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建构——基于情感劳动的视角

本文刊发于《残疾人研究》2024年第6期，欢迎转发与转载！白名单转载请联系杂志编辑部010-83190550。

作者：何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残障社会工作。姚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残障社会工作。

【摘要】设置残疾人就业辅导员职位是残疾人就业服务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辅助性就业机构中的服务实践过程同时也是其职业身份建构过程。通过对多家辅助性就业机构的实地调查，基于情感劳动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这一职业具有工作内容复杂、服务对象多样、高情感投入及职业身份模糊的特点。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劳动过程中面临着多重情感规则，会动态采取“托养照护服务策略”或“就业服务策略”，从而建构“生活照顾者”或“就业促进者”两种身份，不同策略产生的职业身份差异使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情感劳动体验具有复杂性。为了推动心智障碍者就业服务高品质发展，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厘清就业辅导员的职责与工作规范的同时，加强对就业辅导员的培训和督导支持，以促进其职业身份的明晰和专业化发展；明确辅助性就业机构的职业援助性质，促进不同就业形式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职业身份；情感劳动

本文框架预览

0 引言

1 文献回顾

1.1 职业身份及职业身份建构

1.2 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及其身份建构

1.3 情感劳动理论与研究框架

2 研究方法

3 研究发现

3.1 辅助性就业机构中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

3.2 职业身份的形成：情感规则的接收与内化

3.3 职业身份的确立：情感策略的选择与应用

3.4 职业身份的调整：情感体验的反思与修正

3.5 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职业身份建构过程

4 讨论与建议

4.1 个人化情感与专业化情感

4.2 情感规则的多元性与情感体验的动态性

0引  言

就业是残疾人实现社会参与和融合的主要途径，也是残疾人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前提[1]。在我国，残疾人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强。如《残疾人就业条例》《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等政策，为推动残疾人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为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就业的质量和充分性，《“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中提出了“改进残疾人就业服务……建立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制度，扩大就业辅导员队伍”的具体措施，以进一步完善就业支持体系。

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中，心智障碍者因其身心特殊性而面临更大就业挑战，因此更有可能在庇护工厂或相对隔离的环境中工作，这些工作通常缺乏工资或者仅有低额的“鼓励性”工资[2]。因此，辅助性就业机构（也称庇护性就业工场）成为许多心智障碍者的主要就业途径。根据《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辅助性就业是“组织就业年龄段内有就业意愿但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从事生产劳动的一种集中就业形式，在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报酬和劳动协议签订等方面相对普通劳动者较为灵活”。在辅助性就业机构中，就业辅导员作为连接残疾人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提供职业评估、职业咨询、职业技能开发与培训、职业指导等服务[3-4]。研究表明，就业辅导员的支持对促进心智障碍者的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5]，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尊、自信、经济水平和社会参与度[6]。

此外，职业身份对工作人员的适应能力、工作绩效、服务质量以及组织和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7]。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当前我国对于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及其职业身份的关注较少，尤其在情感劳动方面的分析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的关注重点是：辅助性就业机构中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如何建构其职业身份？如何从情感劳动的角度理解其职业身份建构过程？对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职业身份建构过程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明确并强化对这一职业的理解，为规范和推动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发展提供依据，也为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品质、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及服务流程提供实质性思路。

1文献回顾

1.1 职业身份及职业身份建构

“身份”与“角色”、“类别”、“认同”等概念密切相关，埃里克森（Erikson）指出身份实质上是社会心理的核心，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纽带，揭示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外部世界的关系[8]。职业身份涉及个体对自我角色、地位和职责的认知，受技能、知识、价值观、群体认同及工作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9]。这一概念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米德（Mead）指出，自我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10]。职业身份也遵循这一逻辑，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与反馈中逐步形成对职业角色的认知[11]。20世纪中期，角色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职业身份研究，角色理论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位置或角色都有特定的行为规范，而个体通过扮演这些角色获得自我认同[12]。20世纪60—70年代，学者开始关注“职业社会化”过程[13]，指出个体进入职业后，会逐渐接受特定职业的规范和文化，形成自我认同。此时，职业身份建构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受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社会期望及组织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入21世纪，研究者开始关注职业身份的多元化及情感因素的影响，认为职业身份不仅涉及角色规范，还包括个体的情感投入和内在认同[14]，如“职业倦怠”[15]、“职业身份威胁”[16]等概念都凸显了情感对于职业身份建构的影响。

