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动症”在新闻报道中的媒体构建∗—基于《中国青年报》的内容分析

蒋盈1，2黄文澜1肖建勇1，3
(1．宁德师范学院福建宁德352000；
2．高雄师范大学台湾高雄80201；3.台中教育大学台湾台中40306)

[摘要]文章以《中国青年报》为例，收集2001—2020年间该报对多动症的相关新闻报道，使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了解报纸媒体对多动症的构建。结果发现，从报道年份来看，每年报道数量虽有上升趋势，但每年报道总体数量极少；从报道议题来看，医疗议题类报道最多，其次是社会议题类报道，最少的是教育议题类报道；从报道语气来看，以中性／客观的语气报道居多，负面语气的报道次之，正面语气的报道最少。建议增加有关多动症科学报道的数量，提升大众对多动症的关注度；增加多动症报道的议题及成因分析，纠正大众对多动症的认知偏差；增加多样化的正面报道，提升社会、学校、家庭共防共治之心。
[关键词]多动症；新闻报道；报道年份；报道议题；报道语气
[中图分类号]G76；G212[文献标志码]DOI:10.13627/j.cnki.cdjy.2022.05.001

一、研究背景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简称ADHD)，俗称多动症，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神经精神障碍。主要症状为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通常在婴幼儿阶段出现但常在入学后才被发现”[1]。多动症患儿除了有多动、分心和注意力不足或冲动等行为特征外，也会伴有学习障碍、情绪困扰、反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不良等问题[2]。关于儿童多动症的发病率，“国外资料报告高达5％~20％，如荷兰、美国等”[3]52；在中国，据“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焦虑障碍占4.7％、对立违抗障碍占3.6％、重性抑郁障碍占2.0％[4]，这些都是儿童青少年中流行率最高的精神障碍，尤其是多动症。
当今社会，普通民众对许多疾病、药物与治疗介入的经验，首先(且经常主要)是通过新闻或其他媒体形式中的再现而获得的。民众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获得的相关信息，成为日常生活中医疗决策、照护实作以及建立疾病认同的重要资源[5]。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为代表的综合性报纸是高端、权威传媒，“文化力、公信力、影响力强，其科技传播等内容二次传播的概率很大，受众颇多”[6]24。因此，报纸等新闻媒体如何报道多动症，不仅关系着多动症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还会建构或修正人们对多动症的认知，进而影响其行动决策，故十分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青年报》为例，希冀透过检视该报中关于多动症的相关新闻报道，分析多动症在报纸等新闻报道中的媒体构建，并深入探究相关报道产制背后的价值导向，据此提出对报纸等媒体在未来多动症报道方面的相关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是客观地、系统地、定量地描述显性传播内容的一种研究方法”[7]。该法非常适合分析文本或档案数据的内容，因此，经常被应用于对报纸内容的研究上，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传播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8]。由于本研究的目标媒体为报纸，故十分适合使用内容分析法。此外，为了更好地说明媒体报道的重点，本研究还将适当结合媒体报道的具体内容进行论述话语的质性分析。

(二)数据源

本研究以《中国青年报》(CHINAYOUTHDAILY)的全部报道作为内容分析的数据源。《中国青年报》创刊于1951年，由共青团中央主办，是以全国各族青年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综合性日报。之所以选择该报作为数据收集的来源，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发布的市场调查报告，全国综合性日报阅读率排名中《中国青年报》位居第三[9]，阅读者多、影响力大；第二，经前期初步筛选，发现相较于其他几大同样颇具影响力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如《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中国青年报》涉及多动症的相关报道最多，能够为本研究提供更多的分析数据；第三，《中国青年报》设有独立的十分完善的电子报刊库，该报历年来所有版面的新闻报道均可在其专属网站“中青在线www．CYOL．com”中搜寻获得，数据获取便利，数据的开放程度与完整度较好，可以横跨较长时间。

(三)样本采集

以研究主题相关之“多动症”“注意力缺陷”“注意力不足”等关键词进行搜索，考虑到年代太久无法保证报道的时效性、时间过短又无法窥探多动症相关报道的年代变化，因此，最终将搜索的范围限定在《中国青年报》二十年(2001—2020年)间关于多动症的相关报道。此处相关报道除了专门针对多动症主题的报道外，亦包括其他文章中涉及多动症相关信息的报道，共搜索获得75则报道。初步阅读后，剔除明显无关报道后，保留69则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单位为报道的则数，即一则报道为一个分析单位，最后一共获得69个分析单位。

