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能力与父母述情障碍的关系

周凡1，2，沈广辉2，邹洋2，潘泓2，唐烨琛2，陈莉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浙江温州325027；2.温州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目的：探究2~3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能力水平与父母述情障碍的关系。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6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59例2~3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和其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Gesell婴幼儿发展量表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进行调查。结果：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父母的述情障碍得分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动作课题、符号理解、语言表达)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的述情障碍越高，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符号理解能力、动作性课题能力)能力越差(β=0.62，P＜0.01；β=-0.60，P＜0.01)。结论：父母的述情障碍越严重，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程度越高。

[关键词]语言发育迟缓；S-S法语言评估；Gesell智力发育评估；述情障碍

[中图分类号]B849;R395.6DOI:10.3969/j.issn.2095-9400.2022.05.006

语言是个体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媒介，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工具。幼儿期是个体语言发育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语言发育迟缓若未经诊断和治疗，语言问题将持续至学龄期，会导致个体面临更多的认知    (如阅读和拼写障碍[1-2])、心理(如孤僻和抑郁[3])或行为(如多动和攻击[4])等问题。

语言发育迟缓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儿童口头表达能力或语言理解能力明显落后于同龄儿童正常发育水平的一种语言障碍[5]。2岁是语言发育迟缓的高峰期，该病国外发生率为15%~17%[6]。章依文[7]对8545例0~3岁儿童的语言调查结果显示，幼儿早期语言障碍总体发生率约为7%。其中24~29个月的男女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检出率分别为16.2%和15.2%，30~35个月的检出率有所下降，但仍为8.3%和2.6%的男女儿童符合语言发育迟缓的筛查标准。儿童语言发育迟缓不仅发病率高，还与其他疾病存在共病关系，例如语言发育迟缓会与多动症、自闭症和情绪障碍等疾病合并出现，并且容易并发其他发育问题。现有研究发现，一些发育性疾病和遗传代谢病的早期表现就为语言发育落后[8]，同时，语言发育迟缓对儿童情绪、个性发展、人际关系和未来学业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负性影响[9]。2018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对80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调查发现，这些儿童的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多动冲动和多动指数显著高于语言发育正常的对照组儿童[10]。

目前我国对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聚焦于如何早期识别和诊断，以及如何提供有效干预措施，从而提高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能力。但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特别是从家庭系统的角度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父母情绪表达能力对其语言发育能力的影响缺乏相关实证研究。情绪表达能力是指个体能用适当的方式描述内心情感的一种能力。但述情障碍的个体在对情绪进行认知、加工和调节等过程中存在损坏，不会表达，尤其是无法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自身感觉。最近的研究指出神经发育障碍患儿父母存在一定的情绪表达和情绪识别的问题[11]，例如自闭症儿童父母相较正常儿童父母有着更高的述情障碍[12]。同时对正常儿童的研究也显示父母的语言表达和情感表达能显著影响子女的语言发展能力[13-14]。上述研究启示我们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水平与其父母的情感表达能力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本研究选取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水平与其父母述情障碍之间的关系。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于2021年1月至6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语言专科门诊就诊的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获得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调研工作在样本家庭知情同意后展开，所有样本家庭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纳入标准：临床诊断符合言语和语言障碍分类定义的标准[15]；年龄为2~3岁。排除标准：存在严重器质性问题(如听力障碍、构音障碍等)；存在其他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如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症等)。剔除资料不完整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9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平均月龄(28.34±7.11)月，平均出生体质量(3.37±0.45)kg；男48名(81.4%)，女11名(18.6%)。

同时，将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父亲或母亲作为调研对象，其中父亲受教育程度义务教育以下21名        (35.6%)，高中学历17名(28.8%)，大学及以上学历21名(35.6%)；母亲受教育程度义务教育以下18名    (30.5%)，高中学历20名(33.9%)，大学及以上21名    (35.6%)；家庭年收入20万及以下38名(64.4%)，20万~40万17名(28.8%)，40万以上4名(6.8%)。 