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职业身份进行了广泛研究，涉及社会学、医学、管理学等。研究主要关注两类工作人员的职业身份，一是服务行业工作人员，如养老护理员[17]；二是专业领域工作人员，如教师[18]。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对职业身份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如何形塑、理解和维持自己的职业身份[9]。关于职业身份建构，多采用符号互动论进行研究，强调职业身份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涵盖了个人、社会、文化、制度条件和职业规范[19]，是个体内化社会角色的期待，将其作为行动的准则，从而形成身份认同[20]。

在当前的职业环境中，职业身份不仅与个体的角色和行为有关，也与情感劳动、自我认知、组织支持及社会文化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但是，从情感的视角分析职业身份建构过程的关注较少，而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工作过程充满着情感。为更好理解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及其建构过程，本研究将引入情感劳动理论进行分析。

1.2 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及其身份建构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job coaches/employment specialists）的职业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受工业革命和战后残疾退伍军人就业安置需求的推动[21]，美国和英国率先为伤残士兵提供职业康复服务，催生了早期的就业辅导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康复理念的传播，残疾人就业辅导员作为职业康复中的核心角色，其重要性愈发突出，尤其在亚洲地区得到了广泛发展。在日本，残疾人就业辅导员主要服务于公立就业指导中心、社会组织或企业内部[22]；在马来西亚，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项目主要由社会福利部和非政府组织主导，旨在帮助残疾人进入工作场所[23]。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了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和心理支持服务。根据《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3年版）》（以下简称《标准》），我国就业辅导员主要分布于公立就业指导中心、社会组织以及特殊教育学校，服务对象以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为主，其核心能力包括评估、分析、沟通、实践和应变等[24]。《北京市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服务管理办法》明确了辅导员的服务范围和等级标准；《福建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中明确提出“推进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等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设立社会工作岗位，配备残疾人就业辅导员”。

在实务领域，目前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队伍面临数量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和培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25]。在研究领域，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不足。尽管关注有限，但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建构与认同对于其工作表现和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辅助性就业机构内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及建构过程，旨在推动这一职业的发展，促进残疾人的高质量就业。

1.3 情感劳动理论与研究框架

近年来，情感劳动视角成为职业身份研究的新兴方向，学者们关注情感管理对职业身份的塑造作用[26]，特别是服务行业和社会工作领域。情感劳动理论起源于情感社会学，由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于1983年提出，它强调劳动者在工作情境中需要在“情感规则”的指导下管理情感，以表达符合规则的情感[27]7。此后，学者通过情感劳动的具体维度——情感规则、情感策略和情感体验——丰富了理论框架，认为不同的规则、策略和体验会影响情感劳动的效果及职业身份的形成[28]。其中情感劳动规则是指“情感交流所使用的标准”，决定了在情感流通中何者是该偿的、何者是亏欠的，显示了正确的情感表达方式；通过情感规则，我们明白每种关系、每种角色之所应当[27]19。情感劳动策略包括表层表演（在外部表达不一致的情感）与深层表演（在内部调整真实的情感以适应工作要求）。表层表演是指只调节情绪表达，使情绪符合要求，而没有改变真正的感受；深层表演即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感觉，以真实地表达所需要的情感[27]49。情感劳动体验是个体在工作情境下进行情感劳动过程时的主观体验[27]49，对劳动者而言，情感劳动的体验取决于其情感表达与其个人目标的一致性[29]。

情感劳动的规则、策略与体验三个维度与职业身份建构存在显著关联[30]：当劳动者的情感表达与情感劳动规则一致时，会产生正向的情感体验，从而有助于其职业身份建构；表层情感劳动策略与职业身份认同呈负相关关系，即越多采用表层情感劳动策略会对职业身份的建构产生负面影响。罗飞宁从情感劳动的视角分析编辑职业身份的建构，强调情感规则和情感策略对于职业身份建构的重要性[31]。运用情感劳动理论分析职业身份能够深入了解劳动者在工作场景中身份建构与认同的过程，为认识职业身份提供了新的视角。