(四)类目建构

针对69个分析单位，由两位研究者根据问题意识发展初步的编码架构进行编码。部分分析单位涉及多个内容，引起两位研究者编码出现歧义时，便邀请第三位研究者进行审定，并根据其报道的中心思想，三人共同讨论确定其编码归属，并视需要调整原本的架构，重新检视与修正已编码的数据。最终确定了两个层级的编码架构，第一层为报道年份、报道议题、报道语气三个分析主类目，在主类目之下(报道年份除外)再细分数个子类目，编码架构如图1所示。各类目的内涵具体说明如下。
1．报道年份。统计2001—2020年间《中国青年报》每年多动症的相关报道则数，从不同年份的报道则数变化探寻媒体对多动症关注度的变化与趋势。
2．报道议题。依据报道的议题内容，划分出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三大主议题。其中，医疗议题又包括诱发因素、伴随问题、干预治疗、健康宣导四个次议题；教育议题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两个次议题；社会议题包含名人故事、家长故事、患者故事、其他故事四个次议题。据此分析与解读在综合性日报中，有关多动症的新闻报道以及其陈述内容主要着重在哪些方面及背后的意涵。3．报道语气。报道语气可以分为正面语气、中性语气、负面语气三大类，区分报道语气主要是看新闻报道的用词和内容。正面语气报道是指报道的内容反映多动症患者积极向上或用正面词汇肯定多动症患者的表现，负面语气报道是指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多动症患者的负面行为或可能对读者在多动症形象的认识上造成不利影响，中性语气报道就是客观报道或者报道时当表扬即表扬、当批评即批评。

三、研究结果

(一)多动症报道则数年份分析
二十年来，《中国青年报》有关多动症的新闻报道数量呈现不稳定上升的趋势，如图2所示。总体上看，每年报道数量极少，尤其是2014年以前，平均一年仅为两则左右。该数量对于日均报道量多达三十篇的《中国青年报》来说实属微小，显示该报对多动症的关注度较为有限。
从图2可以看出，2008年出现了一个多动症报道则数的小高潮。仔细阅读当年的报道内容发现，当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在这届奥运会上，从小患有多动症的菲尔普斯勇夺8枚游泳金牌，成为单届奥运会夺取金牌最多的选手。多动症患者菲尔普斯的出现使得媒体开始关注多动症，相关报道也随之增加。2014年出现了第二个报道则数的高潮。当年由中国健康管理促进会、中国儿童发育行为研究院主办，中国医师联合会、中华精神疾病康复协会等协办的“2014国际生物医学学术大会暨发育行为儿科疾病生物技术新进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该会就儿童多动、抽动、自闭症等儿科发育行为疾病展开了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医学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多家媒体争相报道，进一步打开了多动症的媒体空间。可以说，2014年是一个分水岭，自该年开始，虽然每年涉及多动症的报道则数有高有低仍不稳定，但呈明显上升趋势，较2014年之前平均报道则数有了大幅提升。可见，媒体对多动症的报道倾向与力度会受到医学领域的研究新进展以及名人效应等方面的影响。

(二)多动症报道议题分析

1．议题类目分析
在《中国青年报》中，有关多动症的相关报道最常出现的主议题是医疗议题，该类别在所有报道中占了半数以上(53.6％)，其次为社会议题(30.4％)，最后是教育议题(16.0％)，见表1。医疗议题的较大占比以及教育议题的较小占比，表明媒体视角下的多动症被框定为一种疾病，因而在多篇报道中使用患病之类的词汇描述儿童的行为问题，如“事实上，她是一个多动症患者，刚来到美国新家时，‘像个暴躁的小火龙’”[10]；一些教师在对待学生出现行为问题时亦倾向于寻求医疗的帮助，如“你们小林上课一直动来动去，你们带孩子去看看是不是多动症”[11]；等等。
医疗议题的大量报道虽然有利于民众正确认识与接纳多动症的疾病本质，但是教育议题的过少关注，也容易让人忽视ADHD儿童多动的行为症状与表现是生理因素与环境互动的结果[5]。过分强调医学取向可能给了部分教师与家长推卸应尽责任的借口与机会，当孩子出现多动行为时，这些教师与家长不再积极主动地反思是否是教育环境或教育方式上的问题，而是简单地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孩子生病了”，于是将责任都归于医生。诚如一篇报道所言：“儿童出现了某种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时，人们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孩子的个性差异或教育生态环境，而是直接把这些问题推给医疗，所以，似乎关于孩子大脑、意识的疾病越来越多”[12]。

