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进医生：人类为什么合群且会合作呢？

合群与合作

英国心理学家尼古拉·雷哈尼（Nichola Raihani）指出：“人类的每一项伟大成就，从火箭升空到社区食堂，从科技奇迹到孩子学会分享，都离不开合作。”她在《社交本能》（2021）一书中强调，这种与生俱来的社交与合作倾向，是我们进化中的超级推力。

你谈婚论嫁、每天上班奔波、在单位协调上下级关系、排队打饭、加入家长群、孩子要集体上课、一起玩耍…，这些听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都反映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是一种热爱合群和合作的物种。

问题来了，不管哪个国家，在一个竞争激烈、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为什么人们不选择独善其身、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唯我独尊，而乐于群居、拼命往大中城市聚集、团结协作，且容易出手助人、乐施好善呢。在人类进化史中，合作是如何镶嵌于生命本质的呢。再如，人们如何发展出惩罚不合作者的机制，又是哪些隐藏的情绪系统在推动这一切呢。这是神经经济学领域非常关注的问题。

首先，社交与合作有生物学基础。

它是人类从细胞本质到社会行为的本能。进化透视中不难发现，人类个体都是一座“活的城市”-由37.2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协同运作，彼此信任，不擅自离岗，除了癌细胞这种“内鬼”，人是一种极致的合作体。真正奠定人类文明根基的不是车轮、枪炮或机械，而是生物早期形成的多细胞合作机制。我们从细胞社会开始，就被“社交”这个操作系统牢牢编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人们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自约禁足、组织互助、推进疫苗研发。这一切不只是规则约束，更是社交本能发挥了作用。

人类比其他灵长类更爱合作吗。黑猩猩DNA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98%，但它们的合作范围要小得多。为什么？因为它们基本靠“独食”可求得生存。它们靠采集果蔬为生，觅食难度并不高，食物果腹条件下，基本上用不着谁靠谁，它们的集体很小，不至于过度追求抱团取暖，有妻儿老小相伴足矣。而人类祖先，一路走来唯有靠狩猎、采集、抵御猛兽、抱团取暖才得以生存。正是生存压力，迫使我们走向合作（Raihani, 2021）。单打独斗、独享食物、特立独行就等于挨饿或找死。例如，猎人单独追逐野猪或羚羊，大概率会扑空或遭反噬。若组成三人小组谋划，就有可能提升捕猎成功率，还能坐在火堆边吃烤肉、边聊段子，讨论如何均分食物、照顾彼此。这种“合作等于活命”的认知机制，促使人类脑容量急增，语言由此催生和进化而来，道德感不外也是在火堆旁聊八卦练就的（见前文：人类的合作行为及其学习）。

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抱团者都是善类，总有个别人会“偷奸耍滑”、“搭便车”、“投机取巧”。这种挖“合作”墙角的作为，自然会威胁到团队意识，破坏合作规则。这就催生了另一控制“背叛”的方法：惩罚。

其次，是“惩罚”机制

因为人类发展史上“利己”始终没有灭绝，我们只是找到了控制它的方法-予背叛者以惩罚。合作之所以不垮，靠的是“惩罚”来支撑。

经济学家Fehr和Gächter在《自然》（2002）杂志发表了一项划时代的实验，揭示了“利他性惩罚”机制。即使没有个人获益，人类仍愿意惩罚不合作者。当惩罚机制存在时，合作水平大幅提升；一旦撤销，合作反而崩盘。惩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情绪驱动的理性策略。研究发现，看到“搭便车”“投机取巧”的人，受试者脑内的愤怒情绪会飙升。这种情绪，不仅让人愿意出手惩罚，还产生“威慑效应”，令其他人看见会学乖、做老实本分人。所以，不合作的成本，就是被群体“道德围殴”、“逐出群体”。犹如动物界里被逐出群体的个体，大概率是活不长的。  

