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与行为的统一：自闭症是否可以解除？

     目前对于自闭症能否通过干预而得到解除，在学术届充满了争议。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报道说某某儿童通过干预其自闭症得到了解除，但这些报道的可靠性通常并不能得到严格的证实。有些报道纯粹是出于商业宣传的需要，而夸大了干预的效果；另外一些被说成是解除了自闭症的个案，实际上在干预前并没有取得权威机构所开具的自闭症诊断证明；并且，也许某儿童在经过某种干预后，其自闭症症状发生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很少可以在另一个个案身上得到重复。

事实上，要回答自闭症能否得到解除，要关系到如何界定自闭症。现有的自闭症诊断主要是基于对可观察症状的描述，并不涉及对可见症状所涉及之病因的分析。但真正有效的干预，则要建立在对病因的正确分析之上，不能仅是停留于对表面症状的描述。比如发烧，可观察症状是体温超出37度。但是同样是体温过高，其造成这一现象的病因则多达数千种。最常见的病因就是感冒。而感冒又分为病毒性的和细菌性的。而抗生素干预只对后者起作用。如果不能确定病因就是细菌感染，服用抗生素，则属于滥用药物。如果不从病因入手，单纯的通过物理降温的手段来缓解表面症状，并不会对疾病有实质意义上治疗作用。

对自闭症干预之有效性的评价之所以困难，就在于，虽然人们对自闭症表面的可观察症状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但是对症状背后的病因解释，则很难达成一致。存在着解释自闭症病因的种种角度。有的从偏向于哲学的心灵理论之角度来阐明自闭症的病因，有的从偏向于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功能失调之角度来理解自闭症，还有的从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的层面上来探讨自闭症的成因。有人从遗传学上找自闭症的病因，有人则从脑生理学上找自闭症的病因，还有人从气候和环境的改变上找自闭症的病因......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上种种病因探讨中，很难延伸出对自闭症切实可行的干预策略——要么是针对所假定病因所设计的干预方案，并不能带来可见的症状上的改善，比如基于心灵理论和认知功能失调等理论所开展的自闭症干预；要么就是很难根据假定的病因进行干预，比如基于遗传学和脑生理学的研究。

目前唯一疗效受到循证研究支持的干预是基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所建立的应用性行为分析（ABA）。而该干预策略也仅就改善自闭症患者的行为于生活技能方面效果明显，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在社会交往与互动方面的问题，因而也不被认为是可以解除自闭症的干预方法。同时因为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的最基本主张即为——心理学不应以不可直接观察的意识为研究对象，而应研究可直接观察的行为，因而ABA对自闭症儿童的干预并没有把儿童意识的发展作为该干预模式的关注点。从这一点上来说，ABA并不重视区分人的发展与动物发展的不同。实际上，ABA对自闭症儿童的训练原则与对动物的训练原则也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为什么ABA常常被人们诟病为是机械的、不人道的。

我们认为应该从意识发生论的角度来理解自闭症，并以此来建构干预自闭症的方法。意识发生论的理论根源在心理学上，可以追溯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学和鲁宾斯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在哲学上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与新黑格尔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塞拉斯—布兰顿之推论主义语言学、哈贝马斯之交往行动理论等）。意识发生论将意识性看作是人的专属特性，具有意识性这一点将人与动物和其它任何人工智能区分开来。意识是一种直觉，一种直接认识，是其它任何知识和言说的前提。而知识的习得和言语的发展可以改变这种直觉。人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意识发展与行为发展对立统一，相互推动、双向建构的过程。正式借由社会规范性行为的习得和言语的发展，婴儿逐渐摆脱来最初的无意识状态，具有了意识、发展了意识。而自闭症是意识发展与行为发展相互对立、相互割裂的结果。

首先，就正常儿童而言，意识的发生发展与行为的发生发展相统一。一方面，意识化的前提是行为的建立。“妈妈”在成为儿童意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之前，儿童首先要能够作出在见到某人能够喊出“妈妈”的行为。另一方面，当喊出”妈妈“不再只是儿童对某一出现在面前人物的作出的反射行为，而是成为了儿童的一种意识性理解的时候，其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作为一种意识性理解，喊出”妈妈“就不仅仅是对眼前视觉刺激的一种简单回应，而是让这声音成为一个“线索”，或是一个“指示”。通过它，可以把众多不在场的意向性事物带到当下。比如，“妈妈”中包含着不在场的“爸爸”，“外婆”，“亲吻”，“可口的午餐”，“戒尺“和”疼痛的屁股”等等。这些都围绕着“妈妈”一词组成了一个关联观念的集合体。

