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书籍】《孤独症儿童的幼儿园融合教育》后记

书   籍   名   ： 孤独症儿童的幼儿园融合教育

作       者：王国光

出   版   社   ： 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8年09月01日

《孤独症儿童的幼儿园融合教育》这本书即将问世了，感慨万千。从94年进入孤独症教育领域至今，整整十八年的时间。从风华正茂至人到中年。我问自己：这十八年来，我做了什么？我拿什么对得起我人生最宝贵的十八年，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在我的朋友张静和武斌的鼓励下，我决定写这本书，作为我十八年从业的总结。

9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孤独症孩子。当我看到他们漂亮的外表下漠然的表情，看到身为家长的我的同龄人们那企盼的目光，泪流满面到欲哭无泪的无奈，我就萌发出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帮助他们。就是这样的信念让我毅然从海淀教委辞职，放弃了从教八年的幼儿师范学校，走入了“星星雨”。我不知道放弃铁饭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需要我。

不知什么人曾说过：人工作往往是为了生存，而人一生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非是一件易事。我想我找到了。即便是在“星星雨”最艰难、几次面临夭折的时候，我也从没想到放弃。作为一名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我将它视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将它视为我毕生追求的事业。它带给我眼泪、带给我思索、带给我成就、带给我快乐。我爱这份事业，我爱这群孩子。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信心，带来希望。由于当时没有可参照的方法，就连孤独症的专业资料都少得可怜，于是我想到了我的母校。北师大特教中心的哈平安老师给与了我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哈老师是当时亚洲仅有的两位在国际上获得语言治疗师资质的专家之一。他经常来“星星雨”指导我们上课，风雨无阻。在哈老师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孤独症教学的研究。哈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让排队的孩子及时接受训练，同时也为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我利用下班时间主动承担起了这些孩子的训练。每天晚上结束训练的时候，聋儿中心（星星雨旧址）的大楼静悄悄的，外面已繁星点点。就这样，我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个案。95年，王梅教授带领北京市孤独症课题研究组的老师到“星星雨”参观，我认识了她，从此，我们成为了专业伙伴，并且成为我以后专业发展道路的重要影响人物。随着接触个案越来越多，对孤独症的认识越加深入，加之国外训练技术的融入，我感觉孤独症儿童的训练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不仅要有教育学的理论背景更要有心理学的学科思路，于是在哈老师和王梅老师的鼓励下，在“星星雨”工作四年后重新回到母校，就读于心理系姚梅林教授的研究生并获教育学硕士。几年的边工作边学习，使我拓展了思路，明白了要用发展性的眼光去进行阶段性的训练，使我的教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也开始对孤独症儿童的训练有了自己的见解和思路。

随着自己在专业上的进步，深入开展专业化的研究与探讨的欲望更加强烈，但是在当时想找一个专心搞专业的平台实则不易。于是，在家长的鼓励下，于2003年3月我创办了星外宝贝康复训练中心，目的是为自己打造一个可以专心做专业的平台。当然，做机构和做专业是两回事，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做机构的艰难可想而知，机构初创就遇到了“非典”。外地人像躲避瘟疫一样纷纷离开北京。当时仅有的一名老师也被家人劝回去了。临行前，她给我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对不起，王老师，我不得不走了。我知道现在是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实在不忍心离开。但是，我又不想让家里人担心。过一段时间，我一定会再回来。这就是很多家长熟悉的宋晓颖老师，当时她才年仅19岁。这张字条，我一直留着，舍不得扔。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后来宋老师一直帮助我，我们成为了朋友。我的机构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像宋晓颖这样的老师们，我由衷地感激他们，祝福他们。当然还要感激那些义无反顾地支持我的家长。非典时期，家长们大都是从外地来的，但是没有一个离开，家长们说：反正回去也是要被隔离，为了孩子，死在北京我们也认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锦州的姥姥，训练结束了，恰逢机构搬家，她对我说：“姑娘，我现在不能走，看你安顿好了，我再回去。要不，我不放心啊！”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正是由于家长和老师们的支持与鼓励，使我坚持了下来。由于坚持，我在专业上又萌生了新的思路，那就是开展幼儿园融合教育。这个想法起源于我对几个孩子在幼儿园状况的追踪。我看到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被老师紧紧抱着，因为怕影响其他小朋友上课；有的孩子在教室里游荡无人问津；有的孩子身体坐在课堂上，大脑已经完全游离。我顿时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幼儿园融合教育仅靠幼儿园老师是不行的，必须有专业人员的介入。我希望通过专业人员的介入，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能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我坚信这一点。我不甘心：小小的年龄就这样一直到老。我的想法得到了王梅老师的大力支持。我的美国朋友 HELEN博士也告诉我：在美国，只要是孩子就应该去幼儿园，包括特殊孩子。我的朋友张小华从日本留学回来，对我说：日本的孤独症儿童程度比我们看到的要轻，原因是他们早期干预得好。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使我对早期融合教育产生了期待。于是2005年，我将机构搬进了幼儿园，开始探讨幼儿园早期融合教育。这一年，正式加入王梅老师的科研团队，开始探讨自主性干预的教学思路。这一年，也是我开始专业思想的转型。那就是从以能力为本，以孩子被动学习形式为主，转为以孩子为本，以调动孩子主动性学习为主。在与幼儿园的合作过程中，我发现：幼儿园和机构间的合作，无论从行政管理方面还是教学管理方面，都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个体。而融合教育要求的是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的密切配合，管理上的各自独立势必影响到教学无法交叉。与普通老师的交流只能更多依靠于某位老师的热情与责任感。这种配合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深入的融合无法开展。这样的合作形式只能解决孤独症儿童在幼儿园的安置问题，不能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带着这样的思路，我找到了北医幼儿园。