第三，合作的“情绪引擎”效应。为什么人们会对“插队者”、“偷奸耍滑者”恨得咬牙切齿，不是因为人们为“惩罚”损失了点时间，而是“破坏契约”导致的损失更大。当个体在团队中贡献较高，却遭遇“猪友”贡献为零时，愤怒值飙升至满格。而当所有人都差不多偷懒时，愤怒反应反而明显减弱（Fehr & Gächter, 2002）。就是说，我们的愤怒不是针对损失，而是对“不公”的生理性反应。这是大脑进化出来的社交雷达，如果别人不守规矩，大脑就会自动拉响警报，激活惩罚系统。这种情绪驱动的惩罚机制是人类社交的隐藏主轴，维系了“公平而免于悲愤”，也决定了朋友圈的解散与扩张。难怪，被贪的不一定是个人直接利益，但老百姓对“贪官污吏”都会痛恨之极。

第四，“社交脑”与150人原则作用。英国人罗宾·丹波（Robin Dunbar,1992）提出，人类社交有赖于“社会脑”神经网络，它能维持稳定社交关系的上限约为150人。这不是玄学，而是基于大脑新皮层大小与群体维系能力计算的结果。你的社交圈同心圆大概是，最内圈有5位“灵魂伴侣”，然后是15个密友、50个好朋友、150个常见联系人、500个熟人。超过这个圈层，人的大脑开始“社交宕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型组织常常运作不畅，因为超出了人类演化允许的社交范围。有趣的是，比尔·戈尔（Gore-Tex发明人,1980）就凭直觉采纳了这个理论，他限制每个工作单元不超过150人，协作与效率恰到好处。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他们”，组织文化就此瓦解。

第五，合作的阴影与进化陷阱作用。 您记住，合作也有代价。譬如，癌细胞就是“身体内的叛徒”，它们拒绝合作、疯狂扩张，最终摧毁整个系统。在我们所处的宏观社会中，腐败、裙带关系、内卷、集体性排他，常常披着“互助、互利”的外衣出现，却对公共系统造成毁灭性影响。雷哈尼（2021）指出：“合作与竞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性本能地倾向照顾“自己人”，就可能对“外人”形成不公，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当人们被规则压迫时，可能因惩罚过重而伤害对整体的信任，也可能采取背叛。合作最难的，不是在于开始，而是“不让它异化”，一旦异化，合作便土崩瓦解。

静老师说

鉴于上述，我们应把孩子的“社交基因”滋养当回事。对当今的父母来说，理解人类合作进化的意义尤为重要。为什么有些幼儿天生乐于分享，有些则喜欢“吃独食”。因为他们的社交本能尚处在萌芽状态。他们需要在真实的社交场景中学会“给予-回馈-信任-惩罚”的互动模式。例如，孩子们在幼儿园抢夺玩具时，如果老师一味禁止冲突，而非引导他们协商、表达愤怒、修复关系，就有可能削弱这种进化塑造的社交机制。因为，极端“自私”或不懂分享的孩子（包括孤独症患者），通常容易遭团体排斥、难有朋友或建立同盟。因此，家长不是要教孩子“做乖宝宝”，而是要帮他们成为能在群体中互惠共处的个体，这才是儿童走向社会适应的真正方向（见前文：儿童的合作行为是如何实现的）。

人类需要理性的合作与文化选择，不应指望每个人都去做“活雷锋”。我们并不是受困于“利己与惩罚”原始游戏的简单参与者，也不是“不合作即背叛”的宿命角色。随着工商文明兴起，人们越发容易通过混合制度、文化规范和社区治理，自发地管理共享资源，前提自然是合作。例如，自发形成“业主委员会”便是个典型案例。如今，面对全球气候危机、资源分配不公、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神经（生物）多样性理念的兴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协同合作”，而不应强调狭隘的“民粹即正义”。人类并不完美，我们会嫉妒、耍滑、愤怒、敌对和叛逃。但也有惊人的能力去信任彼此、惩恶扬善、克服“利己”去重建社会合作网络。人类毕竟是合作进化的生物结晶，是具有社交本能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