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统训练能治好孤独症吗？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果孩子的社交互动不行，那就做感统；语言不好，做感统；有刻板动作，也可以做感统；不懂规则、无法融入集体，还是做感统......
感统训练似乎是神奇的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哪里都能治得好。
其实感统训练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尤其是在孤独症领域。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教授、博导魏坤琳在某自媒体平台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
我挺讨厌市面上有些商业机构，（把）孩子的什么问题都变成感统的问题。
感觉统合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从没听过搞这样的东西，好多人的商业噱头是说用感统治疗的方法去对付自闭症（孤独症），我觉得是错的。
定义与争论
什么是感统训练？
我们所说的感统，即感觉统合。
感统训练是一种基于脑处理视觉、听觉、肤觉、前庭觉（平衡觉）等多种感觉信息的机制提出的干预方法。
最初，它是应用在提高学习障碍儿童的学业成绩上，后面才慢慢地被运用于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人群。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的神秘面纱被逐渐解开，很多人对感统训练应用于孤独症的干预效果和证据性保持着怀疑和争论。
即便如此，感统训练在孤独症圈中还是相当流行，尤其是一些孩子确诊初期的爸妈对此更是深信不疑。
缘起与追捧
为什么感统训练备受推崇？
为什么感统训练在孤独症圈中能够长期引发关注和追捧呢？
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病因研究的历史所在，一个是爸妈们缺乏了解。
根据韩文娟、邓猛的研究，孤独症与感统训练的关联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
当时的研究者认为，孤独症的病因是一种能够引起感觉异常的脑部疾病，如果能改善感觉系统的功能，就会减少儿童异常行为，并增加注意力及完成活动的能力。
于是在这一前提下，感统训练便逐渐被应用到孤独症的干预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备受推崇。
另外一方面，由于许多刚刚确诊的爸妈对孤独症普遍缺乏了解，信息掌握不足，在迷茫之中便容易误入感统训练的圈。
着急心切的爸妈，渴望着“药到病除”，望着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感统器具，相比于无形的教育训练，它们似乎更容易让人心安，爸妈们也会对它们更加信任、依赖。
历史的缘起+自身的迷茫+外在的渲染，爸妈们很难不被嘈杂的声音所影响......
底线与方向
如何看待这两者的联系？
如前所说，感统训练被应用于孤独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病因研究。
但时至今日，众所周知，孤独症的病因并不明确，也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
在病因尚未明确、疗法层出不穷的背景之下，我们该如何看待感统训练与孤独症的联系呢？
首先，我们需要坚守一个底线。
现在凡是宣称能够治愈孤独症的方法都是不可靠的，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感统训练亦不例外。
再者，我们保持平常心。
如魏坤琳所说，我们做好运动本身就好，不需要创造一个高大上的名词去对付孤独症。
我们可以平常心地看待，因为在家、公园、小区、草坪、沙滩，所谓的感统训练无处不在。
我们可以放下这种迫于改变、逆转事实的焦虑，先把我们的孩子看作是一个普通孩子，以锻炼孩子的肢体运动能力、养成有序的生活习惯为目标，在日常生活陪伴孩子，而不把感统训练作为一个特效药去“治愈”孤独症。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干预的方向。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很多孤独症孩子的社交互动不行、语言能力不好、有刻板动作，或者不懂规则、无法融入集体等等。
走过弯路的爸妈们都知道，感统训练并不能很好地改善这些现象。
当我们把干预的课室变成了健身房，它也许能让孩子的肢体更加发达，但一回到生活本身，孩子还是没办法独立生活下去：吃喝拉撒要人管、互动交流讨人嫌、常态环境融不进......
这是因为感统训练对于孤独症的三大核心障碍（人际关系障碍、交流障碍、想象力障碍）的干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它们带给孩子的困难依然存在。
就此，我们不妨驻足思考一会：孤独症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干预方向？
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方向应该是先建立孩子的基础生存能力。
因为无论是普通孩子还是孤独症孩子，我们最根本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独立、自由、快乐地生活下去。
但孤独症孩子由于其先天性的障碍存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很多能力水平就在普通孩子的基线之下，从而导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困难重重。
例如不看对方的眼睛说话、不能适时地回应对方的说话、不能读懂表情、难以理解和执行各项规则等等。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持续的教育训练补足孩子的基础生存能力，将其水平提升到基线之上。
这些能力，具体包括交流互动能力、社会行为能力、处理事务能力、识别能力、理解能力、逻辑能力等内容。
当孩子的能力得到提高时，即便有些栅栏我们无法消除，但孩子还是可以自己或者在少量帮助下跨越过去。
综上所述，感统训练对于孤独症的有效性备受争议，它也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要慎之又慎。
我们可以回到孤独症本身，去理解它的核心障碍，然后俯下身来去发现孩子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需要所在，在真实的情境中，用一个方法打败一个现象，而不是用一个打败所有。
参考资料
《国外感觉统合疗法与自闭症儿童循证实践相关研究综述》，韩文娟、邓猛，《中国特殊教育》，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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