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淘汰的导盲犬，在自闭症孩子身边再就业

“作为盲人，一直都是我们在努力理解世界，我们也需要被世界理解。”
张璐瑶最害怕出门。
对她来说，路上潜伏的危险不计其数：盲道上边缘翘起的地砖、树坑、没盖好的井盖、旁逸斜出的树枝······都会在一片混沌中突然出现。走在马路边沿更加危险，争分夺秒的外卖骑手，随时会擦着张璐瑶的胳膊掠过。即使去按摩店上班，两百米的路程也步步惊心。
手中的盲杖无法识别出地面的细小障碍。有一次踩到啤酒瓶碎片，到按摩店的时候，脚底的血已经浸透了袜子。还有一次踩到路人呕吐物，摔伤了腰。
“我还是少出门，免得给别人添麻烦。”像她这样的视障者，很容易将自己视为“累赘”，尽量闭门不出。
对未知黑暗的恐惧，在导盲犬高兴到家那天发生了改变。张璐瑶说，有了高兴，“自己能见光了”。

截止2019年，中国视障人群数量已经超过1730万，其中有800万是盲人。而全国现役的导盲犬数量，只有不到200只。导盲犬们数目稀少，其生存境况却比盲人更加艰难。
入不敷出，是国内五家导盲犬培训基地的共同境遇。高成本投入、缺乏收入来源、为爱发电，可以说是导盲犬行业的关键词。
特别是高兴的母校——西安阳光使者导盲犬发展服务中心，曾多次陷入生存危机，一旦倒闭关张，导盲犬将没有去处。

西安阳光使者导盲犬发展服务中心
互联网公益提供了新的出路。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筹款和接入线上微信小程序，让导盲犬机构拨云见日：更多的捐助来源、更强的用户粘性，以及模式创新的可能。
在不为五斗米担忧后，“阳光使者”甚至开始了新的实验：对未通过30多项严苛考核（比如只是因为身材过高被淘汰）、但能力依然优秀的导盲犬进行二次训练，使之成为自闭症儿童的亲密伙伴，两全其美。

“另一只眼”对视障者来说，导盲犬是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最有效途径。
几天的磨合之后，张璐瑶只需要给高兴下达“坐”、“直走”、“右转”等指令，就能在马路上畅行无阻。她牵着导盲鞍，通过感受高兴的身体起伏、行进速率来调整自己的步伐……有那么一瞬间，她感觉自己是一个骄傲的骑士。
她不再回避公共场所。傍晚带着高兴出门散步，去听别人跳广场舞，张璐瑶最喜欢路人夸她：“哟，你这只狗这漂亮，看着也聪明。”她坐在长椅上，高兴就安静伏在脚边。
张璐瑶坐下的时候，高兴就卧在脚边
根据腾讯新闻统计的数据，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视障人士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下才能出门，还有超过三成的视障人士表示自己“基本不外出”。
对盲人来说，拥有一只导盲犬，不仅意味着陪伴与保障，更象征着他们有了走进社会与人群的权利——长期以来被“圈养”被隐去的人群，可以出门见光了。
盲人王奥林在抖音上记录自己和导盲犬happy的日常：在happy的陪伴下，他可以从武汉独自往返北京、深圳等地，在经营推拿工作室和参与助盲公益之余，还能和朋友一起逛展、看电影、郊游、旅行。
盲人调琴师陈燕在导盲犬珍妮的陪伴下，走遍了除新疆以外的中国的所有省份，还走上了央视和世博会的舞台。

陈燕在抖音上分享和导盲犬的生活
有了导盲犬，更多盲人可以走出居民楼、推拿店，走向新的生活区域、更多的城市、甚至走上奥运会的赛场。
张璐瑶始终记得一个细节：有一次在出行时，高兴的前腿被玻璃之类的利器划伤，但是张璐瑶看不见也不知道。直到走在公园里，认识她的人看到，拦住她：“哎呀，你的狗在流血，你怎么还让它走路？”
在熟人的引导下，她摸到了高兴的伤口，眼泪也跟着掉下来。“这么深的一条口子，你说它该多疼啊。但是它根本不吭声，还一直带着我走，我都感觉不到它受伤了。”
狗对她好，她也把这条狗当成亲人。晚上高兴就睡在她的床边，怕地板凉，张璐瑶给高兴买了柔软厚实的垫子。
保护主人、引导主人，这只是导盲犬必须遵守的职业要求；但是对它们的主人来说，却承托着更深远的生活的希望。
张璐瑶出门前给高兴佩戴导盲鞍
但绝大多数盲人根本等不到属于自己的导盲犬。
一方面，是导盲犬与使用者的匹配有着复杂细微的要求：使用者的身高、体重、性格、走路速度、外出习惯、收入状况、家庭成员、社交范围等等都被纳入考核标准。
另一方面，中国的导盲犬实在是太少了。毕竟，不到0.0025%的匹配概率几近于零。更不要说导盲犬培训基地自身难保。

