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谈话拯救自闭症家长的志愿者

编者语

每一位志愿者都是伟大的。

国际志愿者日，借此我们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你们是“最可爱的人”，是中国公益领域的先锋。

在众多的志愿者中，有一位特殊的老人，他是一位法国精神分析家，9年的志愿工作，他让450名中国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感受到了生命中最难忘的“谈话”，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感受“人文主义”式的交谈。

有的家长通过他的精神分析变得开朗啦、爱打扮啦、甚至回到当地联系残联为更多的自闭症家庭谋取更多的利益。可就在这神奇“一小时”谈话之前，她们大多沉浸在绝望的谷底，田惠萍老师曾说，在孩子被诊断的那一刻开始，家长们就变成了“囚徒”！

他叫米歇尔·吉布尔，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弟子，在法国他为很多残疾人家长提供过精神分析服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星星雨，从此与中国，与自闭症家庭结下了伟大的羁绊。

 为什么家长们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谈话就能解决家长们的问题吗？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吉布尔先生与星星雨的故事。

初识

田惠萍：我们需要感谢霍大同先生在这里面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是他2002年邀请吉布尔先生去中国四川大学去做关于精神分析的讲座。

吉布尔先生在离开巴黎之前，他的女儿递给他一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们所的介绍。他的女儿说：“爸爸，你不是跟孤独症的家长工作过吗？你看北京也有一个这样的机构，也是在跟孤独症的家长一块儿工作。”

这样，后来吉布尔先生就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这真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我是一个法国巴黎的精神分析家，我最近会去中国开会，希望路过北京的时候，能够去你们那儿看看，也许我能够为你们做点什么！你欢迎吗？”我立即给他回信，对他说当然欢迎啦，因为来我们这儿工作的国际志愿者特别多。

后来，真的是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情况下，吉布尔先生真的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怎么工作的，我们以为他会像所有台湾、日本的专家那样，是来对我们进行培训的。

当“星星雨”发出将有一位法国专家要来工作的通知，许多家长都闻讯而来，带着孩子，有的甚至专程从内蒙古赶来。

家长们来了以后呢，他说是要interview（会见），一个一个地来。但是当他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不对头，有人说，哎，他不是针对孩子们的，他是针对我们家长的，他是要跟我们孤独症孩子的家长聊天，每个家长一个小时。于是，希望与法国专家见面交谈的家长排起了长队。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一小时可以改变一生

田惠萍：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位精神分析师。然后，当时的情况是，吉布尔先生在我们这儿呆了4天，在这4天里，我们给他每天安排了10位家长，每位家长1个小时。他与40多位孤独症孩子的家长进行了谈话。在这4天的时间里，吉布尔先生累坏了。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感叹地说，在这4天里，他基本上不知道北京是怎么样的，星星雨又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田惠萍女士长什么样的。让他惊异的是他所面对的一个又一个让他不可思议的故事，不可思议的中国人。

我们的接触就这样开始了，他后来回到巴黎说，他想我们了。

 吉布尔先生走了之后，我们的老师就在说，我们的家长变了。

有些家长变得爱穿漂亮的衣服了，有些妈妈和奶奶昨天还在说怎么样带着孩子一块儿走，今天就说，哎呀，我觉得生活不是那么的可怕；

有的父亲以前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在跟他们作对，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他沟通非常难。可现在，他们变了，变得那么爱帮助人、那么热心、那么善于跟人交流沟通。

这样说你们也许以为这是一个奇迹，可我们的老师的确是这样说的。我从老师们的这样一种反应中，可以知道家长们对他的需要。当我们看到每一个家庭在与他谈话之后的那种心情上有所转变时，纷纷对吉布尔先生表示我们的赞赏和钦佩。

一杯苦水，共同承担

田惠萍：我们经历过许多很奇妙的东西。

我们许多人都在叫他半仙。

他做过那么多的精神分析，我基本上没有听到他给家长提任何建议。他不断地提问题，就像说：“你说你说”。

家长经常问，专家，你说我该怎么办。可是他听完了之后总是说：“你说吧，就这样。”但是，我跟着他做下去，发现他很会问问题，而他的所有的建议都在这些问题里面了。

有一位家长说，她过得非常的苦恼，因为她的生活计划全都被打乱了。于是米歇尔先生就问：“你能够跟妈妈谈谈吗？你能将你的苦恼跟你妈妈说么？”她说：“我不能，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我的妹妹还是很正常，妈妈很支持我妹妹。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不会理解我。”他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能够跟你的丈夫谈你的苦恼吗？”她说：“他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将这些事情都扔给他。他在外面挣钱，过得不容易。”他说：“你不跟你的丈夫谈这些东西，他的压力是不是就减少了呢？”最后家长就明白了。