园长潘燕生是我见过的最有前瞻性的领导，她将特殊教育视为幼儿园的重要组成。主管特教的吕玲副园长将她丰富的亲子教学经验运用于特殊教育中，使我开始从以特教的视角去看待普教转为以普教的视角去看待特殊教育。在北医幼儿园，我开始思考环境支持的作用。2009年，我随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赴日本参观学习，顿悟了“环境支持”的道理：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环境。当然，不仅孩子需要环境的支持，像我这样的专业工作者也同样需要环境的支持。我沐浴在北医幼儿园接纳的阳光下，尽情播种融合的种子，享受融合的成就与果实。在北医幼儿园，完成了我专业思想的转型。

感谢田惠萍老师接纳我走进孤独症领域，使我有机会体验人生的多彩；感谢王梅这位难得一贯坚持做基础研究的教授，把我领出专业的迷茫；感谢孙敦科老师多年的厚爱，戏称我是中国的土专家，让我在本土化的道路上探索得更加深入；感谢温洪老师对我的信任，让我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在本土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感谢贾美香教授把我引进北医幼儿园，使我有机会领悟孤独症儿童融合的真谛；感谢潘燕生园长苦心营造了幼儿园全纳的人文环境，让我的专业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感谢财团法人台湾自闭症基金会执行长刘增荣老师，听说我要写书，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台湾有关融合教育的论文，丰富了我的融合教育思想。

感谢我的儿子，从2岁半开始就随我东奔西跑，成为了很多孤独症孩子的玩伴。他说：我和好多孤独症小孩都成为朋友了。当然，他也从中收获了宽容与对差异的接纳。感谢我的老公，从“星星雨”到自己创办机构，都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从不求回报。每当我遇到专业的重大转折，他都说：只要想好了，就去做吧！正是因为他给了我足够的宽松和自由，我才收获了丰富的人生经历。感谢我的妈妈，在临终前还握着我的手说：我没有什么遗憾，我有一个令我骄傲的女儿；感谢我的老父亲，在病床上，还在关心我的书写好了没有，那眼神里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期待；感谢我的婆婆，每次打电话都叮嘱我注意身体。

感谢我的同事们，北医幼儿园的彭瑾、张静、葛文、韩素辉、程红、翟英、王钦和赵蕾蕾等老师们，感谢石景山师范附属幼儿园的王晓蕾老师，感谢六院基地的我的搭档薛仲、小同事胡萍给与了我很多专业上的建议。感谢我的忠实“追随者”小老师袁芳，从机构到幼儿园，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共同探索融合教育，她不仅是我行动中的影子，也是我精神上的支柱。感谢众多支持我的家长朋友们，不仅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也需要他们。

十八年来，从特殊教育到融合教育；从“星星雨”到幼儿园；见证了我专业思想的成长里程。虽历经波折，但成果颇丰。其中有迷茫也有顿悟；有失败也有收获。我是一个幸运者，在从事孤独症事业的十八年中，我获得了清晰的专业思路；我是一个富有者，在这十八年中，我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收获了太多人的真情。

我将我这十几年的积累回馈给大家以报答各位前辈、师长、同事和广大家长朋友们的厚爱。希望家长从中得到启发，少走弯路；希望专业者从中得以借鉴，扩充思路。望同仁们不懈探索，家长们充满信心。为了我们共同的孩子，我们加倍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