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教育亟待走出困境

　　2006年12月14日早晨6点，北京的天气异常寒冷，此时，许多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李贺已经早早地起床了，当天是她的早班，她要赶着去叫她的“学生”起床，开早会。

　　作为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一名专职社工，她是今年才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并到

这里工作的，而她的实际工作，就是和同事一起照顾6名特殊的孩子(自闭症)，由于是一项特殊的培训治疗项目，所以一名孩子配备一个教师。

　　因为星星雨是一家民间公益机构，所以资金方面并不是十分宽裕，因此，现在研究所里的人手不够，至于专业的社工人才，就更缺乏，这就使得研究所内除了专业社工外，必须补充一部分志愿者或者义工，甚至像李贺老师这样的专业社工，也是既要承担起繁重的教学方面任务，又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工作自然十分辛苦。

　　从另一层面来说，作为专业的民间社工机构，星星雨迫于生存压力，更无法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提供无偿服务，甚至因为不具备政府认可的专职社工资格身份和政府出具的社工服务机构资格证明，而受到服务对象的质疑，这是目前我国民办社工机构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关于专业社工出路的现实难题。

　　留在学校的教育困境

　　事实上，孙忠凯也是国内首批社工专业的毕业生，在我国，社工教育属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许多方面都还是一片空白。

　　“当时，我们上学时，并没有专业课本，除了一些从国外翻译的之外，大都是其他专业的内容。”孙坦言。

　　没有成熟体系的课本是一方面，许多学校的师资也很难完善，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现在已经开设了社工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已经达到170多所，但是，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田玉荣对记者介绍说，迄今为止，在社工教育领域硕士不足百名，而博士不超过20人，在这种状况下，整个教学体系都是在摸索中进行的。

　　同时，由于是新设立的专业，许多学生在报考志愿时其实对这个专业也并不了解，有一部分学生是通过调配才分到这个专业的。

　　甚至，许多学生是在上了一段大学之后才开始明白什么叫社会工作的，才了解了他们毕业后的工作性质，当他们毕业后，开始面对选择工作单位时，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许多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专业，从事的基本都是其他的行业。

　　同时，一些大学生可以选择就业的民间公益机构因为体制不健全，收入偏低，各项福利没有保障就更加难以受到毕业生的青昧了，有的学生可能刚毕业后进入了类似的机构，但没过几年就因为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而选择了离开。

　　田玉荣坦言，“社工系第一届招生一个班，后来改成两个班，但是由于担心就业状况，现在又改成了一个班。”

　　“这就需要坚持，其实，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每天奔走于各国大使馆或者公益机构之间，看到自己募款得来的资金改变了一些社会的状况，就会感到很满足，同时，我们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我现在也可以贷款买房。”孙忠凯说。

　　实际上，来自家里和社会的不理解也是导致学生对民间公益机构避而远之的原因之一，如今的孙忠凯，尽管他现在已经是该机构的发展部负责人，但家里对于他的这份工作还是难以接受。

　　生存于民间的专业社工

　　2006年初，研究所引进一种新式的养护疗法，共有6名不同症状的自闭症儿童在接受这种新疗法，李贺和另外几名同事从一毕业就成为了这个疗法中最早的专业人士。

　　当日，在他们那个比较小的工作间内，记者还遇到一位外国朋友和一位妇女，李贺告诉记者，这位外国朋友是来这里帮忙的志愿者，从今年七月份就来到这里，要呆上一年时间，而那位妇女则是保育员，主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

　　有分析认为，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就业困难、贫富悬殊、流浪乞讨、犯罪吸毒、群体性事件以及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随之出现，人们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层次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

　　在这种形势下，仅靠传统的、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手段已难以适应，必须大力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

　　业内专家提出，如果按发达国家标准，我国至少还需要200万专业社工，也就是2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从另一层面来讲，社工的生存状况依然存在困境。“我现在每月工资600块钱，还有一些生活补助。”对于李贺来说，上学时就读的是社工专业，来到星星雨工作已经有半年多时间，能够在这里坚持下来，她更多的是在实习期间建立起来的决心，“看到他们太可怜了。”

　　虽然工作非常辛苦，但李贺依然很敬业地坚持着，同她相比，一位4年前来到这里的大学生有着更深的感触。他叫孙忠凯，现在已经是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发展部负责人了。

　　4年前，和小李老师一样，也是一名刚毕业的社工专业大学生，他和其他9名同学来到了这里，4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却只剩下了他和其他4名同学，另外5名同学先后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这里。

　　“我们是先培训两年，当时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一个月只有400块钱，但也是自得其乐，当然，有同学也因此离开了。”孙忠凯很平静的说。

　　按照孙的说法，星星雨的发展历程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阶段，创办到发展，当时并没有专业社工，只是一部分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来组织工作；而直到像他们这一批专业社工到来时，星星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体制的问题亟待解决

　　能够进入大型机构的专业社工，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国内缺少对民办社工机构的管理办法，国家尚没有制定专门的设立条件、标准和程序，这类本应非营利的民办社工机构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为营利机构，他们不能募捐，不能申请政府资助，甚至享受不到任何税收优惠。

　　李贺曾明确告诉记者，“我们是凭一种精神在支持着”，而孙忠凯也表示，想赚大钱就别做这个。

　　在随机采访北京工业大学社工系的应届毕业生中，他们大都表示，虽然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了憧憬，但又有些担心。

　　因为社工在中国刚刚起步，薪金还没有严格的标准。前不久结束的上海社工节上透出消息，上海月薪一般1500-3000元左右。比照一下香港社工：初级社工月薪1.2-1.8万港币，高级社工年薪40万港币以上。

　　“我们同学现在大都进入保险等行业，能够进入社工专业工作的，几乎没有，而且在一般招聘会上也从来遇不到，我只见过一次，还要求硕士学历。”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一名学生对记者说。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社会工作的现状，关键要从体制上给他们建立一套健全的机制，在国外，很多类似于医院等机构，除了一定工作人员外，都需要既定的专业社工，而且社工的待遇也是需要客观面对的问题，要保证他们很体面的生活。在境外，社工是被看作与医生律师并列的专业性职业，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也让专业社工队伍相对稳定。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有困难的人群解决危机，特别是对老人、青少年、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帮助，让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能够和谐相处。

　　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美国为2‰，日本为5‰，加拿大为2.2‰，甚至，香港地区仅注册的社会工作者就占总人口的1.7‰，而在我国大陆地区，政府能够统计在内的，实际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仅有45.3万；另一方面，多数社会工作者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工作手段和方法比较落后，但是，每年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近万人，却大都改从他业。

　　对此，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的提出，要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同时，继今年7月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正式建立后，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的权威性指导机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日前在深圳正式成立，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在会上提出，“

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社会工作者大发展时期，民政系统要争取培养超过10万名社会工作人才，并在所有民政范围服务类机构以及公益性社会团体和民办社会服务机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配备相应的社会工作专门人才。

　　“听到这些消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舞。”李贺说。

　　有分析认为，如果按发达国家标准，我国至少需要200万专业社工，也就是200万个工作岗位。但现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需要更专业社工的公益机构；另一方面，国内每年近万名专业社工大学毕业生大都改从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