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8年，做44个特殊孩子的妈妈，赔钱也要坚持下去！

北京通州区东定安村里两座自建的乡村院落，西边900来平方米，东边600来平方米，从窗户望出去，乔木的枝干密密地伸向天空，旁边就是村路和工厂。

这里除了一间几十平的小屋是路明一家的住所，其余则是另外44名孩子在异地的家。这是一座为孤独症等特殊儿童建立的康复托管中心，路明和好友黄淑媛是这里的校长。

这所托管中心已经开办了八年，他们也在这里陪了这群孩子八年。而说起最初干这件事，两人的起因却各有不同。

图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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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个特殊孩子的“家”

黄淑媛是北京通州人，今年52岁。大学原本选了神经内科的她，却因为晕针，转而学了特殊教育专业。在80年代，这个专业是冷门中的冷门，“学特殊教育，那不就是教一群傻孩子吗？”当时身边的人这样告诉她，但虽然迷茫，她却愿意试一试。

但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真正面对一群特殊孩子——说什么都听不懂、举止“怪异”，她时常感到很无力，也多次想过要放弃。迷茫纠结之时，一次公交车上的经历转变了她的想法。

那天在公交车上，她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把抢过前座女孩手里的食物，趴在座位底下不管不顾吃了起来。男孩的行为不被理解，双发起了争执。出于职业敏感，黄淑媛觉得男孩很可能是孤独症，她上前劝和，也告知了男孩的母亲她的猜想。那位母亲一脸茫然，完全不知“孤独症“为何物，看着向自己不断询问的母亲，黄淑媛突然感到自己或许有那么一丝价值，她想让更多人看见和理解孤独症，也想让这些孩子能理解外面的世界。就这么一个念头，她打消了转行的念头，决定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路明是黄淑媛丈夫的朋友，相比黄淑媛，路明是个孤独症的“门外汉”。开办这个托管中心之前，路明经营着一家钢铁厂，效益不错，赚了不少钱。一开始，他并不清楚孤独症是什么，更不了解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他得知一个好友的孩子被确诊孤独症，生活变得艰难，妻子没抗住，一点点走向抑郁，最终带着孩子一起自杀。眼见一个家庭顷刻间破碎，给路明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

图源：新京报

2013年，他自掏腰包，把家里的两座院子改建成了康复托管中心——智兴博悦康复托管中心，又找来了黄淑媛来帮忙，一起当校长。他们有各自的分工，黄淑媛负责照顾孩子们，而他白天开吊车赚钱养着这些孩子，晚上再去中心值夜班。

现在这家中心有44个孩子，他们大多数患有孤独症，还有一部分是脑瘫、多动症，唐氏综合征、智力低下和发育迟缓。他们来自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西......这些孩子大多都来自农村，不少孩子的父母本身就有精神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不仅付不起高昂的康复费用，也无法照顾好孩子，才转而将孩子送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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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原生家庭是最大心愿

托管中心的大门装了密码锁，防止孩子跑出去；地上铺着厚厚的防滑脚垫，以免摔倒磕碰；门窗没有死角……即便这样，还是有数不清的意外。周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他们破坏的对象，马桶被砸坏、淋浴头全被扯得只剩下一个个水管、衣服被撕烂、墙上的瓷砖爬满裂缝，他们可能前一秒还在冲你笑，但下一秒就猛地朝你扑过来。这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行为。

一开始，黄淑媛和路明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路明甚至每天需要依靠安眠药才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但是孩子交到了他们手里，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包括黄淑媛和路明在内，中心目前有16名老师，负责大、中、小三个年级孩子的教学和饮食起居。

孩子们大多有睡眠障碍，6点左右他们就起床了。黄淑媛得起得更早，她必须在孩子们起床之前到。吃完早饭，8点开始上课。上午两节，下午两节，每节课40分钟，主要是语言训练，感统训练，肢体训练，还有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

