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个美国自闭症家长的一封公开信

——给准备让自闭症儿童参与高度行为训练的家庭

原文网址：http://www.astraeasweb.net/politics/aba.html

易春丽老师博客文章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c3d5a0100qudu.html

这篇文章是十年前易春丽老师的博客上翻译发布的一篇文章，当时底下骂声，争论声一片，其实在两年前刚进圈时就完整的看完了，我自己的感触和后来的认识，对此有很多想法，其实一直想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只是觉得很多时候带来的只会是争论和问题，但是有些事，我觉得埋没在历史之中太可惜了。而这篇文章其实还是训练师上门进行家庭干预知道和执行所带来的事件。但是在国内，其实几乎都是家长将孩子送到机构去经历这些事情。这些经历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作者的想表达的心声。

以下的观点和看法是作为一个拥有同样经历的美国家长的切身感受和建议。我在此只做转载。对于文中的观点和看法，希望你能够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如果你们怀疑这些美国人叙述的真实性，请给下面的英文里的联系地址写信）

欢迎转载，是原文标明网站说欢迎转载

正文：

尊敬的家长们：

如果你们正在考虑让深爱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家里（或在其他地方）参加应用行为分析治疗（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 ABA）方案的话，那么请慎重考虑以下内容。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爱心并且信任他人的儿子。他活泼开朗，仅仅在摔得很疼时才会哭。

   我们感到很幸运，我们的儿子仅仅有一点轻微的自闭倾向，他的话比较少，但他并没有暴力倾向、攻击性或是焦虑。他喜欢与他人打交道，我们认为他是个性格外向的孩子。

但是现在，我们成为了举国闻名并高度引人注目的ABA训练方案的受害者。ABA的训练人员来到我们家，他们看上去很有能力，他们具有管理者的责任，并有条理地训练着其他孩子。但是经过一年的训练治疗，他们剥夺了儿子成长所必需的经历。在一项25分钟的干预治疗（其中包括当儿子哭喊并试图摆脱训练时所遭受到的强迫限制和大喊大叫）之后，这项治疗最终摧毁了儿子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我们亲爱的儿子曾经多才多艺，最终被有意推入了难以忍受并无法控制的焦虑的深渊中去。

如今，我们的儿子被诊断出同时患有：自闭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这不是折磨他的疾病的一种轻微变化，相反，正如我们曾经在那些经历过数次战争或是强奸的受害者身上看到的一样，这是一种最严重类型的心理障碍。通常情况下，这是有心理疾病的人所受的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患者相对更为严重、更具有创伤性并且更持久。在 “治疗”的最后24小时中，我们儿子变得不可预测的暴力。现在，他整天处于焦虑状态中并且频繁的哭泣。他有病理性重现、侵入性记忆，晚上还会做噩梦。

这个曾经随和的四岁男孩如今变得持续恐惧，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且会有不自主的抽动和防御性动作。他最基本的信任已经被摧毁，他开始避开人群。此外，他甚至不能靠近任何教学材料或者教学工具（积木等），因为这些教学材料曾被用于他的行为训练方案中，所以每次接近这些东西，他都会产生严重的恐慌。尽管我们努力去克服，但这些症状已被证实是难以消除的。在那可怕的一天中，我们感觉仿佛失去了儿子，而夺走儿子的正是声称使用“积极训练”并且“没有厌恶”的治疗方案。

家长们，请考虑并了解一下非行为治疗方法例如游戏疗法！“恢复”这一饱含了我们对儿子满怀希望的词语，结果却变成了在行为语言中一项实验性的操作定义的术语。这与那些ABA倡导者最初告诉我们的相距甚远，而这些人目前仍然在用孩子们做实验。

家长有权知晓对伦理道德的违反

如果你正在或即将参与一项行为治疗方案，那么请仔细阅读这些关于违反伦理道德的条款。该编码取自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

一、治疗师仅仅声明或暗示你的孩子在使用他们的方法后将有可能“恢复”，但对 “恢复”这个术语的狭义定义却不加以解释，这个狭义定义曾用于1987年Lovaas的研究，至今，他们也许仍然基于Lovaas的研究从而提出他们的陈述和声明。