因为情感劳动具有普遍性，与人交往的许多职业都需要员工频繁地使用情感资源[32]，因此情感劳动理论的应用比较丰富。情感劳动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与服务对象面对面的接触、情感会对服务对象产生影响以及遵循一定规则进行情感表达[27]147。将就业辅导员与心智障碍者的互动与这三个特点进行对比，发现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充分符合情感劳动的特征。同社会工作者一样，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与服务对象之间始于专业关系[33]，基于职业伦理的认同之上进行情感劳动，如尊重、同理、优势视角等，其追求的是提升服务对象的福祉[34]，其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也总是充满情感[35]。因此，本研究以情感劳动理论为视角，建构了“情感规则-情感策略-情感体验”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探究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情感劳动中职业身份建构的过程。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以深入理解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主观体验。现象学方法的核心在于“面向主体人的世界”[36]，其关注点不仅在于个体的表层行为，更深入分析个体的感受、情绪、体验与经验。通过描述和分析这些主观体验，现象学研究能够揭示个体体验的深层意义与本质[37]。在本研究中，情感劳动作为理论视角，强调了个体在工作中的情感管理及主观情感体验的动态过程，这使得现象学研究方法尤为适用。首先，情感劳动和职业身份建构的过程涉及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面对情感规则和情感表达时的自我选择与调整，其所带来的复杂感受和情绪状态需要通过现象学的方式进行深入揭示。其次，现象学方法能够捕捉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情感劳动过程中的细微情绪反应和深层心理变化，能够从情感和认知角度解释其身份建构的内在机制。因此，现象学方法能够有力支持对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情感劳动体验和身份建构的细致探讨，有助于全面理解其主观体验的本质与意义。

本研究选取X市作为研究地点。该市政府高度关注心智障碍者就业问题，建设了较完备的辅助性就业机构，并在政策及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X市从2009年开始建设公办辅助性就业机构，目前在全市已实现区、街道两层的全覆盖，形成了区级加街道两级的辅助性就业机构网络，支持心智障碍者实现就业。同时，X市所在的省鼓励辅助性就业机构设立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岗位，X市重视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市、区残联积极开展培训活动以增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专业性。因此，选择X市能够更好了解辅助性就业机构内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状况。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依据机构类型和个人特征选择了X市内11家辅助性就业机构中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作为受访者，详细信息见表1。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于2023年9月参访X5—X11所在的辅助性就业机构，并对其进行线下访谈；在2023年12月，对X1—X4进行线上访谈，以进一步补充信息。访谈时长为60~180分钟，主要围绕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展开，关注其工作过程中的情感劳动状况及对身份建构的影响。访谈后，使用Nvivo14.0软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码，编码示例如表2。本研究遵循知情同意与保密原则，确保受访者的隐私信息得到保护，所有关键信息均进行匿名化处理，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3研究发现

3.1 辅助性就业机构中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

11名受访者中，男性4名、女性7名，年龄介于32至54岁之间，工龄为2至13年，均在辅助性就业机构担任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并承担一定管理职责。受访者所在机构类型包括公办公营（X1、X2、X4、X5、X6、X7、X9、X10）、公办民营（X3和X8）以及民办民营（X11）。这些机构服务的心智障碍者人数为15至26人不等，有些机构还接收重度肢体残疾人。X市辅助性机构按8:1的比例配备就业辅导员，即每8名残疾人配1名辅导员，因此大多数机构配备3至4名就业辅导员。所有受访辅导员均持有初级社会工作资格证书，具备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知识。

受访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工作背景可分为四类：一是社会服务与民政类，如X1、X2曾在社区从事民政工作，X3、X10和X11有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服务经验；二是司法与调解类，X4和X5具有司法调解经验，擅长处理纠纷；三是社区与居委会类，如X8曾在居委会工作，X7和X9有社区工作经验，对社区互动和活动策划较为熟悉；四是企业类，X6曾在广告公司工作，是X市首批辅助性就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基于各自的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受访者对辅助性就业机构和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定义各异，如将机构称为“培训机构”（X6）或“日间照料中心”（X4），将就业辅导员视为“保姆”（X6）或“特教老师”（X1）等。

