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诊断及干预训练的家庭因素调查研究

房慧 丁昊 姜亚南
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山东淄博255100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影响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诊断及干预训练的家庭因素。方法随机抽取2020年1月～2020年12月期间就诊于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5岁及以下患儿60例作为病例组研究对象，按照1∶1配对要求，随机选取60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采用家庭环境量表（FES）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病例组和对照组的患儿及主要抚养人进行调查，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用x2检验。结果两组儿童父亲性格情况、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情况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对照组健康儿童母亲是外向性格的比率显著高于病例组，P＜0.05。在父母陪伴儿童时间方面，对照组显著优于病例组，P＜0.05。对照组的教育方式和家庭关系显著优于病例组，P＜0.05。对照组中了解儿童孤独症的家庭比率为68.33%，显著高于病例组的26.67%，P＜0.05。结论父母陪伴儿童时间长短、家庭教育方式是否得当、家庭关系是否和谐、母亲性格以及父母对儿童孤独症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诊断及干预训练的重要家庭因素。
[关键词]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训练；家庭因素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儿童精神障碍，其主要症状表现为儿童社交障碍、兴趣范围狭窄、不爱与人交流及与正常儿童不一样的其他怪异行为方式[1]。目前，对于造成儿童孤独症的原因尚未得出具体的结论，可能是环境因素和生物学遗传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在环境因素范围内，家庭因素是导致儿童孤独症的最重要环境因素，家长过激教育孩子甚至对孩子进行打骂等惩罚行为已经被证明容易引起孤独症儿童的情绪障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孤独症儿童出现攻击、自伤等行为[2-3]。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2020年1月～2020年12月期间就诊于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5岁及以下60例患儿作为病例组研究对象，按照1∶1配对要求，应用数字表法随机选取60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采用量表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家庭因素对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的影响和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20年1月～2020年12月期间就诊于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5岁及以下患儿60例作为病例组研究对象，按照1∶1配对要求，随机选取60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病例组中有30例男患儿，30例女患儿，60例患儿的平均年龄为3.51±1.23岁。因为对照组健康儿童是按照1∶1配对要求选择的，因此对照组中健康儿童的平均年龄和性别比例与病例组一致。本次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研究委员会批准通过。完成问卷填写的儿童监护人一般资料对比：病例组60例患儿，其中38例由母亲完成问卷填写，22例由父亲完成问卷填写，年龄29～36岁，平均年龄32.33±2.75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9例，初中以上41例；对照组60例儿童，其中40例由母亲完成问卷填写，20例由父亲完成问卷填写，年龄26～38岁，平均年龄31.94±2.83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30例，初中以上30例；经统计学软件分析，未见两组儿童监护人一般资料存在显著差异（P＞0.05）。
患儿纳入标准：①年龄在5岁及以下儿童；②患儿需要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规定的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③充分保证患儿家属的知情权，在入组研究前先征询患儿监护人意见，在其自愿且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纳入本组研究。
排除标准：①有先天性疾病如视力障碍者；②有已知病因导致的其他精神类疾病者。

1.2方法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familyenvironmentscale，FES）和自拟问卷了解两组儿童的家庭关系和谐情况、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情况以及关于父母个人的情况等。

1.3统计学分析指标

①父母个人情况：父母的性格情况、受教育程度和陪伴孩子的时间。②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否合理。不合理的教育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严厉、过分干涉、过度保护。③家庭关系情况：关系程度分为和谐、一般和差。④家庭对儿童孤独症的认识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可将家庭对儿童孤独症的认识程度分为了解、一般和不了解。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和整理，利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可用%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儿童父亲情况比较

病例组60例患儿父亲的性格和对照组健康儿童父亲的性格调查结果比较发现，两组之间结果差异并不显著，P＞0.05，这说明儿童的父亲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并非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因素。病例组60例患儿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对照组调查结果比较发现，两组之间结果差异并不显著，P＞0.05，这说明儿童的父亲的教育程度也并非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因素。关于父亲每日陪伴孩子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病例组中81.67%的父亲每日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2h，而对照组仅有28.33%的父亲每日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2h，结果比较对照组显著优于病例组，P＜0.05，这说明父亲每日陪伴孩子时间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重要家庭因素。具体的调查结果见表1。

表1两组儿童的父亲情况比较[n（%）]

2.2两组儿童母亲情况比较

病例组60例患儿母亲的性格和对照组健康儿童母亲的性格调查结果比较发现，对照组健康儿童母亲为外向性格的比率明显大于病例组，差异显著，P＜0.05，这说明儿童母亲的性格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重要因素之一。病例组60例患儿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对照组调查结果比较发现，两组之间结果差异并不显著，P＞0.05，这说明儿童母亲的教育程度并非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因素。关于母亲每日陪伴孩子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病例组中60.00%的母亲每日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4h，而对照组仅有8.33%的母亲每日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4h，结果比较对照组显著优于病例组，P＜0.05，这说明母亲每日陪伴孩子时间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重要家庭因素。具体的调查结果见表2。
表2两组儿童的母亲情况比较[n（%）]

2.3两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比较

对儿童父母教育方式是否合理评分，合理为情感温暖、理解，不合理为严厉、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对照组健康儿童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合理的比率为93.33%，显著高于病例组，P＜0.05，该结果说明教育方式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重要因素。具体见表3。
表3两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比较[n（%）]