2．议题内容分析
(1)医疗议题内容分析
《中国青年报》关于多动症的医疗议题类报道中，提及最多的次议题为多动症的诱发因素，占该类别报道的29.73％，如图3所示。提及的诱发因素包括产前因素(剖腹产、准妈妈吸烟、准妈妈吸入污染空气)、生物因素(男性以及左撇子)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环境危害、化学污染、食品添加剂)等。相较于其他次议题，诱发因素之所以占较大比例，主要是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情复杂，容易产生各种诱发因素。为了降低诱发因素的影响，国家人口计生委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组织开展“优生促进工程”，积极开展出生缺陷预防工作[13]。媒体作为一个传播与宣传健康知识的重要途径，自然也要响应国家号召，在报道关于多动症的相关内容时，较多关注诱发因素，可以帮助广大家庭及待孕夫妇了解优生科学知识和技能，自觉采纳有利于优生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生育的危险因素，预防出生缺陷。
此外，从报道提及多动症的病因分布来看，除剖腹产被提及两次外，其他诱因均只被提及一次，且仅以增加患病几率的论述呈现，如“长期的医学观察发现，不经过产道挤压的新生儿，通常以后的手眼协调能力比较弱，脾气比较容易急躁，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患多动症及自闭症几率比较高”[14]。新闻报道此种多样且不确定式的原因论述主要是与医学界对多动症的确切原因也尚未有定论有关，目前尚未有证据证明任何一种单一的因素与患多动症有明确的联系。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的媒体当然也不敢妄加断言，这也再次说明了对多动症的相关报道与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息息相关。
从图3可以看出，在医疗议题类报道中，占比第二的次议题为伴随问题，占27.03％。在此议题中，62.7％的报道提及患有多动症的儿童更容易伴随网络或手机成瘾的问题，如“一些生理上原本就有注意力缺陷问题的孩子更易成瘾，调查显示，80％左右有注意力缺陷问题的孩子最终都会走向成瘾”[15]。其余合并症包括读写困难、人际互动困难、更易出现拖延行为等问题，而其他合并症加起来不到四成。媒体之所以如此关注多动症的网络成瘾问题，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报道特别强调时效性，即报道的内容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发展。在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e⁃lectrics)时代，不只是多动症儿童，就连普通儿童甚至成人也容易出现沉迷网络与手机的问题，该议题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因此媒体及时抓住了这一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较多报道。然而，媒体对多动症儿童网络成瘾问题的极大关注也容易使一些对多动症不甚了解的普通民众产生一种错觉，自然而然地将多动症与网络或手机成瘾联系在一起，误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而忽略了沉迷网络只是多动症病症的可能后果之一，因为截至目前并没有科学研究明确指出，多动症儿童一定会伴有网络成瘾的问题。
在医疗议题类报道中，占比第三的次议题为干预治疗(9则，占24.32％)。在干预治疗上，除了使用感官训练、辅助科技(手机APP、穿戴式头盔)等方式介入儿童多动症各有1则外，其余报道均围绕药物治疗展开，而同样作为重要干预手段的行为干预以及教育干预均未被涉及。此外，仔细阅读报道后发现，超过半数涉及药物治疗的报道并不是专门针对多动症患者使用的，而是家长“求好心切”，为了让孩子的学习效率更高，私自给孩子服用药物。如有报道：“上海的不少家长为考生备考采取了五花八门的方法，除了以往的买补品、烧高香、购买‘聪明药’(一种名为‘利他林’的处方药，是目前治疗儿童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症的神经类药物—记者注)”[16]；又如“起初用来控制小孩多动症的药物利他林，现在被学生普遍在考前服用以提高思维能力，它对于健康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17]。可见，相较于多动症药物对患儿本身的治疗效果，新闻媒体更加关注的是药物滥用问题。媒体之所以如此关注药物滥用问题，是因为近年来出现了多起学生因服用该药物，最后造成药物成瘾的事件。除了《中国青年报》外，国内还有许多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也对此议题进行了报道，如《新京报》刊登了长篇报道《会上瘾的“聪明药”》[18]，甚至共青团中央也发布了题为《吃“聪明药”考上重点大学？当心境外违禁药让孩子染“毒瘾”》的类似报道[19]。可以看出，多动症药物滥用问题已经成为新闻媒体特别关注的一个议题。
在医疗议题类报道中，占比最少的一个次议题为健康宣导(7则，占18.92％)。在健康宣导报道方面，媒体主要从医生的角度呼吁家长、教师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关注儿童心理疾病，及时问诊，同时也发布了一些“儿童多动症现场咨询”的消息。《中国青年报》作为面向普通大众的综合性日报，健康咨询倡导式报道不仅有助于更多家庭认识多动症，而且让家长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相较于前面三个更为专业的医疗议题，该议题所倡导的知识更为一般读者所需要，可惜的是这方面的报道比例并不占优势。