X市的辅助性就业机构按中小学的作息时间运作，每天9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主要任务分为托养照护服务和就业服务两部分。在托养照护服务方面，他们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康复训练、文体活动和日常照护，确保在机构内的安全。在就业服务方面，辅导员组织心智障碍者完成简单的来料加工（如串珠、穿绳等），并提供职业康复训练、职业指导、就业咨询、推荐就业及就业后跟踪服务。为更好地实现服务对象的就业目标，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还需与心智障碍者的监护人和所在企业密切沟通。

根据访谈资料，11名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工作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首先，工作内容复杂，由于心智障碍者的身心特点，就业辅导员需同时提供托养照护和就业服务；其次，服务对象多样，就业辅导员需与心智障碍者、监护人和企业进行多方互动，不同对象的需求存在差异；再次，情感投入高，工作内容与服务对象的多样性使辅导员需投入大量情感劳动；最后，职业身份模糊，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社会工作者、特教老师和保育员等多重身份中游移，难以清晰界定自身角色。

3.2 职业身份的形成：情感规则的接收与内化

情感劳动在情感规则的引导下进行，这些规则对身份建构具有关键意义。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获取情感规则，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情感规则是在工作中通过与多方互动逐步建构的，受到正式规定、工作内容以及多个服务主体需求的综合影响，这些规则是外部对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期望与要求的体现。

3.2.1 正式规定下的情感规则

在正式规定的框架下，政策文件和职业标准中设定了部分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职责和行为准则。在X市的政策文件中，负责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服务的人员被称为“就业辅导员”。依据《标准》，就业辅导员的主要职能包括前台咨询、信息采集与发布、职业介绍、职业诊断与测评、就业指导等。他们需遵守职业守则与道德规范，例如“爱岗敬业、提供优质服务”“规范工作行为，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的咨询关系”“努力掌握并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些情感规则反映了社会层面的期待，突出了就业辅导员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的专业性与责任感，要求他们遵循职业守则和伦理规范，提供高质量服务，并持续提升专业知识与技能。

3.2.2 工作内容中的情感规则

工作内容的复杂性在“托养服务与就业服务”两个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情感规则。在托养照护服务中，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需以关爱和稳定为导向，力求让心智障碍者在机构内感到愉快、安心，“我们需要让他们喜欢这个地方、愿意留在这个地方，简单地做一个兜底庇护的场所”（X1）。而在就业服务中，情感规则则强调维护专业性，促进心智障碍者实现外出就业目标。X市创建辅助性就业机构时，将辅助性就业机构的功能定义为“职业培训”，期望能够通过就业辅导员所提供的专业服务使心智障碍者实现就业。

3.2.3 多主体诉求下的情感规则

在为心智障碍者提供服务时，就业辅导员需要与心智障碍者、监护人和企业等主体进行互动，不同主体的期望和诉求不同。首先，心智障碍者群体内部对于服务的诉求有差异，只有少部分心智障碍者希望能够实现外出就业，大部分心智障碍者对于就业的期待值不高，希望能够在机构内接受照顾服务。其次，监护人希望心智障碍者能够长久地在辅助性就业机构内。最后，企业在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岗位时存在顾虑，因此提供的真正工作岗位较少。

3.2.4 不同情感规则之间的关系

在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工作中，情感劳动是在多种情感规则的要求下展开的，而这些规则之间形成了复杂而多层次的关系。首先，政策文件和职业标准构成的正式规定，重在强化就业辅导员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强调其专业性与服务质量。这种规定反映了社会层面的期待，与其他情感规则形成有机关联。其次，“托养照护+就业”的工作模式带来了两类情感规则，即提供照顾服务和促进就业服务。这些情感规则间存在张力，要求就业辅导员在照顾服务与就业服务之间找到平衡，而这种平衡直接影响他们在实践中的情感投入与工作方式。最后，不同服务对象（如心智障碍者、监护人和企业）对服务的期望各异，产生了多样化的情感诉求。