其次，意识的发生发展与行为的发生发展也会发生矛盾。一方面，行为的发展不一定必然会推动意识的发展。意识的发展需要遵循逻辑的法则，比如：理解减法需要以理解加法为前提，而要理解乘法需要基于对加法和减法的理解，同样只有理解了乘法，才能理解除法。而行为的发展如果不能与意识发展所要遵循逻辑相吻合，那么行为就不能意识化。比如，很多自闭症儿童可以背诵圆周率，但是并不理解什么是圆周，什么是直径。很多自闭症喜欢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并不知道什么是姓，什么是名，也不懂得签名背后所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很多自闭症可以算加减法，但是买东西不知道主动索要找零......这些所谓的行为习得，都因为没能吻合意识的发展逻辑水平，而不能意识化。另一方面，不能意识化的行为会缺少组织性、目的性，最终成为刻板。在我们看来自闭症的第二大类行为特点：刻板、重复的无意行为，就是因为行为没有意识化的结果。

有关意识和行为的关系，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成人违背儿童的理解水平教授儿童过多的他们还不能把握的行为，那么其会意识到这些要求的无意义性，意识到成人要求的不可理喻性。这会使儿童产生一种对成人的主动回避。这种主动回避一旦稳固下来，使得回避社会互动成为常态，那么儿童就不可能继续在生活中经由他人的影响而得到发展。这是自闭症之所以产生的一个关键元素。

在我们看来，自闭症的两大核心症状：社会互动与沟通能力受损，以及刻板行为与兴趣狭窄，都是意识的发展与行为发展没能统一的后果。因而自闭症干预的关键就在于重新修通意识与行为交互影响，在两者有机的结合中促使两者共同交错式发展。这种修通的一个关键性标志就在于，通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儿童逐渐开始关注他人，尝试去理解他人、模仿他人。我们说，这时候儿童就具有了可教性。人是通过受着他人的影响而发展自身的，因而教育本身的实现就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具有了可教性即具有了最为基本的社会互动能力。也正因为具有了可教性，儿童的行为则会因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而不断发生改变，重复固定的刻板行为模式则会随之慢慢解除。因而，自闭症的解除应以可教性的建立为标志。

值得强调的是，年龄越大，自闭症儿童无意识的刻板行为模式就越稳固。可教性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刻板行为会立刻解除。通常刻板行为的解除是一个远较可教性的建立要漫长得多的过程，其影子甚至可能伴随自闭症终身。但是只要自闭症儿童的可教性得到了建立，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刻板行为及其影子就不再会对儿童的生活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比如，虽然某儿童的语调依然刻板，但是其所说的话语都已足够的复杂，也具有符合生活场景的表达性，可以满足与人沟通的需要。这时语调的刻板就不再会是其生活所要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自闭症的解除不应以刻板行为的解除为标准，而应以可教性的建立为标准。基于近50名个案干预研究，我们认为如果以可教性的建立为标准，那么自闭症通常是可以通过3-6个月的干预（最多不超过1年）得到解除。但是如果以刻板行为的完全解除为标准，则自闭症可能会是要伴随一个人终身的。因此，自闭症是否可以得到解除，需要看以什么作为自闭症解除的标准。

需要进一步指出，即使认可建立可教性是自闭症解除的标志，可教性的建立也绝不意味着自闭症儿童完全成为一个正常的同龄人。恰恰相反，智力障碍将成为其随后发展道路上所要面临的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智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先天的生物遗传，后天的教育在促进人智力的发展上，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的智力是社会性的智力，其建立在对他人知识和经验的学习之上，这一点与意识的发展保持一致。自闭症的核心症状之一就在于社会互动能力的严重受损，因而自闭症很难接受他人的人际影响，这意味着自闭症很难被教育。而无法学习他人知识和经验必然会导致智力发展迟滞。如果一个小孩子2岁被诊断为自闭症，4岁接受干预，4岁半自闭症症状解除，具有了可接受教育的可能性。那么即使其出生时智力完全正常，其当前智力发展上也至晚了同龄正常孩子2年半。并且正因为迟了两年半，儿童已经错过了包括言语能力在内的众多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我们的实际研究也表明，自闭症症状解除后，儿童无一例外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智力上的发展迟滞，尽管他们彼此间的智力差异比较大，有的属于重度智力发展迟滞，有的属于轻度智力发展迟滞。所以自闭症儿童可教性的建立只是其成长道路上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们往往仍长期需要接受专业的特殊教育服务。那些以任何方式误导儿童家长相信其孩子因自闭症而引起的行为和意识发展障碍，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无论是三到六个月，还是两年、三年），都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欺骗。

作者系莫斯科大学心理学副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 王时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