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自闭症论文第一弹：数学天赋与自闭症间的关联调研

写在前面：昨天通过截图来和大家聊了聊剑桥的科恩的对于这自闭症的共情-系统化的观点模型。今天将他在剑桥做研究时的一篇论文翻译过来给大家来从他的视角来思考一下，他通过调研和科学研究的一些发现。

其实我想呈现的东西很简单，曾经被诊断过为自闭症，不单是阿斯伯格，而是也包括所谓典型自闭症，而后来能够进入剑桥大学这种世界最高学府，且在数学专业比其他专业的比例高九倍这件事，就是对国内普遍认为孩子没有未来，被认为几乎大概率智力有问题这一点的最直接的一个反证。

至于其他的我不想多说，如果是跳出来非要证明这些是个例，是高功能，是阿斯伯格，是偏颇的，我建议好好看看原文，看看学者在写论文时的严谨说明。

今天这篇只是个开头。我希望作为家长的你，能够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对于孩子的看法，有自己的对于这件事的判断。

西蒙巴伦科恩第一篇论文的原文如下：

数学天赋与自闭症之间的关联

作者：西蒙·巴伦·科恩（SimonBaron-Cohen）和莎莉·惠特赖特（SallyWheelwright），艾米·伯滕肖（Amy Burtenshaw）和埃斯特·霍布森（Esther Hobson）

发表时间：2007年7月3日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LLC 2007

摘要：

对剑桥大学378名数学专业的本科生（被选为“系统化”专家）和414名其他（控制）学科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两个问题：

（1）您是否患有自闭症谱系？

（2）您直系亲属中有多少亲戚患有自闭症谱系疾病？

结果显示，数学组中有7例自闭症（占1.85％），对照组中有1例自闭症（占0.24％），相差九倍。控制性别和一般人群抽样，这意味着数学家中自闭症谱系条件的增加了三到七倍。数学组直系亲属的1,405例自闭症病例中有7例（占0.5％），而对照组直系亲属中的1,669例（占0.1％）病例中有2例，这也是显着差异。这些结果证实了自闭症与系统化之间的联系，并且鉴于自闭症和数学家的一级亲戚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是遗传的。

关键词：自闭症。更广泛的自闭症表型。遗传风险。数学才能。系统化

同情化系统化理论认为，自闭症谱系的两个核心（通用）特征是在同情甚至完整的系统化甚至更好的系统化的同时，同理化能力受损（Baron-Cohen2002）。移情是一个熟悉的概念。系统化是基于识别输入操作-输出规则来分析和/或构建系统（任何类型）的驱动力。工程，数学，音乐，建筑，图书馆理员（图书馆学）和生物学都是系统化的明显例子。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测试了系统化人才与自闭症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关联的证据。

S. Baron-Cohen（*）：S. Wheelwright：A. Burtenshaw：E. Hobson

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精神病学系道格拉斯大厦

18bTrumpington Rd。，Cambridge CB28AH，UK

电子邮件：sb205@cam.ac.uk

自闭症与系统化之间的预期联系基于八项证据：

1.对系统领域自闭症群体的痴迷；例如，自闭症儿童可能会迷上火车时刻表，交通系统，电灯开关，收集的物体或旋转的物体（Baron-Cohen2002）。

2. Asperger综合征患者（自闭症谱系中的一个子组）在系统商（SQ）上的得分高于平均分，该系统是一种自我报告问卷，用于衡量人们对从机械（机器）到抽象（数字）到自然的（地质学； Baron-Cohen等人，2003年）。

3.与普通人相比，自闭症儿童的父亲和祖父从事工程职业（系统性能力是先决条件的职业）工作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这种关联被认为反映了遗传关联（ Baron-Cohenet al。1997）。

4.自然科学（工程，数学，物理学）的学生比人文科学的学生有更多的自闭症亲戚（Baron-Cohen etal。1998）。

5.在自闭症谱商（AQ）上，科学家的得分比非科学家更高，这是一种自我报告问卷，可以衡量一个人有多少自闭症特征（Baron-Cohen etal。2001b）。 AQ已通过临床诊断验证（Woodbury-Smith等人，2005年），自闭症儿童父母的AQ得分也有所提高（Bishop等人，2004年），这表明AQ在临床上与自闭症有关，可能是自闭症的一项指标。更广泛的表型。

6.在科学中，数学家在AQ上得分最高（Baron-Cohen等，2001b），这可能反映出数学需要纯粹的系统化，而其他科学（例如医学）可能需要系统化和同理心（例如，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痛苦）。

7.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在系统化测试中表现正常或较高，例如涉及工程问题或“民间物理学”的测试（Baron-Cohen等，2001a； Lawson等，2004）。