2.4两组家庭关系情况比较

调查显示，对照组中家庭和谐比例为78.33%，显著高于病例组的23.34%，P＜0.05，该结果说明家庭关系是否和谐是影响儿童孤独症的重要因素。具体见表4。

2.5两组家庭对儿童孤独症的认识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组中了解儿童孤独症的家庭比率为68.33%，显著高于病例组的26.67%，P＜0.05，该结果提示家庭对儿童孤独症的认知程度与儿童孤独症的发现时间和早期矫正有关。具体见表5。

3讨论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同时涉及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综合型发育障碍性疾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尚未找到根治孤独症的方法，一旦发生就是终身性影响[4-6]。有关孤独症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儿童孤独症的概念、诊断标准、流行病学等发生了很大改变，同时近年来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儿童孤独症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它或可成为当下最为严重的儿童发育障碍性疾病[7-8]。
儿童孤独症是对患者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综合性评价结果，泛指具备在人际交往、互动反应等领域存在缺陷或表达能力障碍和狭隘而局限的兴趣活动等特征的患儿，是一种广泛性的发育障碍。随着发育和行为儿科学研究理论的不断完善，孤独症又可分为不同特征的亚型[9-11]。但从临床实践来看，无论孤独症的类型，未经干预和矫正的孤独症预后较差，其可成为儿童终身残疾的重要诱因。同时，未经干预和矫正的高功能型孤独症患儿在青春期有着更高的风险发展成为品行障碍，诱使孤独症患儿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中，给社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12]。因此无论是对患儿本身还是其家庭或社会，孤独症儿童均应是被关注的重点群体，我们要及时发现、诊断并实施矫正，以促进孤独症患儿生活质量的提升。
虽然现阶段尚未完全明确孤独症根本病因，但学理界普遍认负性遗传因素对大脑神经发育的负面影响是孤独症发生的主要病因。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孤独症的危害程度与儿童早期大脑神经系统发育有关，有学者在其研究[13]中根据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disorder，ASD）评价结果将一组孤独症患儿分为轻症和重症，其对重症患儿临床病例研究后发现重症孤独症患儿出生后6～14个月大脑神经系统存在异常发展迹象，神经元存在明显的过度生长趋势，因此其认为孤独症的发病虽然与先天性因素有关，但孤独症的严重程度却受限于后天性因素，及时的干预和矫正能够有效降低孤独症对患儿生活能力和行为模式的不利影响。同时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量的研究[14]也表明了早期诊断和治疗对孤独症患儿预后的影响，干预越早患儿的预后越好，且2～5岁是孤独症干预和治疗的黄金时期，2岁以前干预虽有成效但结果不稳定仍存在进一步发展和恶化的风险，而5岁以后再实施干预虽然效果较稳定，但儿童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已在孤独症的影响下具备雏形，干预和矫正是真正意义上的“事倍功半”。因此如果能够在2岁之前就完成孤独症的筛查和诊断，在5岁之前就完成系统的干预和矫正将能有效改善孤独症的预后。
儿童孤独症的早期发现和诊断是儿童孤独症早期治疗和矫正的基础，也是改变儿童孤独症临床格局的关键所在。大量的研究[15]表明，儿童孤独症早期具有明显的征象，这些征象可帮助儿童父母、医生捕获孤独症风险，从而完成筛查。如周岁内儿童无法与父母完成共视、缺少目光跟随活动、外界刺激低反应等，均是儿童孤独症的特异性表现，此时应当及时就医并完成ASD评测。2岁后儿童已具备初步的思维能力和行为判断能力，异常行为是评价孤独症风险的有效思路，如长时间地凝视特定物、无目的地摇晃手持物、对声音反应不明感或显著的智力低下等，这些行为均提示着孤独症的风险，对于有这些症状且符合年龄标准的儿童应当及时就医并进行ASD评测，以完成孤独症的筛查和诊断。
现实生活经验展示了一条孤独症儿童的诊断和矫正路线，大部分孤独症患儿是在父母自觉儿童行为异常后，在医院就医时被告知为孤独症患儿，只有少数儿童是由医院率先发现异常并确诊，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家庭因素在儿童孤独症的早期发现和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就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诊断和矫正的家庭因素进行研究，找到与之联系最为密切的家庭因素变量，从而明确家庭因素对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诊断、矫正的积极或负面影响并予以指导、干预和调整，以期改善儿童孤独症临床格局，降低孤独症患儿及其家庭的痛苦。这是本组研究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在本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陪伴儿童的时间长短、家庭教育方式是否合理、家庭关系是否和谐以及父母对儿童孤独症的了解程度，与儿童孤独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存在较大关联，提示这些因素为儿童孤独症的家庭风险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与有些研究成果[16]基本一致。此外，本组研究中关于母亲性格评价结果提示，母亲性格与儿童孤独症的发生具有一定关联，但这一结果未能在其他文献报道中得到印证，后续研究可以此为方向，就父母性格对儿童孤独症发生及严重程度的影响展开探究，以进一步明确儿童孤独症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 父母陪伴儿童的时间长短、家庭教育方式是否合理、家庭关系是否和谐、母亲性格以及父母对儿童孤独症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儿童孤独症早期发现、诊断及干预训练的重要家庭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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