字的对策这一问题。五是智力障碍儿童的教育方法,反映父母教育的知识和能力，包括表扬、批评、骂人、打人和鼓励五个问题。

问卷是在充分研究家长教育素养的构成要素基础上编制的,能在一成程度上代表家长主要的特殊教育素养。样本覆盖全国16个省市的特教学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发放问卷前，对家长进行了培训，这保证了结果的可信性。

2.2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全国16个省市的32所特殊教育学校中的1510名智障儿童父母。其中，父亲449人（占29.7%）,母亲1061人（占70.3%）;年龄29岁以下的16人（占1.1%）,30~39岁488人（占32.3%）,40-49岁710人（占40.7%）,50-59岁147人（占9.7%）,60岁以上5人（占0.3%）,不愿透露年龄者144人（占9.5%）；小学及以下学历者187人（占12.4%）,初中学历者527人（占34.9%）,高中或中专376人（占24.9%）,大专218人（占14.4%）,本科184人（长12.2%）,研究生16人（占1.1%）,学历缺失2人（占0.1%）;个人上半年年收入为负数的（做生意亏本）2人（占0.1%）,收入为。的280人（占18.5%）,收入1.5万以内的358人（占23.7%）,1.5~6万以内的661人（占43.8%）,6-12万以内的155人（占10.3%）,12万以上46人（占3.0%），不愿透露收入的8人（占0.5%）。

这些父母对应的智障儿童共1524人。大于1510是因有的家庭不止一个智障儿童。其中男生931人（占61.1%）,女生576人（占37.8%）,另17个儿童（占1.1%）未填写性别;6岁以下者72人（占4.7%）,7~12岁710人（占46.6%）,13~18岁665人（占43.6%）,19岁以上者58人（占3.8%）,年龄保密者19人（占1.2%）;办理残疾证的家庭1403个（占92.9%）,没有办理的107个（占7.1%）;孩子是一级残疾者235人（占15.6%）,二级残疾732人（占48.5%）,三级残疾322人（占21.3%）,四级残疾96人（占6.4%）,不知道或不记得125人（占8.3%）o

2.3研究过程

问卷于2020年3月17日至4月15日通过问卷星完成。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639份,进入统计的有1624份。剔除的15份问卷主要是因填写者是福利院教师或保姆，或同一家庭的父母之外的家庭成员填写。最终计入统计的父母问卷有1510份。

数据处理用Excel2010和SPSS21.0软件。

3研究结果与讨论

3.1父母对智障儿童的教育态度

3.1.1父母对孩子任性的态度

父母在回答“我觉得孩子是智力障碍，所以平时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由着他”时，回答“是”的82人（占5.4%）,回答“说不好”的136人（占9.0%）,回答"不是”的1292人（85.6%）o这说明，在样本家庭中，至少在理念认识上，大多数父母对儿童的态度是积极的，这比20年前已经有极大的进步⑹。

3.1.2夫妻教育意见的一致性

在回答“我觉得，夫妻（或整个家庭）在教育智力障碍孩子上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时，回答“是”的1136人（75.2%）,回答“不是”的281人（占18.6%）,回答“不知道”的有93人（占6.2%）o

夫妻对孩子教育意见的一致性和父母各自对孩子的认识、知识有关,也和夫妻之间的磨合有关。样本家庭尽管有18.6%的父母教育意见不一致，但总体而言,在理性上,大多数夫妻认为在教育智障儿童上应该一致,说明父母的态度是正确的。

总体而言，大多数家长对智障儿童的教育态度是正确的;对孩子任性行为的态度正确率高于夫妻之间的教育一致性。

3.2父母关于智力障碍儿童身心特点的知识

要教育好孩子，需先知道孩子的特点。本研究选取了三个问题，即行为、言语和动作，考察父母对智力障碍儿童身心特点的了解情况。

3.2.1父母对智障儿童行为问题的认知

在家长回答“我觉得智力障碍的孩子行为上有问题是正常的”时，回答“对”的812人（占53.8%）,回答“不对”的467人（占30.9%）,回答“不知道”的231人（占15.3%）应该说，每个回答的父母可能仅仅是从自己孩子的角度来“觉得”，但这种“觉得”往往是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智力障碍儿童的行为缺陷和他们的障碍程度、成因和类型密切相关。例如，轻度智障儿童往往没有明显的行为缺陷。因此,就该问题而言，回答“对”或“不对”都是错误的，只有回答“不知道”的才可能是正确的。但与样本父母的交流可知，回答“不知道”的15.3%的人，不是因为确定不了回答“不知道”，而是真不知道。也就是说,就智障儿童的行为异常而言，父母能正确认知的比例很低,绝大多数认知不正确。

3.2.2父母对智障儿童言语缺陷的认知

回答“我觉得智力障碍的孩子说话有问题是正常的”时，“是”者925人（占61.3%）,“不是”者403人（占26.7%）,“不知道”者182人（占12.1%）。

实际上，受残疾程度、成因等因素的影响，智障儿童言语是否有障碍的差异很大，有的有障碍，有的没有障碍。因此单纯回答“是”或“不是”都不正确,只有回答“不知道”的才有可能是正确的。这就是说,父母对智力障碍儿童的言语特点能正确认识的比例较低，绝大多数认知不正确。