这些情感规则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托养照护服务”及多主体诉求下的情感规则，期待就业辅导员提供照顾服务，使心智障碍者在机构内获得安稳支持；另一类则是正式规定和“就业服务”中的情感规则，更加强调就业辅导员推动残疾人就业的职能。情感规则作为职业身份构建的初始阶段，明确了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应在工作中做什么、不应做什么，接受与内化这些情感规则的过程也是其初构职业身份的过程。在接受情感规则后，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来应对不同的情感需求。

3.3 职业身份的确立：情感策略的选择与应用

影响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理念，即其价值观与对心智障碍者就业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工作方向；其次是工作的复杂程度，包括所承担任务的难易度和挑战性；最后是外部考核压力，包括机构的绩效评估和职业指导要求。在缺乏规范性标准的情况下，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会综合考虑个人理念、工作难度与外部考核的因素来选择并应用情感劳动策略，主要表现为“托养照护服务策略”和“就业服务策略”。这两种策略在工作重点和服务导向上有显著差异，直接影响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工作方式和服务方向，进而塑造其职业身份。

3.3.1 托养照护服务策略与生活照顾者

部分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认为心智障碍者由于身体状况，外出就业具有限制，因此留在机构内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带他们参加过几次招聘会，但效果都不太好。跟健全人比，他们确实身体方面会比较吃亏，没办法像我们健全人一样做这种普通的工作，他们只能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比如留在这里穿绳子”（X2）。基于对心智障碍者上述的认识，就业辅导员在面对来自外部的情感规则时，会采取托养照护服务策略。这一策略下，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认为机构是一个“自由”和“充实”的生活场所，将服务对象视为需要庇护和照顾的个体，以陪伴、照顾为目的向心智障碍者提供文体、日间照料等服务，对于就业服务的关注较少。“我们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就像保姆一样服务照料他们，提供庇护性的劳动也算是照顾。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有固定的课程（如绘画、朗诵）、体育活动、外出活动，以及手工劳动，这些属于他们工作的一部分”（X6）。

在托养照护服务策略下，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建构了“生活照顾者”的身份，将自己定位为“后勤保障、保育员”（X10）等照顾者角色。从“生活照顾者”的身份出发，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更多关注托养照护服务，将所有服务都看作是托养照护的一部分；认为这份工作是服务业，与其他的服务行业相似，只是服务对象为心智障碍者。基于“生活照顾者”的身份认同会使服务内容、职业身份发生偏差，更注重托养照护而非就业促进，与职业规范中对于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期待产生偏差。

3.3.2 就业服务策略与就业促进者

X3认为仅仅将心智障碍者留在辅助性就业机构内是最简单的做法，但也是短视的做法，这一做法会阻碍心智障碍者的长期发展。部分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也有相似的看法，“我们这里有好多90后的孩子，他们在这里每天顶多领30块钱，就是在消耗青春。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能把他们链接到企业，这样他们的人生才有盼头，所以我对外就是跑外交，对内就是提升他们的就业意识和就业能力”（X8）。秉持这种看法的就业辅导员在工作过程中会将专业关系内化，坚持“助人自助”的理念，以优势视角看待服务对象，相信他们可以实现就业。除了个人理念之外，部分辅助性就业机构也面临着外部的考核要求，“我们这个项目是政府购买服务，当时的招标材料要求是一年推荐1—2名残疾人实现外出就业”(X3)。受个人理念及外部考核的情感规则影响，部分就业辅导员选择采取就业服务策略。在这一策略下，就业辅导员不仅致力于提供托养照护服务，还更加关注促进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机会。具体而言，他们会将工作重心转向心智障碍者的职业康复，积极寻求外部就业机会，并进行有效的资源链接。

在这一策略下，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构建了“就业促进者”的身份，强调专业性和责任感，并将服务目标从简单的托养照护扩展到更具挑战性的就业促进。其中一位就业辅导员表达了这一身份的理念及工作侧重：“我们的理念就是社工的理念，工作内容跟职业康复师有重合，都会涉及职业技能的康复训练，但是除了职业康复之外，我们还会做资源整合，去链接就业资源以促进残疾人就业”（X3）。另一位就业辅导员强调了这一身份专业性和责任感的驱动：“其实我们可以只按照制度来，我们就点到为止，把他们照顾好，组织点活动就好了，没必要去拓展这些‘互联网+文创’。但是你的专业性和责任感驱动你这么做，我们的目标就是促进就业，所以我就想说把机构的内容更加多元化，让残疾人能够实现真正的就业”（X5）。这一身份强调了专业性，与《标准》及政策文件中对于就业辅导员的定位相符。