避免虚假或欺诈性陈述

心理学家不能做出虚假、欺诈性的、误导性的、欺骗性的公开陈述，无论是他们所暗示的内容，还是他们所承诺的内容，都不允许是虚假的。

二、治疗师不会给你知情同意的机会。

对治疗的知情同意

心理学家拥有专属的知情同意…必须告知人们关于治疗流程的重要信息…轻松地传达信息，不要对表达认可产生过分影响…同意或认可要通过合适的文件证明。焦虑障碍仅仅是自闭症的症状之一，比较常见，却并不显著，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治疗如何有可能在之前并未患有类似障碍的孩子身上引发焦虑障碍。

我们的解释：知情同意自然应该包括风险-效益分析。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关于这项治疗的任何风险，也没有被告知关于这些特定行为干预的名称、描述和解释。相反，他们试图避免给予我们那些重要的信息。治疗师们避开直接的问题，声称他们没有时间来解释，间接地回答问题，迅速转换话题或仅仅耸耸肩。我们得知的都是些对于那些干预方法及其结果的不科学的模糊委婉的说法，例如“让他坐在他的位子上”（身体限制），“发脾气”（当他试图表达他的郁闷时），以及“他会挺过去的”（当他开始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时）。即使我们夫妇二人都具有学士学位，但对于治疗过程的知晓仅仅处于六级水平。

此外，他们极力将陪同的家长赶出治疗室，这样使得家长更难做到知情同意。陪同的家长遭到口头上的攻击，被指控为利己主义、没有能力的，并且“妨碍了孩子的‘恢复’。”当母亲反对治疗者弄哭她的孩子并使孩子满脑子都处于焦虑状态时，她遭到的是治疗师粗鲁并且激进的大喊“不要妨碍治疗！”这种高压力下的说服正是毁了我们儿子的这种治疗方案的特征。作为父母，我们受到轻视，与我们商谈但却不听取意见，被大声的呵斥，不被理会，被蛮横地纠正，并被直接侮辱。一旦我们试图对这种明显有害的行为进行阻止，我们所受到的强制就尤其厉害。角色倒置也很明显，比如从他们与我们说话的方式来看，似乎我们是他们机构内部的雇员，而不是雇他们来为我们服务的雇主。

治疗者们并未对限制（例如：无论孩子发多大脾气，要求孩子一直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及其与痛苦的紧密联系向我们进行描述。限制很可能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对你的孩子造成伤害的最危险的事物，也正是它对我们的儿子产生了严重的伤害。后来我们发现，风险和“副作用”是行为主义者最基本的知识，但家长却对其一无所知。我们从未听他们提过“退化”这个术语，但是之后，一位著名的行为学教授却告诉我们，自闭症儿童在ABA训练中产生退化是正常现象。

我们没有得到警告（知情同意中很重要的一步）说这类治疗有可能使孩子变得暴力或焦虑，相反，我们被告知：

＋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没有暴力倾向，那么由于他的自闭症，他将来有可能会产生暴力倾向。

＋如果他“毫无理由地”退出，那么你应该给他进行一项神经学的测试。（这个表面听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它的上下文及其防御性口吻掩饰了我们目前认为的归因回避——即，他们企图掩盖孩子行为的明显原因）

＋“焦虑障碍”仅仅是自闭症常见并不显著的一部分。（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治疗如何有可能在之前并未患有类似障碍的孩子身上引发焦虑障碍）

三、治疗者故意并毫不犹豫地违反了普遍接受的孩子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和常识。

能力的界限

心理学家必须先从某个新兴领域或新型技术的专家那里进行适当的学习、训练、督导以及咨询，然后才可以向公众提供服务、教学和新兴领域的研究指导或如何运用新型技术。

我们的解释：父母作为儿童发展和儿童心理领域里经过训练的专职人员，假定由于许多行为学机构知识匮乏、缺少人类定向原则的训练，因此他们没有资格将研究自闭症儿童作为基本的反射或动物行为那样去对待。行为主义的危险的哲学基础仍然不能与对个体的尊重相一致，也不能认识到残疾人群的敏感性，更不用说每个儿童尝试去对他或她的世界做出自己解释的价值了。行为主义不尊重儿童对他自己的世界表达创造性的权利，尽管这是未来他面对各种陌生情境时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使他拥有自我满足所必需的基本安全感和自信感。