 1.2工具

1.2.1述情障碍：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文版(the20-itemTorontoAlexithymiaScale,TAS-20)进行评定。该量表共包含2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包含三个因子：情感难以描述、情感难以识别和外向性思维。总分越高，表明述情障碍的水平越高。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总分与分维度得分之间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为0.66~0.88[16]。

1.2.2语言发育水平：本研究同时采用Gesell发育量表评估法[17]和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S-S检测法)[18]进行语言发育水平的测定。Gesell发育量表中的“言语能”常被用于评估6岁以下儿童的语言发育情况，但该量表在语言评估方面涉及范围较窄，敏感性较低。已有研究[19]表明仅用Gesell做语言发育筛查可能存在漏检。S-S检测法作为特异性语言检测工具，相较于Gesell发育量表评估，可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类型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拥有着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20-21]。

1.2.3Gesell发育量表：此表是评估婴幼儿智能发育水平最常用的经诊断性评估工具，适用于4周至42个月婴幼儿，所测能区包括动作能、精细动作、应物能、言语能及应人能。粗大运动评估婴幼儿头颈部、躯干和四肢幅度较大的运动；精细动作评估手部的动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手眼配合能力；应物能评估幼儿对外界刺激的分析和综合能力；言语能评估婴幼儿听、理解和言语表达的能力；应人能评估婴幼儿对现实社会文化的个人反应、生活能力及与人交往的能力。该量表总评分在85分以上为正常，发育商DQ：55~75分为轻度缺陷；40~54分为中度缺陷；25~39分为重度缺陷[17]。此表的特点是专业性强，能较为准确地判断婴幼儿的发育水平，测试需要专业儿科医师一对一进行，且需要家长陪同，测试时间40~50min。

1.2.4S-S检测法：该方法由日本音声言语医学会言语委员会研制，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语言科根据汉语体系标准化制定，适用于1.0~6.5岁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语言障碍儿童，包括对个体符号理解(认知能力包括语言前阶段的符号形式至能够独立处理语言规则阶段的能力)、语言表达(口语表达能力)、动作性课题(是指视觉、听觉的辨别，记忆再现等基本学习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评估，评估结果都要与实际年龄阶段做对比，任何一项低于实际年龄，都可定义相应项目结果异常[20]。本研究在数据处理上参照智力商数(intelligencequotient,IQ)的计算方法，根据S-S法评估结果计算其语言商数，具体公式为：语言商数=语言发育年龄/实际年龄×100%。此表的特点是对语言评估敏感性和特异性高，可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类型进行分类，能较为准确地判断幼儿的语言发育阶段水平。测试需要有语言治疗师资格的临床医师一对一进行，且需要家长陪同，测试时间60~90min。1.3临床评估及数据分析本研究所有评估均由两名固定且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医师严格按照标准化评估流程对儿童各项能力进行评定。数据处理采用SPSS24.0软件，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采用回归分析对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语言发育商的关系进行显著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描述性统计

Gesell发育量表测评结果显示，本研究中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平均总得分为76.87±9.82，依据85分以上为正常的评分标准，可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在总体发育情况上均较为落后。进一步分析显示本次研究中智力发育无重度缺陷儿童，中度缺陷儿童2名(3.4%)，轻度缺陷儿童27名(45.8%)，边缘状态儿童17名(28.8%)，正常儿童13(22.0%)。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在动作能上平均得分为94.91±8.67，在所有能区发育中最接近正常值，即与正常水平相近；在精细动作和应物能上得分处于临界值(精细动作：83.21±17.65；应物能：80.42±12.89)；但在言语能和社会应人能上则出现了显著的发育落后(言语能：57.08±11.09；社会应人能：68.94±10.63)。