8.阿斯伯格综合症并不是在系统化数学，物理学或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中发挥最大潜力的障碍（Baron-Cohen等，1999）。

因此，我们测试了数学人才（作为系统化的一个纯粹例子）是否会增加自闭症的风险，如果是，数学人才是否与自闭症具有遗传联系。

样本说明：

我们对剑桥大学的79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378名数学本科生和414名控制学科（医学，法律，社会科学）的学生。数学组中的性别比为280男性比98的女性（或74.1％男性），而对照组中的163男性对251的女性（或39.4％男性）。这些性别比例有显着差异（Fisher的精确检验，p = 0.0001）。各组年龄匹配（数学组平均值= 20.16岁，SD = 1.4；对照组平均值= 20.02，SD = 1.5； t = 1.58，df = 774，p = 0.12）；父母职业（数学组的专业父母为88.7％，对照组为89.4％，Fisher精确检验，p = 0.1）；和惯用性（惯用左手的数学家= 14.4％，惯用左手的对照组= 11.4％，Fisher精确检验，p = 0.117）。

测试方法说明：

我们通过筛查调查向每个人问了两个问题：

（1）您是否有被正式诊断为自闭症的疾病？

（2）您的直系亲属（不包括您自己）中有多少亲戚被正式诊断为自闭症谱系疾病？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的任何风险，其中包括“排除自己”。

“正式诊断”定义为使用国际公认标准[例如，DSM-III（APA 1980）或DSM-IV（APA 1994）或同等的ICD-10，WHO （1994）]。自闭症的频谱状况包括经典自闭症（或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症和高功能自闭症，但不包括“自闭症特征”，未另作规定的普遍性发育障碍（PDD-NOS），非典型自闭症，非语言学习障碍，Rett综合征或因此，对儿童的崩解性疾病进行保守估计。 “直系亲属”的定义是一级亲属（兄弟姐妹或父母），不包括养父母，或养父母，继父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与自己或一级亲属报告自闭症谱系诊断的任何人联系，以确认该诊断符合上述标准。这是通过询问谁做出诊断以及何时何地做出诊断来实现的。仅接受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或专职医疗人员（例如，儿科医生或神经科医生）的诊断，并且仅当该诊断是在采用公认国际标准的公认诊所（例如，医院或专家评估中心）中做出的。

调查是由人手分发的，并在讲课结束时完成，调查员正在观察并且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些调查还包含有关人口统计和背景变量的问题，例如年龄，习惯，父母职业，研究主题和其他医学诊断。

结果说明：

总共向数学专业学生发放了490份问卷，其中378份已完成返回。这表示响应率为77.1％。总共向控制学科发放了580份调查问卷，其中414份已完成返回（答复率为71.4％）。这些良好的答复率可能反映了以下事实：调查是在没有其他干扰的演讲厅进行的。数学和对照组之间的回报率不太可能出现响应偏差。

数学组中有7个独立的自闭症病例（占1.85％），即来自七个不同的家庭。相比之下，对照组只有1例自闭症（或0.24％）。两组之间的这种九倍差异非常显着（Fisher的精确检验，p = 0.026）。即使将数学组中高功能自闭症的发生率与最高的普通人群患病率0.65％进行比较（Baird等，2006； Betrand等，2001；Chakrabarti和Fombonne，2001），数学家中的比率也是至少比预期高三倍。

数学组和对照组的性别比例不相等（数学组中男性为74％，对照组中为39％）。在数学家的任何研究中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该领域的男女性别比例很高，估计为13：1（Benbow etal。2000）。由于自闭症通常在男性中更为普遍，因此数学组中自闭症发生率的升高可能仅反映出男性中自闭症发生率较高。尽管这不太可能（因为它仍然比普通人群中的男性高得多），但进一步的分析着眼于仅在男性中每组中自闭症的发生率。数学组中的所有7例病例均为男性（代表280名男性数学家中的7名自闭症患病率，即2.5％），而对照组的263名男性中有1名（男性）病例代表0.38％的患病率。这仍然是六倍的差异，并且具有很高的意义（Fisher的精确检验，p <0.05）。

最后，数学组同胞中有1,405例自闭症病例中有7例（或0.5％），而对照组中有1,669例中有2例孤独症（0.1％），这又是一个显着差异（Fisher精确检验），p ＜0.05）。

思考与预测：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测试了以下预测：自闭症谱系条件在被选为有才干的系统化系统的个体样本中更为普遍，数学被认为是系统化的明显例子。这一预测得到证实。数学家中的自闭症谱系状况比率为1.85％，这是对照组中的比率（0.24％）的九倍。通过仅在男性中进行分析，对性别进行控制的结果是，数学系学生的学习结果为2.5％，而男性为0.38％，仍然增长了六倍。但是，仅在男性中测试这种关联会减少样本数量，从而降低统计功效。