导盲犬基地为什么在经济上难以为继？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高淘汰率带来的高成本。在导盲犬的培训过程中，淘汰率高达70%。
首先在犬种的选择上，拉布拉多犬是最理想的品种。金毛犬虽然和拉布拉多犬一样忠诚安静，但是金毛容易掉毛、对使用者来说有一定的养育难度，因此，纯种的拉布拉多才是导盲犬的“血统要求”。
其次，被选中的预备犬还要求祖上三代都没有攻击人的“前科”。只有从遗传性上杜绝攻击性的存在，导盲犬才能保证在工作上不会伤害和威胁到任何人的安全。
到了培训过程中，按照流程导盲犬的初选是在犬只2个月大时，初次入围犬先送到寄养家庭进行社会化训练，培养幼犬与人类的亲密度，同时让幼犬尽快适应人类社会。
在犬只约8个月时，导盲犬训练基地的训导员会带它们回到基地做专业的社会化训练。犬只在一岁时面临一次评估，合格犬进入到专业化训练阶段。

西安阳光天使培训基地的训导员刘长泰就是这些通过初筛的幼犬的“导师”。“狗在长大的过程中，性格会发生变化、身体和骨骼也会因为发育出现问题。这个过程中的淘汰率也很高。”
训导员带着导盲犬去地铁站训练
他举了个例子：训练的同时还要对“学生们”进行性格测试，合格的导盲犬既不能太胆小，又不能太暴躁。比如一只导盲犬如果对声音特别敏感，汽车鸣笛或者其他声音就会将它吓跑，或者说它特别馋嘴或者特别黏人，这样的犬只都会被淘汰。
身体条件不够优越的犬只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出局。训导员会特别关注犬只髋关节的发育状况——髋关节是拉布拉多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发育不良，会导致其走路时后腿外翻，有可能绊倒使用者。
导盲犬高兴是纯种的拉布拉多犬
上下台阶、绕开障碍物、寻找目的地、找人行横道、过马路看红绿灯、找电梯、找滚梯、乘坐公共交通……这些都是导盲犬训练的基础课，任何一门课程无法及格，导盲犬都会被淘汰掉。
通过层层选拔和多达30门功课的学习训练，导盲犬才有资格“毕业”，进入配对流程。从幼犬筛选到成功配对，整个过程大概需要耗费两年的时间。
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成本投入都随着导盲犬的淘汰而付之东流。而那些成功毕业的导盲犬，必须免费匹配给合适的使用者，同样无法为基地带来收入。

转折总会出现。
2019年，阳光使者中心开始参加腾讯99公益日，随后在腾讯公益平台开设项目主页，开始学习并熟悉互联网公益运营，拥抱数字化筹款，至今三年不辍。
2020年，一款能够线上云养导盲犬的微信小程序上线，很快成功接入全国五家导盲犬培育基地。通过每月十元、“线上云养”，数万人成为了导盲犬的“云爸妈”。阳光使者中心就是在这款小程序和两万名“云爸妈”的助力下，重新焕发生机。“线上爸妈”杜颜是西安阳光天使基地里在训导盲犬的“云妈咪”。她认养了一只叫“云芝士”的导盲犬妹妹。没错，这里的每一只在训导盲犬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云蛋黄、云芝士、云星星、云默默······因为它们的日常支出都由“云爸妈”们供养，所以这些小家伙，都姓“云”。
杜颜选择加入“云养”的想法也很简单：她想帮助养成一只导盲犬，因为她太知道，一只狗，可以改变一个家庭。杜颜的外公就是一位视障者。他在一次独自外出的途中摔下了楼梯，髋关节粉碎后卧床不起，两年后去世。杜颜依然记得外公失明后的样子：上下楼梯要一直数数，多走一步都可能摔倒；盛饭的时候看不见碗勺，会把滚烫的饭菜泼到手上；让杜颜最难过的是，外公失明后就再也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出门、没法出门、不知道能去哪里，失去的视觉，像一张黑色巨网，困住了视障者。每一次在群里看见“云芝士”的训练视频，杜颜都会想起自己的外公：如果当初他也有一只导盲犬，会不会现在还活着？

在西安，像杜颜这样的“云爸妈”已经超过两万名。
目前在这款小程序里，每个月支付10元钱，就可云养一只导盲犬，并进到云养家长专属群，每天都可以看到导盲犬的训练视频和照片，了解导盲犬的训练和考试近况等，见证导盲犬的养成。一款小程序，救活了导盲犬的家。最开始，西安阳光天使基地的校长王兴曾对这一小程序的接入有所担忧：在过去，导盲犬的资金基本全靠国家残联拨款，况且导盲犬是全程免费配对给合适的视障者，引入商业化的运转模式，可行吗？