对儿童情感发育的侵犯

我们发现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中最有危害的后果是对个体保护自身神圣权利的侵犯。也正是这种侵犯伤害了我们的孩子：孩子有保护自己免受焦虑困扰的权利，但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却被剥夺了。当他需要逃离这种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的情境时，他却受到强迫性的限制，而治疗者却说：“我们让他做的仅仅是坐在椅子上。”他的世界彻底被否认了，就象他的世界并未存在一样。他们甚至忽略他寻求帮助的哭声。这个术语叫做“消退”。但真正被消除的并不是单单“发脾气”的这个行为，而事实上是儿子最基本的安全感、调节情绪的能力，和对道德行为的理解（即“当我受到伤害时，爸爸妈妈会帮助我的”）。

行为主义者否认孩子情绪情感的重要性，而他们也是以此为依据来对待孩子的。例如，当母亲认为儿童无法理解自己所受到的指令，因而反对她在工作室得知的那种行为干预时，得到的答复是“他最终会理解的。”从心理动力学及主流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这明显是不合时宜的答案。

由于孩子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移除并重新来过，因此设定这样一个孤立的尝试训练情境的实质使得孩子情绪沮丧并且哭泣。积木曾经是儿子最喜欢的玩具，他过去总是用积木搭建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从这种对积木的统治和成功中体会到巨大的愉悦感，但是现在，他们经常打断并拆除他的作品，这对儿子来说是严重的惩罚。当其他人控制着整个情境时，又如何能让孩子展示他的控制感并享受其成功呢？我想我的儿子正经历着这种称为“神秘化”的过程。

R.D.Laing提出“神秘化”这个术语用来解释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间的困惑，解决这种困惑需要排除自己的情绪。孩子所有的情绪反应将被缩减成一个参数：顺从或非顺从，完全愿意或发脾气。这样简化一个人控制感的结果将会是负面的。我们的儿子就是在这种方式的作用下，由他自信心和积极性的轻微损伤，导致目前严重的伤害。

处理家庭中儿童虐待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儿童虐待的首要原因之一是不恰当的发展期望。然而，为我们儿子提供行为治疗的机构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这种治疗的目标是让我们儿子达到同龄人的标准。因此这其中隐含着对孩子做他自己的消极后果（惩罚），也就是说，孩子们的行为要与其发展年龄一致，正如一个生理必然性一样。孩子的行为必须与其发展年龄一致以与他自己情绪及理解保持同步。因此，强迫孩子做到一些事，比如“礼貌的请求”（这对于一个18个月大的婴儿来说要理解是不可能的，2岁的儿童也难以理解）便成为一种不恰当的发展期望。

我们认为，将拥抱和亲吻这种我们通常用于表达情感和爱的动作，作为工具用于许多行为治疗方案中，对孩子的情绪发展会造成很大伤害。他们要求孩子给予或接受这些动作，这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却不顾孩子的真实感受。这些“行为”因而对于孩子来说产生了不同的意义。由于某种行为的意义脱离了通常产生此种行为的背景，因此，如果你的孩子处于ABA训练方案中（我们儿子正是参加过类似的训练），那么他（她）很可能会在这个方面产生强迫性的行为。

在训练中，拥抱和亲吻意味着“我放弃（控制自己的计划，理解自己的痛苦，反抗你的意愿，尝试获取自由，追求自己对玩具操作原有的兴趣）。”他们的意思是通过完成所要求的拥抱和亲吻动作来“从中寻求安全感”，因为“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动作从而不再痛苦了（我选择谁来获得我的感情的权利也随之不存在了）。”因此，孩子们不再指望“这些行为”可以自由真实地表达爱和情感了。