其实他所有的建议都在这里面了。然后，她就说：“我跟他谈过，可是他也不听！”他就问：“你是怎么跟他谈过的？你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跟他谈的？”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去追问。

另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就是让一个妈妈喝老米自己杯子里的那杯水。

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妈妈进来以后，她的孩子也进来了，他将桌子上的水端起来就喝，妈妈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那儿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在谈话的过程中，米歇尔先生突然说：“这是我的水，我是从来不喝别人的水，我现在叫你把这水喝下去，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喝？”妈妈就说：“我不喝”；他说：“就喝一口！”她说：“我不喝”。然后他就说：“如果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我的苦难，你愿意分担么？”然后呢，这个场景当时非常有意思。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妈妈当时有一点上战场的那种感觉，最后就端起那杯水喝下去了。

后来，情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妈妈刚来的时候说她的生活计划全都被打乱了，可是她走的时候却说了大量将来该如何如何的话。他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说good-bye了。”这个妈妈很不理解，说：“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跟我说good-bye？”我一开始也不理解，后来想了想就说：“你刚来的时候不是说，你的生活计划被打乱了吗？而现在你已经在开始做计划了。”

半年以后，我收到了这位家长的一封来信，在信里面她真的是非常的感激。这个人是我们第一个推荐去见他的，刚来的时候，非常地难以沟通，可是半年以后，她变得非常的热心，甚至到民政部去联系，开始着手帮助其他孤独症的孩子们。其实吉布尔先生的答案都包含在他的问题里面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一名志愿者

米歇尔和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合作关系，不过他真的是一位志愿者。

从那以后，他来过星星雨4次（截止到2011年共十一次），每一次都是他自己支付全部的费用，他是我们的一个志愿者。

另外就是他在我们这里不是在做什么研究，而真的是在做服务。

就这一点我要非常激动地说，我本人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妈妈。9年来，我们会晤了一千多位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

许多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孤独了，我们自己也就变得孤独了。

那么通过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了解，当一个家庭出现一个残障成员的时候，这个家庭需要什么？

有的家长在想，我一定要把孩子带出来，我不带谁带。因此，我们有的家长是为了孩子不得不活着，有的家长是因为孩子不想再活着。

 这就是米歇尔在中国的工作。

智者的困惑

这是吉布尔先生刚来中国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在星星雨的工作之后他得到的感受。

 米歇尔·吉布尔：现在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是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的悲哀。

因为我在这里遭遇到了我40多年来工作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挑战。

在巴黎，当我面对有问题来找我寻求帮助的人时（他们多数是残疾儿童的父母，这是我的工作重点），我明白了自己并不是唯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帮助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机制的条件中的，是整个社会救助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因此在巴黎，我在与求助者的交谈中首先要做的是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类，划分出哪些问题是属于心理医生的范畴，哪些问题实际上属于其他领域的范畴。

对于属于我的问题，我会集中精力去解决，在这方面我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总觉得自己是非常自信的；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会与他们分享资源，即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专业人员或服务机构乃至法律帮助等信息告诉他们，介绍他们到更合适解决他们问题的地方去。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工作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即让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获得帮助的渠道，这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同样也有许多人是通过其他领域的介绍才到我们心理医生这儿来的”。

“而这几天的工作（他指的是在星星雨），我尤其感到我更多的是遇到了并非是我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我却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供他们分享，因为我发现中国太缺乏配套的社会服务资源了。对于那些的确需要心理支持与治疗的家长，我却发现我无法操作，这儿不能像在巴黎那样，在了解了初步的情况之后，对他们的心理治疗做出方案，然后逐步进行。我可以告诉他，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你何时再来。这对于心理分析工作者把握节奏和度数是必须的。在我几十年的工作中，我还是第一次遭遇到必须在一次性谈话中解决问题的挑战。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不自信，我总觉得帮不了他们。

编者语：

米歇尔·吉布尔于2017年因患癌症而去世，在弥留之际，星星雨执行主任代表星星雨和老米服务的中国自闭症人家庭去医院看望了他。

他异常的激动，逢人便说这是我来自中国的朋友，在我走之后，我要埋葬到中国！

他让我们有幸见证了大师与大师的国际主义情怀！

借此也祝福所有的志愿者们国际志愿者日快乐，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