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 大家好，我是Luc Pauwels。蛙小芯：此次推荐文章，翻译转载自“Sixth Tone”的Why It's Time to Speak Up for Kid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作者Luc Pauwels曾就职武汉市育才第二寄宿小学任国际部创始校长~
作者前言
提到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老师沉默了，家长尴尬了。这导致此议题一直得不到重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场公开的对话。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都明白学生总会遇到学业挑战——无论是解数学难题、大声朗读复杂文本，还是写作文。
但对某些孩子而言，某些学科的困难并非偶然，而是持续存在的障碍。这可能是学习障碍或行为失调的信号，甚至可能指向严重的神经发育问题。
学习障碍与智力、学习动力或懒惰无关
它本质是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差异。这类儿童接收和理解信息的方式与常人不同，进而影响他们的感知与认知能力。
作为武汉某知名小学国际副校长，我注意到许多教师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为唤起关注，今年 3 月初，我开始对三名疑似需要特殊支持的 7 至 8 岁男生进行课堂观察。
“您喝的什么？”一名男孩用中文问我。“咖啡。”我微笑着回应。但他的表情却充满困惑与不解——显然未能理解我的回答。我们陷入了沉默……目睹这些智力正常，却因认知工具缺失而举步维艰的孩子，我深受触动。
当晚我辗转难眠，脑中不断思考着：我是否有资格诊断这些孩子？是否该推动他们接受专业干预我意识到，答案必须通过与教师团队及校方领导开诚布公的对话获得。
第二天，我与中方副校长谈到：“您是否注意到二年级那个语调单一、社交困难、行为刻板的男孩？”她点点头。我进一步追问，“您认为他有什么问题？”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似乎不会有任何答案。
特教资源中心为随班就读儿童提供支持
最终，她回答了。但语气明确表示，这个话题不适合进一步讨论，她说：“你正在触及教育中最棘手的问题。”这次经历，促使我将关注学习障碍儿童受教育需求作为使命为此，我拜访了华中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家——朱楠副教授。
她介绍：中国自 1980 年代末推行融合教育，目前约 50% 特殊需求儿童在普通学校就读，各地特教资源中心为随班就读儿童提供支持。”
然而现实远不如描述般乐观。我观察的三名学生均被贴上“学困生”标签，每天课余接受额外补习。“这是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朱教授的话与同事的回避态度如出一辙。
2018年4月27日，武汉市育才第二寄宿小学学生参加的考试，经过几周的迂回试探，我终于问朱教授，她认为我应该如何处理这三名学生。她提出可以进行入校评估，然后帮助我制定最适合他们需求的教育方案。
我深知需谨慎处理校方与家长关系，静候邀请外部专家的时机。周一早晨，我约谈其中一名男孩的母亲：“我想和您单独谈谈孩子的情况。”她沉默点头。
我告诉她，日常干预配合班主任支持已初见成效：孩子英语成绩提升、汉字书写也有进步。更重要的是，焦虑情绪有所缓解。
三周后，这位母亲主动询问：“您有什么计划？”我提出专家介入方案。她眼含泪光连声道谢。2018年4月2日，武汉市育才第二寄宿小学一名学生的画作。
推动校方支持更为艰难
领导层明确表示：中国应试教育体系，不会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驻足等待。师生持续承受严苛的阶段性考核压力，掉队者往往难以翻身。更令人忧心的是，教师奖金常与及格率挂钩，导致教职人员易对特殊需求学生产生职业倦怠。
打破这种结构性困境需要耐心、毅力，以及对儿童福祉的深切关怀。我的观察显示：教师怯于与家长沟通学障问题，家长亦困于耻感保持沉默。这种双向回避正在消耗宝贵的干预时间。
近期，我建议那位母亲与校长直接对话：孩子的学习困难是否持续存在？是否存在情绪障碍？课业难度是否超出其能力范围？是否潜藏多重学习障碍？这些尖锐问题或许令人不适，但唯有家长主动开启对话，才能推动学校采取更多支持措施。
我认为学校应当
培养专职特教教师，允许其与家长共同制定涵盖诊断、干预的个性化方案；
建立明确的家校责任清单、外部资源引入机制及定期评估流程；
同时，需让孩子清晰了解自身的进步轨迹。
如今，我仍常去探望那三个男孩的课堂。“周五能和我妈妈聊聊我的进步吗？”其中一个孩子问我。我微笑点头，心中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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