3.4 职业身份的调整：情感体验的反思与修正

在不同情感规则的期待下，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采取不同的策略，这直接塑造了他们的职业身份，并在情感劳动中体验到了结构上和过程中的复杂性。而情感体验会对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身份建构产生影响：正向的体验会强化“生活照顾者”或“就业促进者”的身份认同；而负向的体验可能会降低身份认同，甚至导致离职。

3.4.1 结构上的情感复杂性

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工作涉及多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包括与心智障碍者、家庭成员、企业等的关系，多主体的互动使得情感劳动体验变得复杂。在采取“托养照护服务策略”下，就业辅导员在辅助性就业机构内为心智障碍者提供日间照料服务，虽然体验到与他们相处的愉悦，“我已经把他们看作是家人了，跟孩子们一起我很开心、很舒服，他们很爱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地说话，我就像个老母鸡一样，我很享受孩子们围绕在身边的感觉”（X6）；却也需要不断面对外部期望和机构管理的压力，“之前发的政策文件对机构的要求是要帮助残疾人实现外出就业，但我们现在做的并不是职业援助，只是让残疾人安顿在这里而已”（X1）。

对于采取“就业服务策略”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其在为心智障碍者寻找就业机会的过程中，需要与企业等社会资源主体进行沟通，这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加大了情感复杂性。由于政策支持倾向不足、心智障碍者的独特性以及企业的逐利目标，使得就业辅导员在链接企业资源时充满了挑战，X5将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描述为“谈恋爱”“谈判与博弈”：“你得跟企业不断地去协商、博弈，这个过程像谈恋爱，两个人要心心相悦才能谈合作。企业方要爱心加盈利，我们才能合作。爱心就是要谅解学员的能力有限，不能把资本家那一套用在心智障碍者身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加剧了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情感体验的复杂性。

3.4.2 过程中的情感波动

在劳动过程中，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经历着情感体验的波动。一方面，采取“托养照护服务策略”的就业辅导员体验到对心智障碍者的关怀和支持，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和幸福感。比如X9说：“心智障碍者在家的话需要有人一直看着，那他来我们这里的话就可以解放家里的劳动力，也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社会是很需要的，那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负向感受也同样存在，面对琐碎的工作和相对低的工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会感到疲劳，甚至选择离职。比如X6说：“因为这个工作很琐碎、很累心，就是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但是工资也不高，会让人身心俱疲，所以男就业辅导员很难坚持下来。我们之前有一个男生，他干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

采取“就业服务策略”的就业辅导员在帮心智障碍者寻找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成就感和幸福感，“社工的理念是助人自助，这个理念是很符合我的价值观，在提供就业服务的过程中，我会感受到助人自助的意义和幸福感，所以我就（一直工作下去）持续到现在有4年了”（X3）。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对于自身的“就业促进者”身份有很高的认同，认为“这是对心智障碍者真正好的方式”（X5）；但面对一些无法如愿实现的情况，也会产生挫败感，“我们机构成立的初衷就是想把这些学员推荐出去上班，但是因为这么多年很多学员都是出去又回来，所以做这份工作让人很有挫败感”（X8）。这种情感体验的波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职业身份的认同。

3.5 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职业身份建构过程

辅助性就业机构作为一种集中就业形式，从功能设计上就涵盖了托养、社区康复和就业等多层面的内容安排，以此来为就业年龄段有就业意愿但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智力、精神及多重残疾人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辅助性就业的多维度目标及灵活性特点共同造就了辅助性就业机构中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工作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职业身份的建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职业身份的形成阶段。受正式规定、工作内容及多主体诉求三方面的影响，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面临两类情感劳动规则，一类是期待就业辅导员提供照顾服务，使心智障碍者安定在机构内；另一类是发挥推动残疾人就业的功能，使心智障碍者实现就业。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接受和内化情感规则的过程，也是其职业身份形成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职业身份的确立。在不同情感规则的期待下，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根据个人理念、工作难度及考核要求，选择“托养照护服务策略”或“就业服务策略”。策略的选择与应用使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形成了“生活照顾者”和“就业促进者”两种典型身份，这分别对应着对日间照料服务的关注和对促进心智障碍者外出就业的支持。