行为学技术的其他负面影响

在儿子参与训练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ABA治疗方案的许多其他的负面影响：

1．初级强化物的不恰当应用

ABA方案将日常生活的基本和必要组成部分作为“初级强化物”用于治疗，因此混淆了这些强化物原本的含义。例如，我们儿子并不能将治疗过程和与家人围在桌边一起吃饭做出区分。虽然他可以熟练地自己吃饭，但是，当他习惯了在每次割裂的实验之后由于其“正确的”行为而得到强化然后得到他人喂食之后，他在桌边时也不再具有主动性。（我们反而停止最初强化物的使用。）这种治疗不仅坚持使用食物来作为奖励，甚至还会从儿童嘴中移走食物。我们假定将食物作为条件性奖励的方式进一步妥协了儿童的基本信任并且为进食障碍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2．强调部分还是整体（例如图片还是书籍）

参与ABA训练之前，我们的儿子一直对整本书籍有浓厚的兴趣，我也会读大量书籍给他听。在参与短暂训练之后，他对整本书籍不再感兴趣，反而似乎开始关注作为任务的某一页内容。他似乎失去了之前对整本书动态的理解能力，这并不意外，因为他不断训练关注那些与故事主线相隔离的毫无意义的部分或图片。

3．缺乏对自发性言语的关注

我们观察到这种ABA治疗方案严重阻碍了儿童自发性言语的发展。由于大多时候都有时间限制，孩子们没有时间去发挥其创造性的想象，也无法追求他们自己的兴趣。在做分离训练的这一年中，他没有自发的使用过任何训练过的语言。事实上，他的所有的自发性言语和创新性语言都仅仅来自与我们——他父母的互动。创新性语言特别容易产生于游戏情境中，那时他很开心、有探索精神、具有创新性。游戏疗法和言语疗法因而比ABA疗法有效得多，并且也不危险。ABA仅仅展现出一项技能：机械记忆单词的能力。我们的孩子在参与ABA训练之前就能做到。

4．使用限制；激发焦虑

我们观察到训练者将椅子作为一种惩罚的方式。如果我们的儿子生气了或者做了训练者们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就会说：“好，坐回椅子上！让他干活！”这种受到限制或“被束缚”在椅子上的情况，意味着孩子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也许甚至处于痛苦中，这引起了极度的焦虑。由于控制者对于孩子来讲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因而这使得焦虑水平更加恶化。即使存在假定的安全措施（诸如在进行ABA训练的第一个月，要求儿童在椅子上一次最多只能坐3分钟），当这种情况严重或使儿童难以理解时，焦虑也会加以累积。而身体无法感受到诸如“现在我离开椅子并且可以完全放松，感到安全了”之类差别，即便儿童离开了当前情境，也会存在因被迫重复、限制、被操纵而产生的残余痛苦、焦虑、和惊恐。

5．“消退”导致的退化

我们逐渐相信通过以消极方式回应（或根本不做出回应）对消除某种目标“行为”来说是很危险的。要知道我们消除的不仅仅是“某种行为”：与最初在动物研究中提出的相反，在消除人的某种行为时情况要复杂得多。被压抑的是“选择”，其中包括儿童内心理解的深层次重构。如果被消除的行为是他表达郁闷的方式，他也许会觉得当他受到伤害时不应该寻求舒适。他也许觉得应该掩藏痛苦并使其躯体化（例如产生诸如胃痛之类的其他症状）。他也许得出结论：没有人爱他。他也许会变得惊恐并像我们儿子一样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6. 退化的重要性

在儿子受到伤害后，一位著名的行为主义学家告诉我们这样总体的退化在自闭症儿童中很普遍。但是从心理学著作中我们发现，这种突然大幅度退化仅仅会发生于患有广泛性发展障碍的一种罕见类型——雷氏综合征的患儿身上。有没有可能这种突然的大幅度退化普遍发生于ABA训练中而不是自闭症儿童呢？我们发现这个前提与我们接受的深层次心理学训练相一致。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个体受到严重创伤或巨大焦虑时会产生退化现象。我们假定行为改变可以引发许多严重的病痛和失调。