有的孩子状态比较好，可以自己背古诗；有的孩子精力旺盛，破坏性强，需要随时关注他们；小一点的孩子，最重要的“课程”就是教他们如何自己上厕所。所以，这里没有统一的课表，他们需要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和具体情况，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课程。

绝大部分孩子刚来的时候，自理能力是零，连独立吃饭都成问题，老师就从拿勺子开始教，慢慢训练。特殊教育老师不仅要有专业的干预技能，还需要察言观色的能力，这样才能读懂孩子的行为，进行恰当的干预。

图源：今日头条

王浩（化名）患有自闭症和多动症，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一米八的大高个，刚来第一天，就把洗手间、库房和院里的玻璃窗全拍碎了。

路明担心攻击性太强，到中心来会伤到别人。王浩的爸爸哀求黄淑媛，“我求求您了，接回去我没办法，我只能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了。”黄淑媛心一软：“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亲自带他。”

给孤独症孩子教学的困难，常人无法想象，最重要的是耐心，以及持久的训练。那一年里，黄淑媛做什么都带着王浩。他一开始吼叫，黄淑媛就教他，拍拍胸口，说“冷静，冷静……”然后引导他转移注意力，让他唱一首歌，或者背几句诗。现在，王浩一生气，黄淑媛说“冷静”，他立刻自己嘴里默念“冷静”，很少发脾气了。

“其实，当你真正教会他们什么的时候，那种欣喜是任何人都没法理解的，听到他们背出一首古诗，我比任何人都激动。”黄淑媛说。

当然，这过程也无力过，曾经有个孩子被铁链捆着送来，黄淑媛看着十分心痛。由于早期不恰当的带养，让一些孩子已经很难有挽回的余地，就算送到托养中心，她也无能为力。

中心现在最大的孩子已经22岁，有的孩子从中心创办之初来到这里，一住就是七八年。将自闭症孩子送回原生家庭、获得接受普校教育的机会，是托管中心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黄淑媛最大的心愿。

大概从2019年起，黄淑媛陆续将四个孩子送回了普通学校，包括他们在内，回归家庭的有七八个。但这个过程极其艰难，能做到的孩子是极少数。状态稳定、没有破坏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要能融入到普通孩子中，有简单的沟通能力。

图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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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钱也要坚持

维持托管中心很难，他们咬牙坚持着。而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亏钱已经是常态了。

冬天，他们把孩子都集中到西边的屋子，这样可以省下一半的暖气费。而路明不出车的日子，就下地种菜，给中心储备粮食。靠做冷库生意的朋友帮助，能给孩子吃上些海鲜。就算这样，中心也是难以为继，因为很多送来这里的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

这里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村，经济条件不好。托管中心最高的费用是一个月2000元，也差不多只够孩子的日常开销，但是不少家庭却拿不出这笔钱。费用交不上的家长很多，更夸张的是，还有来借钱的。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脊髓灰质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患有重度抑郁症。四年里，他们一共交过4100元的学费。有一回，他的父亲哭着来找黄淑媛，说自己骑着摩托车出门，撞倒了一个老太太，黄淑媛没办法，只能自己掏钱，借了他15000元。

图源：今日头条

像这样的事不少，黄淑媛常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她和路明不拿工资，还要补贴中心的费用。实在周转不开，两人还向自己的子女要钱补贴，两人轮流给儿女打电话，“喂”字一出口，孩子们就知道他们的用意。就连他们放假回家，也要把子女“抓”来干活。

黄淑媛的女儿也从事教育事业，虽然平常语气里对她多是调侃，“但我知道，她心底里是支持我的。有一天我干不动了，也许女儿就会来接我的班。”黄淑媛说。

这帮孩子就是黄淑媛心尖儿上的肉，她记得所有孩子衣服和鞋的尺码，他们喊她“黄妈妈”，这是孩子们给她的回馈。对于教育自闭症孩子这件事，黄淑媛没后悔过，她说：“看着孩子有时泛起笑脸，我就感觉找到了生存的价值。”

故事来源：今日头条“头条好心人”、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