3.2.3父母对智障儿童动作缺陷的认知

回答“我觉得智力障碍的孩子动作能力差是正常的”时，“是”者946人（占62.6%）,“不是”者383人（占25.4%）,“不知道”者181人（占12.0%）与前述相同，智力障碍儿童的动作能力是否差，或者动作能力低与否，和他们的障碍程度、损伤原因、损伤部位关系密切，简单回答对与否都是错误的。

差异检验发现,在孩子残疾程度、父母之间、父母学历和父母收入上,仅父母学历差异显著（见表1）。“不知道”选项的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本学历类别7.0%）的父母显著低于初中学历（占本学历类别15.4%）的父母，其他学历之间或其他选项之间差异不显著（见表1）。这就是说，回答“不知道”的这些父母，很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回答，而非知道回答对或不对都不全面。父母对本题的正确认知比例依然很低。

因此可以肯定，样本中的父母，无论是对智力障碍儿童的行为、言语还是动作能力，正确认知的比例很低,即父母关于智力障碍儿童身心特点的正确知识是非常缺乏的。实际上，包括智力障碍儿童在内的残疾儿童父母获得的支持机会很少⑺，社会对他们的支持系统远未形成⑻，这时他们缺少相应的智障儿童身心特点的基本知识就是正常的。

表1不同学历的父母对“智障儿童运动能力差是正常的”判断（人数、百分数）

3.3父母对智障儿童未来发展的预期

3.3.1父母对儿童独立生活的预期

从调查来看，父母在回答“我觉得智力障碍孩子成年后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时，回答“是”的261人（占17.3%）,“不是”的707人（占46.8%）,“不知道”的542人（占35.9%）智障儿童是否可以独立生活，和儿童自身的障碍程度、成因、损伤性质关系密切，也和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教育得法、效益较高，除去极少数动作受限的一级、二级智障，绝大多数儿童还是能够独立生活的。

只有17.3%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生活，反映出多数父母对孩子的信心不足,或者教育没有达到应有的预期。无论是选择“不知道”的父母，还是“不是”的父母，都可能存在着对孩子的能力认识不足的问题。

检验发现,孩子残疾程度是三级（占本级残疾的18.9%）、四级（占本级残疾的21.9%）障碍的父母，回答可以独立生活的比例显著高于一级残疾（占本级残疾10.2%）的父母，其他各级残疾和各选项间差异不显著（见表2）；父母之间、父母的学历之间差异不显著;在回答“是”上，收入在6~12万（占本收入段的26.5%）的父母显著高于收入在0或负数的父母（占本收入段的11.7%）,其他各收入等级和各选项间差异不显著（见表3）。

表2不同残疾程度儿童的父母对智障儿童成年后完全可以独立生活的判断（人数、百分数）

表3不同收入层次的父母对孩子成年后完全可以独立生活的判断（人数、百分数）

3.3.2父母对儿童独立工作的预期

作”时，回答“同意”的628人（占41.6%）,“不同意”的父母在回答“我觉得智力障碍的孩子将来可以工 214人（占14.2%）,“不知道”的668人（占44.2%）0能否工作是父母极为关注的问题,但它和残疾程度有关，更和教育有关。与独立生活一样，除去小部分动作受限的极重度智障外,大部分智障儿童是可以在包括庇护工场在内的单位工作的,更不用说三级、四级、部分二级残疾儿童了[9]。

检验发现，就对孩子工作的期望而言，儿童残疾程度、父母学历和父母的收入之间差异显著。就不同残疾程度的儿童父母而言，在“不同意”选项上，一级残疾（占本级残疾的22.1%）显著高于三级残疾（占本级残疾总数的11.2%）,其他各级残疾和各选项之间差异不显著（见表4）。表4不同残疾程度儿童的父母对智障儿童成年后是否可以工作的判断（人数、百分数）就父母学历之间的差异而言，“同意”孩子可以工作的初中学历家长（占本学历的35.9%）显著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本学历的50.0%）,“不知道”的初中家长（占本学历的49.3%）显著高于大专学历（占本学历的35.8%）的父母。这表明，父母学历越高,越觉得孩子可以工作（见表5）。表5不同学历的父母对智障孩子将来是否可以工作的判断（人数、百分数）就父母收入而言，在“同意”可以工作上，收入为0或负数（占35.1%）的比例显著低于6万以上的父母，在“不知道”上，收入0~1.5万以内的父母（占49.2%）,显著高于收入1.5-6万的父母（占40.4%）,其他各收入层级间的差异不显著,反映出收入高的父母更觉得孩子能工作（见表6）。表6不同收入层次的父母对孩子将来是否可以工作的判断（人数、百分数）

父母“同意”孩子可以工作的比例超过40%,大大高于独立生活17.3%的预期。但总体而言，家长对孩子独立生活、工作的肯定期望仍旧较低。这反映出家长对智力障碍儿童的特点、能力缺乏了解，也反映出，社会应该更进一步给予相应的包括提高学校教育效益在内的各种支持。