(2)社会议题内容分析
《中国青年报》关于多动症的社会议题类报道主要是人物故事类报道，数量最多的是患者的故事(8则，占38.10％)，其次是名人和家长故事(各有5则，各占23.81％)，还有其他故事(教师、大学生村干部和社工的故事各有1则，共3则，占14.29％)，如图4所示。从该比例分布以及报道的具体内容中发现，媒体报道最多的是患者自我帮助、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故事。而涉及教育体系(教师)、行政支持(大学生村干部)以及社会服务(社工)帮助的报道数量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教育起步较晚，很多相应的配套支持尚未健全，服务体系也不够完善，除了医疗系统外，患者可能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更多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患者故事的报道中，有近一半报道的主人公在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患有“注意力缺陷”，因此度过了不愉快的童年，等长大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病症是多动症中的一种，于是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重获新生。可见，相较于多动的外显行为比较容易被观察到，有很多注意力缺陷的患者因其病症相对内隐，并不能被及时发现。

(3)教育议题内容分析
《中国青年报》关于多动症的教育议题类报道多融于心理健康报道之中，其中涉及学校教育的有6则，占55.55％，涉及家庭教育的有5则，占44.45％，如图5所示。有关学校教育的报道除1则提及“教师面对多动顽劣学生无计可施”[20]外，其余报道均涉及“学校方邀请医生进校培训，帮助教师增能，认识学生多动症等心理健康问题，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21]。不难发现，在媒体视角下，学校方对学生多动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2002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重新修订)，其中明确指出，对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问题的学生，应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辅导，及时给予必要的危机干预，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22]。政府颁布的指导性文件对各地中小学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开展各种心理健康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相较于学校教育方面对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积极关注，媒体在涉及家庭教育方面的报道更多揭露的是“家庭教育缺位”的负面状况，如“在需要心理干预的孩子里面，有一半来自离异的家庭，另外一半尽管没有离婚，但也存在冷暴力、家暴、分居、父或母突然离世、家庭关系矛盾冲突等，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孩子的心理问题，与家长息息相关”[23]。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家庭在儿童人格发展、心理健康、行为规范养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家长要主动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关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如果发现孩子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就要及早转介到专业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24]。然而，现实中家长普遍关注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或学业成绩，大多只满足于孩子吃好、营养跟上，考出好成绩，而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缺乏了解，不懂得心理疾病方面的知识，对于多动症等心理问题缺乏教育与指导的能力。

(三)多动症相关报道语气分析

《中国青年报》在报道多动症新闻时，以中性／客观的语气居多(33则，占48％)、负面语气的报道次之(20则，占29％)、正面语气的报道最少(16则，占23％)，如图6所示。整体而言，近半数的新闻中媒体都能站
在客观中立的立场记录和报道多动症。《中国青年报》关于多动症相关报道语气的分析关事情，当好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和信息的传播者。然而，负面语气报道占比比正面语气报道占比更多，也显示出媒体视角下更多突出的是多动症儿童的负面表现，如“家长也知道他这些毛病，曾经带他去医院检查是不是有多动症。有一阵子下午放学后，我留他写作业，本想和他多接触一下，帮助他‘洗心革面’”[20]。又如“有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不愿意给孩子贴上‘多动症’的标签，认为多动症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精神疾病”[25]。
诸如此类带有负向语气的报道，容易给读者留下多动症患者调皮、冲动、学习成绩不佳、人际关系不良的负面形象。过多地呈现这些负面形象容易引起普通民众对多动症儿童的反感，不利于他们接纳多动症儿童，更不利于发现多动症儿童身上的优势，导致在提倡关爱弱势儿童的今天无法为他们创设更加友善的环境。
正面语气的报道主要围绕名人和一些成功的患者展开，如“媒体对‘飞鱼’菲尔普斯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一个完整的人快乐的运动生活。曾有多动症的他酷爱电脑游戏，喜好嘻哈音乐，把游泳看作是最快乐的事，称‘如果不做职业的游泳运动员，我可能去做别的，但我还是会热爱游泳’”[26]。然而，此类正面语气的报道数量较少，不足以给读者足够的信心去相信多动症的孩子也有自己优势的一面，从而对他们更加包容与接纳。