第三阶段是职业身份的调整。不同的身份倾向带来差异化的情感体验，“生活照顾者”身份常伴随积极的照顾体验和逐渐减弱的职业价值感；“就业促进者”身份则面临挑战与成就感的双重体验，就业推进的难度也可能带来明显的耗竭感。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情感劳动体验的反思与修正过程中进一步调整职业身份，正向的感受会强化其职业身份，反之则会削弱职业身份的认同。总结而言，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建构过程展示了情感劳动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详见图1），有助于更清晰地回答本研究问题。

4讨论与建议

4.1 个人化情感与专业化情感

情感劳动是一种源于实践中关系互动的动态资源[38]，它具有互动和意义建构的功能。与以往情感劳动相关研究强调区分表层表演与深层表演，强调劳动过程中以真实地表达所需要的情感，而非“职业性微笑”不同，本研究发现，在辅助性就业机构内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工作实践，通常呈现出大量情感投入的劳动特点，在服务的各个环节也多能体现出对心智障碍群体的关爱，深层表演是普遍的工作状态。深层表演式的情感劳动为就业辅导员与就业年龄段的心智障碍者建立良好的工作互动关系具有积极功能，也是辅助性就业工作服务品质的基础。情感在这一职业是至关重要的资源。

但是，作为一项专业工作，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不仅需要耐心和爱心等个人化情感，更需要专业价值和理念的充分内化所带来的专业化情感实现。本研究发现，在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身份建构过程中，情感规则显现出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规则不仅仅是外部对于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期望与要求的反映，还涉及就业辅导员个体内在价值观和信念的深刻塑造。社会工作专业所秉持的尊重与独立、正常化、社会融合、增权等理念，都意味着认同和相信心智障碍群体具备其潜能，照顾和服务的目标在于实现其独立性和自主权。因此，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内化为目标，不断优化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在其情感劳动规则及其策略选择，是增进其工作体验，提升辅助性就业服务品质的重要方向。

4.2 情感规则的多元性与情感体验的动态性

情感劳动为理解和分析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身份建构的差异性特征和过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残疾人就业形式，辅助性就业的多种功能叠加意味着其中蕴含的情感规则并不唯一。正是因为辅助性就业兼具了日间照料、托养、康复、就业等多重功能，故其情感规则具有较强的多元性，这就为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个体的主观选择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同时，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情感体验具有强烈的动态性特点。这里的动态性除了上文强调的就业辅导员个体内在价值观及信念与外部期待及要求之间的互动外，还体现在就业辅导员在与就业年龄段心智障碍群体及其家庭一起工作，服务不断推进和深入的过程中。因而，基于情感劳动的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与职业认同往往是复杂而动态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的专业性还应该体现在其对情感规则的多元性与情感体验的动态性的专业判断和决策上。

基于上述讨论，为了推动心智障碍者辅助性就业服务的品质提升，本研究有如下两方面建议：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一是以“促进残疾人生活品质提升”为服务目标，厘清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工作职责规范的同时，加强对其工作的培训和督导支持；二是明确辅助性就业作为过渡性就业形式的定位和功能，形成与照护服务和分散性就业等服务之间的系统化衔接，建立更加灵活有效的就业转衔机制，从而使辅助性就业真正成为心智障碍者实现自我发展的桥梁和支撑环节。对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而言，一是通过积极寻求督导支持的方式，对工作中的情感体验进行适时的反思与疏导；二是加强残障就业相关知识的学习，深入理解和内化“优势视角”等理念，建构更为清晰而积极的职业身份，不断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在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这一研究议题下，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残疾类型对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建构是否产生差异，在多样化的组织形态中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职业身份建构状况，以及残疾人就业辅导员行业的整体状况和职业身份建构中的性别差异、地域差异等，这些都会有助于深化对心智障碍者就业辅导员这一职业群体的理论理解和实证研究，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为残疾人就业服务政策和实务的推进提供研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