3.4父母对智力障碍儿童文化学习的对策

无疑，智力障碍儿童学习文化也是重要的。为了考察家长的教育知识，专门设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应该一遍一遍地教智力障碍的孩子写字”。结果发现：在1510名父母中，选择“是”的1222名（占 80.9%）,选择“不是”的171名（占11.3%）,选择“说不好”的117名（占7.7%）。

这反映出大多数家长在孩子文化的获得上是不遗余力的。应该说，这种态度是好的，或者说愿望是好的,但方法不一定可取。因为一遍一遍的练习不一定解决问题。所以，不这么做的家长或者“说不好”的家长尽管占比不到20%,但这些家长恰恰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儿童能学习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怎么学，并非仅仅是一遍一遍练习就能解决，还和儿童的障碍程度、身心特点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

检验发现，在“是”“不是”“说不好”三个选项上，残疾程度不同的儿童父母、父母的学历之间和不同的收入层次之间差异不显著，父母的身份之间差异显著（见表7）。母亲在一遍遍教孩子上的比例（82.5%）显著高于父亲（77.3%）,母亲在“说不好”上的比例（6.5%）显著低于父亲的比例（10.7%）。因为没有其他研究可供讨论，再加本研究也未能深入开展差异原因的进一步溯源，只能猜测父亲更可能对孩子有清醒的认识。

但不管如何解释调查结果，总体而言,80.9%的家长教导孩子一遍遍写字，既反映出家长的良苦用心，也提醒家长们应该根据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

表7父母是否一遍一遍地教智障孩子写字（人数、百分数）

3.5父母教育方法的使用

正确的教育方法源于对儿童身心特点、教育方法或教育内容的正确把握。本研究设置了家庭教育中常见的“三类五个方法”，即一个正强化（表扬）、三个惩罚（批评、骂人、打人）和一个塑造（鼓励）,考察父母使用这些方法的频率。

3.5.1父母对正强化——表扬的认知

在正强化方法的使用上，父母回答“我教育智力障碍孩子时釆用表扬的方法”这个问题时，“经常用”的人数是1064（占70.5%）,“偶尔用”的人数是425（占28.1%）,“没用过”的人数是21（占1.4%,）,显示出大多数智障儿童的父母能经常使用表扬。

3.5.2父母对惩罚法的认知

在惩罚方法的使用上，“经常用”批评的有183人（占12.1%）,“偶尔用”的1170人（占77.5%）,“没用过”的157人（占10.4%）,反映出批评不能不用但不要多用的倾向。可是，占10.4%的家长没用过批评，却反映出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惧怕使用惩罚性的教育方法。

“经常用”骂人的有58人（占3.8%）,“偶尔用”的793人（占52.5%）,“没用过”的659人（占43.5%）,接近一半的家长拒绝用骂人的方法，反映出大多数父母对骂人的方法很慎重。

“经常用”打人方法者45人（占3.0%）,“偶尔用”者759人（占50.2%）,“没用过”者706人（占46.8%）。与是否用骂人的趋势大致相当,反映出差不多一半的家长不用打人这种惩罚的方法。

这说明，父母们在实践上具有“惩罚可用,但要适当用”的原则。惩罚法不是不可以用，但用的频次太高确实不一定效果好。从这个角度看，家长对惩罚法使用的认知大致是正确的。

3.5.3父母对塑造方法的认知

在塑造方法的使用上，“经常用”鼓励的1074人（占71.1%）,“偶尔用”的410人（占27.2%）,“没用过”的仅28人（占1.7%）,和应该使用表扬的分布大致相同。这也就是说，大部分父母对鼓励的使用是正确的。

实际上，作为方法,正强化、惩罚、塑造都是可以用的，不存在不要用的情况。只是应该用什么方法和孩子本身的特点、行为情境关系密切。在家长不熟悉儿童身心特点的前提下，即使明白应该用什么方法，在实际实施上也不一定用对。例如，那些绝对危险的行为,像用打火机点火玩的行为,可以采取严厉的体罚，这能保障各种安全。所以,意识到哪些方法应该经常用、偶尔用和不要用固然重要，但根据行为的性质、行为的量和身心特点选择最恰当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尽管调査结果显示了智力障碍儿童的父母们对具体的包括表扬、惩罚和塑造在内的教育方法的使用频率是恰当的，但在家长的多方面教育需求不能得到满足U。］的情况下，要想使这些方法发挥最大的价值，还需要教给家长如何针对孩子的身心特点因材施教才成。

4研究结论

大多数智障儿童家长对孩子教育态度和具体的教育方法的认知是正确的,尤其是觉得应该多用正强化和塑造，少用惩罚法;但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未来独立生活和工作的期望过低，大多数家长对智障儿童的行为、言语、动作和写字特点的认知是不正确的，这反映了家长缺乏正确的智障儿童身心特点的知识，亟需提升他们对孩子的发展期望和向他们普及智障儿童身心特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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