现实很快逼迫王兴做出了选择。
2018年上半年，场地租约到期，又正巧赶上拆迁，一时间，基地里的人和狗都无处可去。基地最初的场所都是由集装箱改造而成
当初筹建基地已经耗尽积蓄的王兴只能把幼犬们寄养在当地农民家或者带回自己家，训练也只能躲在残联的楼顶平台上。这也是王兴一直的遗憾：在这寄居的一年多时间里，20多只待驯导盲犬由于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场地，错过了最佳训练期，很多科目学不过来，最后只能全部淘汰。
王兴送走这一批亲手带大的“肄业犬”，忍不住泪流满面。

转折点出现在微信里。
2020年4月，西安阳光天使基地接入能够云养导盲犬并线上募资的小程序，迅速筹措到了重建新校区的启动资金——训导员和狗，终于不用躲在残联的屋顶上了。重新租赁了场地、配置了设备、给训导员补发了工资，新校园，算是重建起来了。“线上云爸妈”，救活了这家导盲犬基地。直到今天，通过微信小程序，阳光使者基地每个月可以获得大约两万元左右的基础资金。虽然不能完全覆盖成本，但整个基地的运转情况，已经明显好转。
王兴认可了这一模式的可取之处：“一开始，这种商业化的操作模式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基地目前还没有政府任何资金支持。”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云养导盲犬”项目，王兴看着大家兴致勃勃地给在训犬们起名字、关心它的日常，他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年轻一代的心里流动起来了。

越来越多人对导盲犬感兴趣是参与感带来的关注和支持。当更多人看见了视障者和导盲犬的需求，这群看不见的人，才算真正地，有了被社会接纳的可能和空间。上海市导盲犬训练基地负责人王春笋对这款小程序有更宏伟的设想：他希望借助腾讯提供的小程序平台，让5家导盲犬基地组建起联盟，做到资源共享、技术共享，甚至资金共享，“真正让导盲犬事业建立起来、运转起来。”

杜颜也认可这一思路。
她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老了之后都可能出现视觉问题，或者说，我们身边总会有人面临类似的问题。所做的一切，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视障者，更是为了每一个自己。

“这是在给未来的我们铺路啊。”
再就业除了训练犬只成为导盲犬，西安阳光使者导盲犬发展服务中心还有另一项尝试：训练给自闭症儿童的“治愈犬”。
自闭症儿童普遍存在注意力缺失等问题，举个例子：家长带孩子出去时，买东西结账的功夫里，孩子可能就跑开了。而温顺亲人的治愈犬，可以留住孩子的注意力，不会让孩子随意跑开。此外，很多自闭症儿童不愿和人交流，但是愿意和狗交流，国外已有辅助犬改善自闭症症状的研究。

导盲犬再就业成为“治愈犬”
亚洲动物基金会曾经做过一组对比实验：在对自闭症儿童的治疗过程中，加入“治愈犬”项目作为对照。结果显示：与治愈犬相处后，自闭儿童的语言词汇量有明显增加。
"动物辅助疗法是一种有价值的介入性治疗，它帮助自闭患儿进行社交行为。动物辅助疗法能有效引导自闭儿童语言能力的提高。‘狗医生’不仅营造了良好的游戏环境，而且还给自闭患儿提供了触觉上的鼓舞。是自闭患儿良好的治疗玩伴。"主导这一实验的博士Fung Suk Chun 这样总结道。

在西安阳光天使基地，两只导盲犬“星星”和“黑妹”，在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为自闭症儿童的治愈犬，成功再就业。
小主人十分依赖治愈犬星星其中，星星只是因为身高过高（导盲犬不能高过人的膝盖），而无法成为一只持证的导盲犬，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和前来参观的自闭症孩子良好的互动，让它有机会走进对方的家庭。经过治愈陪伴的训练后，星星已经成为这个孩子的影子——通过一个手环装置，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出现潜在危险时，星星会像导盲犬一样，做出阻挡的动作或者提示。陪伴犬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更多的导盲犬依然是为了帮助视障者而培养。但，当基地有能力培育出合格的导盲犬之后，视障者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对盲人来说，配备导盲犬是最便利的答案，却不是最优解。
“残障历程”项目发起人、哈佛大学法学院残障项目培训师，同时也是视障人士的蔡聪认为：导盲犬是视障者出行参与社会的解决方案之一，称不上“最优解”，但是是现阶段“比较容易的解法”。
“我们把障碍移除了，那他就能和所有的人一样融入社会。不是说（把视障者）变成一个所谓的能看得见的正常人，而是变成和所有人一样可以平等参与的人。那伤残就不再是一个缺陷，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症结就在于此。
归根到底，导盲犬只是视障群体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辅助工具之一。寄希望于普及导盲犬，依然无法为视障人士创造更舒适的社会环境。
调琴师陈燕在拥有导盲犬珍妮后，反而觉得麻烦变多了。
得到珍妮后，陈燕最开始只是欣喜地试图让珍妮带领她乘坐公共交通，进入银行、饭店、商城等各种各样的公共场合，随后，她和珍妮开始遭遇漫长的拒绝。
光是在天通苑地铁站，陈燕和珍妮就被拒绝了11次。以至于珍妮都不愿意再走进这个地铁站。
事实上，关于导盲犬，我国早已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
导盲犬有资格进入公共场所，但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场所的“规定”都不一样。
即使拥有法律的允许，导盲犬和视障者的出行依然困难重重。
寸步难行