S-S检测法评估结果显示，本研究中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发育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动作课题商    (83.53±14.61)、符号理解商(71.00±16.87)和语言表达商(57.10±11.52)，参照发育商DQ以得分85分以上为正常，可见在儿童中语言发育迟缓多为符号理解落后和语言表达落后，在动作课题上并未出现显著的落后。
述情障碍评价结果显示，本研究中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父母述情障碍得分分别为外向性思维    (21.86±2.32)分，情感描述障碍(17.02±4.99)分，情感识别障碍(12.66±2.84)分。参照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文版修订者蚁金瑶等[21]发表的研究结果，在本研究结果中，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父母述情障碍在情感识别障碍维度上未表现出明显异常(t=-0.48，P=0.63)，但表现出更高的情感描述障碍(t=-2.11，P＜0.05)和外向性思维(t=9.77，P＜0.001)。

进一步对研究中涉及的人口学变量及主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语言发育迟缓儿童月龄与其Gesell智力发育总分(r=-0.35，P＜0.05)、S-S法符号理解商(r=-0.31，P＜0.05)、S-S法语言表达商(r=-0.39，P＜0.01)和S-S法动作课题商(r=-0.53，P＜0.001)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或提示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可以进行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此外本研究发现家庭年收入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符号理解商呈显著正相关(r=0.25，P＜0.05)。

2.2幼儿语言能力水平与其父母述情障碍相关分析

首先，相关分析显示，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父母情感识别障碍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表达商呈显著负相关(P＜0.05)，情感描述障碍与其符号理解商、语言表达商、动作课题商均呈显著负相关    (P＜0.01)，但外向性思维与三个维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同时Gesell智力发育总分与父母述情障碍的三个维度无显著相关(见表1)。

其次，将儿童月龄、出生体质量、父母文化水平及家庭年收入作为协变量，以父母述情障碍的三维度作为自变量，以S-S检测法评估的三种儿童语言发育商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方程拟合。结果显示，就诊儿童月龄越高其语言商越低，语言能力越差(符号理解商：β=-0.36，P＜0.01；语言表达商：β=-0.42，P＜0.001；动作课题商：β=-0.53，P＜0.001)。家庭年收入对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符号理解能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36，P＜0.01)。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述情障碍的情感描述障碍能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符号理解商有    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62，P＜0.01)；父母述情障碍的三个维度均未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表达商有显著预测作用(情感识别障碍：β=-0.17，P=0.45；情感描述障碍：β=-0.14，P=0.52；外向性思维：β=0.08，P=0.56)；父母述情障碍中的情感描述障碍对儿童动作课题能力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60，P＜0.01)。见表2和图1。

3讨论

本研究探究2~3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语言能力水平与其父母述情障碍的现状并分析两者关系。首先，本研究发现59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在总体发育情况上均较为落后，尤其在言语能和社会应人能上出现了显著的发育落后，同时S-S语言发育检测评估结果也显示在儿童中语言发育迟缓多为符号理解落后和语言表达落后，在动作课题上并未出现显著的落后。该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19-22]，说明语言发育迟缓不仅表现语言理解和表达障碍，社会适应力、人际交往能力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全面的智能发育评估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不同发育障碍的敏感指标，2岁后的语言问题更多可能是其他神经发育疾病的的特征。

其次，月龄与语言发育迟缓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研究显示语言发育迟缓的初诊患儿的平均年龄为28.34个月，这与前期相关研究[23]认为2岁时是语言发育迟缓的高发期这一研究结果相符，说明父母多在2岁以后发现其孩子语言发育落后于同龄。同时本研究发现语言发育迟缓儿童月龄与其语言商呈显著负相关，这与章依文等[24]的研究结果相似，研究认为3岁以前进行语言干预比3岁以后接受语言干预的效果要好，这提示我们应该重视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