7. 侵犯家庭的神圣

我们认为儿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此严重并持久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他身体的侵犯，即以痛苦和可怕的限制的形式对他自己的家庭形式造成了侵犯。家庭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地方，应该是我们可以放下防备休息的地方，应该是我们感到被保护的地方。事实上，一些最严重的PTSD案例的伤害就发生在受害者自己的家中，因为我们往往期望家庭是最安全的，于是当家的安全突然遭到侵犯时，儿童最容易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8. 情绪反应缺失

将所有消极反应称为“脾气”是一种危险的简化方式，这种方式将所有有效的情绪反应综合成一个词语来描述消除某种行为的过程。我们假定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正由于他内在的情绪系统而发脾气，但自主神经系统却被撕裂了。

家长们，我们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让你们能比我们当初多了解一些关于ABA训练治疗方案的副作用。当初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希望你们在听过“另一方”的声音后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愿神保佑你

PART2原文链接：http://www.astraeasweb.net/politics/aba2.html

我想告诉您更多我们的悲剧故事，希望其他人可以免于这种痛苦。

在1992年圣诞节前夕，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美丽而慈爱的儿子，我们已经等了11年了。我们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在美好的两年半里，他是我们生活中的快乐。一个经过良好调适，随和的孩子在我们的家中总是充满着快乐和旺盛的声音。我从婴儿期开始就一直护理我的儿子，直到他超过18个月（非常乐于照顾），并且母子之间的联系非常牢固。我们形容我们儿子非常亲切-很好。

在常规拜访儿科医生后，我们被告知儿童发育专家应评估我们儿子缺乏社交语言。我们无法相信任何严重的错误，因为他非常高兴，亲切并且对遇到的任何人都很友好。他喜欢玩玩具，两岁半就知道英文字母，可以认出钞票上的总统。我们认为他可能只是语言上的延迟，所以我们等了一段时间进行评估。

1996年夏天，我们三岁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这令我们震惊和难以置信。我们被告知要找到一个早期干预计划，该计划应是密集的，高度结构化的，并且全年进行全天（而不是半天）。在书面评估中，我们还获得了信息，该信息推荐了一种与他互动的介入方法。我吓坏了。我绝对不想让我脆弱的孩子在三岁时接受全日制学习。我认为他在发展上甚至更年轻-大约十八个月了。

我们与自闭症协会的第一次本地联系使我们认识了定期开会寻求支持的最本地的父母群体。有人告诉我们，对于自闭症幼儿来说，最好的东西就是ABA。我们很快与另一个父母小组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父母在家中进行ABA项目，他们告诉我们最好尽快开始，否则我们会错过儿子康复的神经学窗口。我们很快开始在候补名单上注册。

获得了大量支持ABA的文献，并与APA（美国心理学会）发育障碍部门的VIP进行了交谈，我们深信ABA将为我们的儿子提供正常生活的机会。我们认为，“实际上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尝试它不会有任何伤害。”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假设，并迅速导致了我们成年后最大的悲剧。

当我们获得提供者代理并开始我们的家庭ABA计划时，我们被告知“您的孩子会哭泣”。当我问为什么时，我没有得到答案。作为有残疾儿童的保护型父母，我对此表示不满，并在第一次研讨会上不断提出质疑。我儿子没有哭，我以为是因为他比其他自闭症孩子的适应能力更好。这是另一个错误的假设，使我们一直认为这不会有伤害-它只能帮助我的孩子学习如何说话。

在第二个车间，我儿子哭了。我的丈夫不在那儿，但是我处于一种难以置信和震惊的状态，与我们雇用的学生治疗师在一起，因为我看到这位“顾问”（顺便说一句，在她的机构中受到了尊敬）非常困惑，迷惑，并吓坏了我的儿子。当我的儿子叛逆并试图逃跑时，她把他拐了个弯，实际上是在用力地将他推/撞到小椅子上，他对我们的学生治疗师来说坐得很好。她实际上说过：“你必须变得更加无情。” 我儿子哭着跌倒在地上，当我跳下来抱他时，她说：“不行！把他放在那里，否则你会教他的。我以为“没关系。他根本不知道您在做什么或在问什么。” 我告诉她，“他不了解。” 她回答：“没有”