张璐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疫情之后，部分地铁站要求高兴上地铁的时候“戴上口罩”；或者是戴上“嘴部护具，免得狗伤人。”每一次，张璐瑶都要苦苦跟对方讲道理：导盲犬作为工作犬，必须依靠嗅觉来辅助判断；狗的汗腺在舌头上，戴上护具会影响散热，同样会影响高兴的工作状态。
有一次被迫无奈，张璐瑶给高兴戴上了口罩。一路上，高兴都不像往常自然。


来自个人的、具体的偏见同样是阻碍导盲犬和视障者出行的重要因素。
国内最著名的导盲犬使用者——盲人歌手周云蓬带导盲犬入住酒店被拒绝，酒店方的回应是：担心导盲犬的毛发通过通风系统进入其他房间，或引发其他住客不适。
对张璐瑶来说，被网约车司机拒绝已经见怪不怪。在地铁上，她也时常听到周围人的窸窣碎语：“这个大狗，不晓得咬不咬人哦？”张璐瑶只能一次次解释：导盲犬不可能攻击人类。

张璐瑶和高兴被网约车司机拒载
最让张璐瑶心痛的一次，一位路人不知为何突然抬脚踢了一下高兴，恶狠狠地骂了句；“臭牲口。”“狗就是畜生”，每每听到别人这样形容高兴，张璐瑶感到锥心之痛。
对于拒绝导盲犬进入的行为，国家还没有相关处罚规定出台，很多时候，惩罚只能停留在道义谴责层面。
无知带来的偏见如影随形。
仍有许多人认为导盲犬是宠物狗的一种，在中国，有 85% 的人不知道导盲犬有合法乘车的权利，也会有人因为害怕被咬而拒绝导盲犬上车。
王春笋在加拿大培训导盲犬时，曾遇到无缘无故辱骂、踢打导盲犬的人；广州导盲犬学校校长Edith之前在香港当培训师，她也遇到过嫌狗排便臭而举报的人，后来她只能随身带着水和清洁剂。
在上海，60岁的视障者刘桃妹屡次被邻居举报“导盲犬的尿太臭”，在遭到邻里的辱骂和攻击后，聪明的导盲犬出现了明显的抑郁状态，不吃不喝，竭力控制自己的排便次数。
刘桃妹和导盲犬被邻居多次抗议后登上新闻
王春笋说，视障者和导盲犬，“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接纳”。
蔡聪提出一个观点：人们需要意识到，残障人士的问题不在于伤残本身，而在于“伤残和有障碍的社会”之间的矛盾。
事实正是如此。
对视障者来说，打造无障碍的社会环境才是问题的根本。

除了开发小程序，在应用软件上努力触达视障群体，也是腾讯等科技公司一直在做的努力。
“图片语音即时描述功能”等新技术的出现，让视障人群可以“看”懂图片和表情；在线交流、开远程会议、传输工作文件，从此成为可能；越来越多视障人士可以叫外卖、打车、刷微博。视障者也能线上打车并获得优先服务这些变化，意味着视障人群终于有资格，进入“正常人”的社会。几乎每一位视障者，都认为是科技的进步，给了他们走进社会的机会。陆瑶说，她的手机里安装了“读屏”软件，她也可以叫外卖、购物、刷抖音。
王奥林在抖音上分享自己作为视障者的生活日常时提过一句：当他牵着happy走在东湖绿道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那一刻，我和其他人好像没什么区别。”
对视障者和其他残障人士来说，无障碍的社会环境，意味着真正的平等。蔡聪也反复强调这一点：无障碍环境并不是专门为残障人士打造的，它关乎所有人。

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阶梯旁的坡道，它不止方便残障人士上下楼梯，推婴儿车的父母，坐轮椅的老人，都会因此受益——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体的尊重和关怀——不是强者对弱者的那种关怀，而是意识到我们每个人与他人事实上没什么不同。
第四次因为导盲犬排尿而被邻居驱逐出小区的刘阿姨，哀叹过一句：“作为盲人，一直都是我们在努力理解世界，我们也需要被世界理解。”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部分人名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蓝字计划”，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