父母述情障碍与语言发育迟缓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父母的述情障碍程度越严重，其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程度越重。这一研究结果说明父母述情障碍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其次，述情障碍所具备的可遗传性及稳定性表明其可以作为一种内表型进一步遗传给下一代，这提示探讨父母述情障碍可能对语言发育迟缓的症状及病理机制有启示意义。同时研究结果显示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父母情感识别障碍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表达商呈显著负相关，情感描述障碍与其符号理解商、语言表达商、动作课题商均呈显著负相关，但外向性思维与三个维度无显著相关关系。情绪识别障碍是指个体在识别自己和他人情绪时存在困难，比如不能准确识别他人的面部表情变化；情绪描述障碍主要指在描述自身情绪时的障碍，如，不能用准确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等。情绪识别障碍和情绪描述障碍这两个维度主要是有关识别和描述情感困难，这与个体的语言能力紧密相连，因此会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能力相关。而外部取向思维关注的是个体在生活中很少或极少关注的内心感受，缺乏幻想，常常拘泥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这主要与个体的内在情感感受能力有关，与语言发展能力联系不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干预应包含对家长的干预，这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范式，是对以医院治疗为中心的传统干预范式的补充和扩展。首先，在儿童前语言发展阶段期，我们可通过对父母述情障碍的评定来发现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高危群体，从而积极对该群体语言能力的进行关注，并对述情障碍的父母进行干预，提高其自身情感描述和表达能力，为其子女提供情感支持及社会互动，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其次，在儿童语言过渡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干预，为述情障碍的父母提供语言输入范式和互动支持策略，建立家庭成员积极有声互动的氛围，提高家庭成员的沟通互动能力和质量。通过语言学习支持策略和互惠模仿训练，鼓励述情障碍父母对儿童交流意向进行有声反馈，提高互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从而达到影响孩子接受语言刺激的质量。

最后，本研究同时采用Gesell发育量表和S-S语言检测法评估儿童的语言发育能力，能极大提高评估的准确性。Gesell发育诊断量表是评估智能发育常用的综合性诊断性评估工具，但并非专门的语言评估工具。现有研究认为单独采用Gesell方法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进行筛查时，单纯的语言表达落后特别是轻微的语言表达落后并不能被筛查出来，容易造成漏诊。同时2岁以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常会伴有其他发育问题[18]，而非单纯的语言问题，更容易出现理解能力异常合并动作性能力异常。这提示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评估筛查，要将整体发育评估和语言检测评估两种方法相结合，做到在整体发育评估诊断的框架下对语言障碍的亚型进行分类，在区分细化的基础上对儿童语言全面发育情况的评估。依据Gesell发育量表，我们可以根据迟缓等级做不同方案的干预治疗和预后判断，除了语言能区外，其他能区轻度落后儿童可进行语言训练并定期随访，若落后程度为中度或重度以上，需要至专门的康复治疗科室。因此，本研究认为将两种评估方式结合能更好地指导干预及预测预后，值得进行临床推广使用。

另外，在本研究中就诊的多数家长中，仍有家长抱着“儿童说话晚是大器晚成”以及“早晚说话都无所谓”的心态，反映出家长对儿童发育进程知识的缺乏，利用Gesell进行全面智能评估，可以对家长进行宣教作用，除了语言还应关注其余能区发育情况，使其认识到语言发育迟缓不仅可能造成儿童将来语言沟通和人际交流困难，还可能导致认知、读写、计算等方面的问题。采用Gesell发育量表可指导家长掌握儿童发育进程的技能，促进以家庭环境为主导，父母为主参与的家庭干预中，以语言发育训练为主并加入适应行为、个人社会行为、大运动及精细动作方面的全能智能发育干预训练，泛化儿童技能，促进智能全面发展。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在研究内容上未对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父母性别做区分研究，父亲和母亲的述情障碍水平或许略存在差别。同时，针对隔代抚养的家庭情况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②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正常对照组的对比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期探索行之有效的干预模式。③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被试性别不均衡，同时受到年龄、障碍水平、评估耗时过长等方面的限制，样本量不足，有待进一步扩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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