这位顾问明白，对我而言，我已经完全不相信ABA了。她告诉我的丈夫（谁还没看过她的所作所为），我对儿子的康复有危险，要他救出儿子是我的责任。我们为该计划搁置了三个星期。.......直到我们发现另一个家庭要起诉该机构，因为同一位顾问对他们的儿子留下了瘀伤。我们假设我们遇到了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不是一个故意虐待儿童的程序。我们同意与另一位顾问继续该计划。

新顾问似乎还可以。我们认为她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愚蠢的-实际上是犯罪上的愚蠢-并决定不效仿它们。毕竟，《凯瑟琳·莫里斯》（Catherine Maurice）在她的书中说过，她并没有复制他们在工作室里所做的一切。我们安排了第四次研讨会。

1997年10月，我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这是第二位顾问，她第一次是如此的可爱（我们后来将其称为“心连心”销售技巧），并声称她只是爱孩子，现在采取的态度与第一位顾问完全相同。她努力说服我的丈夫我太过保护和宽容，并补充说，如果我不同意我所说的“胁迫”，她不能保证他们会继续为我们的儿子继续这项计划。我的丈夫感到非常脆弱，他非常希望我们的儿子有机会过正常的生活，这使我自己说服了我和我，我们应该“明白她的意思”，并让她展示“如何让他坐在座位上”。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对这样一种想法持开放态度，那就是有一种方法可以不被滥用。当然，这种思想上的改变是在胁迫下（她威胁要终止该计划）而发生的，我们只同意对含糊而委婉的短语“保持他的座位”进行演示。

好吧，在我们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的最后一个下午，这位顾问选择在我丈夫出去吃午饭时展示这些神秘而无名的干预措施。当我反对时，她扬言威胁：“您同意这一点！潜台词是：”继续执行该计划，否则我们收拾东西，随身携带我们神奇的康复课程！然后，她立即命令我离开房间，以便可以向我们的学生治疗师演示这些技术。

期待我的丈夫在几分钟后回来，我决定放开她。而且，我很惊讶她会突然如此做，并且对我采取威权主义的语气。我觉得她让我陷入了困境。我怀疑我是对的。我感到惊慌，生病和生气。我的感觉告诉我，这是最后的稻草-我不同意这种疯狂的程序。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我的丈夫走进门，抓住她，让他歇斯底里地哭泣（她的举止只是程序的一部分），我知道他想摆脱该程序。我知道他必须亲自去看，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不能单方面将她赶出去-他必须和我一起做。我觉得我的小儿子如果没有，看不到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暴徒使他不高兴。我仍然不在房间里，没有看到随后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的25分钟里，声音杂乱无章，发散不堪，令人恐惧。我儿子哭得很厉害-顾问几乎同时鼓掌说“好孩子！” 我儿子大叫-顾问大声要求他“亲亲”和“拥抱”。我儿子拼命逃跑-他们鼓掌。我儿子扔了“强化物”-顾问残酷地向他大喊大叫以接他们。他们要他“摸鼻子和头”-他从椅子上摔下来，尖叫着“去看木乃伊！去看爸爸！在厕所撒尿！”

我每五分钟打扰一下，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好吗？我要带他尿尿！-在我停下脚步和等待我的丈夫亲眼看到它之间摇摆不定。每当我打扰她时，她都会喊我。

在25分钟大关时，我放弃了等待丈夫的等待。我沿着台阶跑了下来-大喊把被ABA伤害时抓住了我的儿子。

我用胳膊将他撞上楼，关上门，和他一起坐在地板上，然后把他靠近我。他坐在那里实际上冒着冷汗出汗，整个状态僵住了。他的身体感觉非常恐怖。但是，在使他安全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欣慰。当我的儿子猛扑过去，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凶恶地狠狠地咬我的脸时，我开始惊恐万状。他全神贯注于恐怖。