四、讨论与建议

(一)增加多动症科学报道的数量，提升大众对多动症的关注度

如前文所述，多动症已经成为我国儿童青少年中流行率最高的精神障碍。近年来，我国患多动症的儿童数量逐年增加，严重影响了儿童的心理健康与未来成长[27]。而“由于对儿童多动症的社会认知度低、专职医师的匮乏和治疗不规范，我国儿童多动症患者的就诊率不足1％，预后情况也并不理想。因此，唤起社会大众对多动症的关注和重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规范诊疗模式、推广疾病教育工作刻不容缓”[28]。
然而，从分析结果来看，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报纸媒体对多动症的报道数量极为有限，无法引起民众的足够关注。众所周知，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媒介及新兴的电子媒介等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社会信息的传播、社会关系的调节、提供娱乐及大众引导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大众传媒所形成的全覆盖的信息传播网络日益成为塑造社会文化以及说服、引导大众的利器，因此，媒体理应肩负起传播多动症科学知识的重任，增加对多动症的科学报道以“唤醒”社会对儿童多动症的科学认识和关注。

(二)增加报道多动症的议题及成因分析，纠正大众对多动症的认知偏差

从内容分析结果来看，报纸媒体对多动症的报道议题主要集中于医疗类，而在医疗类议题的报道中，报道最多的是诱发因素，其次是多动症伴随的问题，如网络成瘾或手机成瘾问题。然而，此类报道往往只呈现结果，没有分析原因，更多呈现的是多动症儿童有病、调皮、学习成绩不佳、容易沉迷网络或手机等负面形象，极易给大众造成认知偏差，认为多动症儿童就是缺乏管教的“坏小孩”。
然而，科学研究表明，多动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按目前的神经医学上的病因论，其行为异常有其生理因素，尤其是额叶的执行功能发育不足，是一种受到遗传、神经生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理或心理因素而难以用医疗手段改变生理素质。换言之，此类儿童的异常行为并非故意捣蛋，他们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因此，报纸媒体一方面应当扩大多动症报道的议题，不要局限于针对多动症儿童某些负面行为表现进行报道，可以紧跟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对多动症的科学成因、问题行为干预、医疗康复等诸多议题进行宣讲报道，引导大众改变多动症儿童是“坏小孩”的认知偏差，提升对多动症儿童的包容与接纳度，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多动症儿童。另一方面，报纸等媒体在进行有关多动症知识宣传与普及的过程中，要注意将那些与多动症患者有类似行为表现或是症状的相关病症与其他社会行为进行区别。例如，网络成瘾与药物滥用等相关社会行为与多动症在产生的生理或心理机制上存在根本性区别，前者较多受个体心理习惯、家庭环境、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后者更多受生理或心理的遗传因素的先天性影响。多动症患者并非都是网络成瘾者或药物滥用者，对此要进行严格区隔，防止因概念的混淆而对多动症患者造成误解。
无论是多动症，还是网络成瘾、药物滥用等诸多社会议题之报道、宣传，媒体都应坚持公共道德规范与法律底线，并以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去唤醒社会大众对多动症现象的关注与道德意识。

(三)增加正面语气的报道，提升社会、学校、家庭共防共治之心

菲尔普斯等名人事迹的正面报道能够发挥正向示范作用，有效鼓舞、激发多动症患者及社会大众的积极、乐观生活的信心，并由此做出积极的行为改变。然而，结合已有资料来看，针对多动症的相关报道在语气上侧重中性或客观语气，负向语气次之，正向语气的报道最少，而在名人故事方面，几乎只有菲尔普斯的报道。菲尔普斯作为一个多动症患者的代表，其巨大成功虽然有助于民众发现多动症儿童在运动或其他方面的优势，但是如果过于集中于某一个人的某一方面优势，那么无法让民众发现其他多动症患者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优势。为此，报纸等媒体在进行多动症的相关报道时，一方面应审慎使用负向的报道语气，避免因负向语气对多动症患者形成标签效应；另一方面，也要多报道一些其他多动症患者的成功事迹，甚至是普通患者的生涯发展，让民众发现多动症患者也可以正常生活，未来也有多种可能，从而引导大众对多动症形成积极、正向的认知与观念，消除“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的尴尬，提升社会、学校、家庭共防共治之心，在多方携手支持与关爱下[29]，为多动症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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