在剑桥大学数学系学生是特殊人群的情况下，也应考虑数学家中自闭症程度升高的结论。由于对照组也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因此，可以认为它们与数学组匹配，包括年龄，智商，社会阶层（广泛），教育水平以及对神经系统疾病（例如自闭症）的了解程度等变量。

对照组是医学，法律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我们只能说他们没有选择成为数学家，这是他们作为对照组的地位。我们没有测试他们的数学能力，因此尽管数学能力在数学组中可能更高，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在最近进行测试的数学学生的独立样本中，我们已经确认，在速度和准确性的数学测试中，数学学生的成绩要比注册其他学位课程的学生好。因此，这一假设可能是安全的。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控制不是非系统化的，因为法系学生正在研究法律系统，医学系学生正在研究不同的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等）。，甚至那些选择学习社会科学的人实际上也在试图使人类行为系统化。最好是从诸如英国文学之类的学科中，或者从诸如情感咨询之类的非学术性行业（例如英国的撒玛利亚人）中更好地选择真正的非系统化控制。

由于以前的研究表明，数学家在自闭症谱商（AQ）上的得分相对于医学或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领域的学生要高（Baron-Cohen etal。2001b），因此本研究中的对照被包括在内以作比较。如果有的话，我们正在测试一组非常强壮或纯粹的系统化专家（数学家）与不那么强壮的系统化专家之间的自闭症发生率差异，因为至少有可能在医学系学生，社会科学家或法学系学生中，学习动机不仅会被理解系统的欲望所驱动，而且还会被帮助人（同理心）所驱动。即使在比较一般人群中自闭症谱系疾病患病率最高的数学学生中，高功能自闭症的发生率（0.65％； Chakrabarti和Fombonne 2001），自闭症谱系疾病仍至少为三比数学家期望的要大一倍。在研究了更大的样本并尝试进行重复之前，必须谨慎对待这些结果，但是要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系统化的才能会增加出现自闭症谱系状况的可能性。这与其他研究发现的一致，其他研究发现，数学天赋与自闭症患者的自闭症特征数量之间存在联系（Baron-Cohen etal。2001b）。

这项研究测试的第二个预测是，数学（系统化）才能与自闭症谱系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将反映遗传因素。具体而言，我们预测数学家的一级亲戚相对于对照组的一级亲属（其他学科的学生）的自闭症谱系条件发生率会更高。这第二个预测也得到了证实：数学学生的兄弟姐妹中有0.5％对自闭症谱系状况有正式诊断，而对照组的兄弟姐妹中只有0.1％。这一五倍的差异证实了较早的发现（Baron-Cohen等，1998）。

此类家庭证据现在需要下一步进行直接的基因检测（例如，使用双胞胎研究或分子研究），并需要在更大的样本中进行复制。在兄弟姐妹中，自闭症谱系状况的发生率并不比普通人群中最高的患病率0.65％高。但是，后者的比率包括自闭症谱系中的所有子组，而数学家中报告的比率仅包括经典自闭症，高功能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主要子组。对这些主要亚组人群患病率的最高估计值可能与本研究中对照组亲属的估计值接近（0.1-0.2％）。这样，结果很可能表明，在数学家的一级亲属中，自闭症的患病率确实提高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非数学家承担的自闭症风险与在普通人群中随机选择的任何个体相同（0.2％； Ehlers和Gillberg 1993； Scott等人，2002），而数学家承担的自闭症风险则更高（1.9 ％）。强有力的系统化可能是自闭症基因认知表型的重要方面。考虑到自闭症可能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Baron-Cohenand Hammer 1997; Baron-Cohen et al.1997; Bishop et al.2004; Constantino andTodd 2005），未来的工作应该测试系统化者的基因是否特别携带了患有自闭症孩子的最高风险（Baron-Cohen2003，2006a，b）。

致谢SBC和SW在此期间得到了Nancy Lurie-Marks家庭基金会和英国MRC的支持。这项工作是B.Sc. AB和EH在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我们感谢Imre Leader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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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一句：我希望最爱孩子的同样是父母的手机对面的你，不光能够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去看待自闭症这件事，而是能够真正的在生活中，看到孩子未来发展的潜力，看到孩子眼里的光。

其实如果了解博弈论奠基人史蒂芬纳什，高斯，哥德尔，罗素等等这些数学家或者哲学家的生平传记的，其实能看到很多孩子的影子。

愿你能够看到孩子的另一种可能性。

愿所有的聪明敏感的孩子被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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