我立刻知道对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失去控制，开始抽泣着说：“哦，天哪！哦，天哪！妈咪对不起！妈咪对不起！”

他受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身体以一种肾上腺素的力量在运动，以至于我不得不将其与兴奋剂患者的描述进行比较。我从未见过这种状态的人。我自己的恐惧变成了分享我孩子的恐惧。

我终于能够抱住他-他平静了下来。我一直对他说：“门已锁。。。门已锁-留在这里！” 我满怀希望地希望他会好起来的。我们离开了房子，突然结束了工作坊。我的离别词是：“我宁愿我的儿子智障，也不愿经历这件事！我认为这是虐待。” 她反驳说：“我认为您在做（阻止ABA）会令你后悔的不理智的事！” 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我的儿子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异常安静，无反应。我以为他会没事的，但这确实让我担心。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他处于创伤状态，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一阶段。

我不知道，我们刚刚失去了我们的儿子的心理和情绪健康。这个程序在25分钟内使我们的独生子被创伤了。

那时，他一直没有任何心理上的症状，但是却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儿子有倒叙，令人不安的记忆和噩梦。他对压力的反应大大受损。他经历了情绪风暴和记忆碎片。正如心理医生亨利·克里斯塔尔（Henry Krystal）在他的《创伤与影响》中所述，创伤的“最后共同路径”是压倒性的情感（情绪）的发展。

我们珍贵的小儿子，这个曾经如此温柔和信任的孩子，与之相处纯正的快乐，现在却经常感到恐惧，不信任，防御和无法预测的暴力。他可能对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压力进行猛烈抨击，但是由于他对基本信任的妥协和缺乏应对新的不可预测和危险世界的能力，这种状况使他经历了巨大的威胁。（而PTSD表示对自主神经系统的永久性损害）。

他的症状令我们都感到不知所措。很难一概而论，因为他彻夜改变了他的个性。在那可怕的一天里，他失去了如厕训练，以及其他自助技能。一年后一些人回来了-便盆训练再也没有回来。他联系了要去洗手间并受了创伤，所以他根本不能要求去。几个月来，他无法与我们亲近-根本无法接受或表达爱意！我们以为我们迷失了他。

该怪谁？

创伤发生后，我接受了一位亲ABA文章的记者采访。当我告诉她我们的创伤经历时，她回答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人的错误，你知道，我听说过关于ABA 如此积极的事情。”

我会告诉你，为我儿子做这件事的顾问非常熟练，并且在他们的组织中受到很高的尊重...。他们对孩子的痛苦变得完全不敏感，无能为力，以至于他们现在有能力应对最不人道的事情侵略和酷刑行为。（对于对此现象感兴趣的人，请在心理学研究索引中查找有关“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文章。）

此外，两位顾问的行为都如此相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责任应归咎于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天主教哲学家爱丽丝·冯·希尔德布兰德（Alice Von Hildebrand）博士在另一个有关学术精英的话题上说得很好：“ ....普通人对这种愚蠢无罪。创建真正的愚蠢需要博士学位。”

这位ABA提供者声称不使用厌恶药-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我想知道他们认为“正常”吗？正如朱迪思·赖斯曼（Judith Reisman）在她最近发表的题为《 KINSEY：犯罪与后果》中所指出的那样，行为的科学定义甚至可以用来以科学与研究[和治疗]的名义隐藏对儿童最残酷的犯罪。根据她的研究，金西为他的项目性骚扰了数百名儿童，并将其记录在科学期刊上发表。

请家长注意！请专业人士警告父母，这些程序中有严重危险。这个知名的提供者没有给我们提供知情同意的机会。实际上，一个民权组织给了我《纽伦堡人类实验法典》的副本，震惊地读到第一段指出“不应有武力，欺诈，欺骗……的内容。” “应告知他[受试者]健康或人的所有危害和影响。”

显然，这种侵犯人权行为不会消失。这种悲剧总是一再重演。

愿所有的孩子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