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临床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张颖1，王俊峰2，丁艳华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上海201102；2．郑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童保健科

摘要：目的调查和分析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临床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早期发现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2019年11月—2020年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保科语言专科门诊就诊的126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为病例组，2020年5—7月在闵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保科就诊的18~48月龄的100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采用Gesell发育量表对病例组儿童进行发育评估。采用自制问卷调查两组儿童一般情况和家庭环境因素，包括儿童出生胎龄、生育间隔、生产方式、出生体重、开始独走月龄、主要照顾者、电子屏幕暴露时间、母亲文化程度等。结果病例组儿童初诊年龄为    (29．2±4．5)月，男童∶女童为2．7∶1。Gesell评估中语言、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性和个人社交的DQ值分别为49．9±16．3、73．5±15．4、72．4±18．1、70．2±16．2和60．4±16．4。病例组儿童中，早产儿占比明显高于对照组(χ2＝4．873，P＜0．05)；开始独走月龄为(14．7±2．4)月，明显晚于对照组的(12．6±2．0)月(t＝5．766，P＜0．05)；其电子屏幕暴露时间为    (3．6±1．9)h／d，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2±1．0)h／d(t＝10．587，P＜0．05)。对照组儿童母亲受教育年限长于病例组患儿母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973，P＜0．05)；两组间分娩方式、主要照顾者和生育间隔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因语言发育迟缓就诊的儿童不仅语言问题突出，还可能同时伴有其它能区的发育落后。早产、电子屏幕暴露时间长、母亲文化程度低是儿童语言发育障碍可能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语言发育迟缓；临床特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49．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579(2022)08－0912－04doi：10．11852／zgetbjzz2021－0910

语言发育迟缓(languagedelay，LD)指儿童在语言发展阶段，其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未达到其年龄相应的水平[1]，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发育性问题之一，国内外报道2~3岁儿童的发病率均在15％左右。语言发育迟缓如果持续存在，不仅影响儿童认知的发展，还会影响儿童情绪、个性、人际关系、心理健康和未来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发展[2]。本研究以2019年11月—2020年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保科语言专科门诊就诊的126例18~48月龄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作为病例组，对其相关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并设立对照组，分析了可能导致语言发育迟缓的一些影响因素，为语迟儿童的临床诊治和干预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病例组：2019年11月—2020年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保科语言专科门诊就诊的126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其中男童92例，女童34例；对照组：2020年5—7月在闵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保科就诊的18~48月龄的100例正常儿童，其中男童52名，女童48名。入组要求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年龄：18~48月龄；2)智力和语言发育正常[根据早期语言发育进程量表和丹佛发育筛查测验(DenverDevelopmentalScreeningTest，DDST)评估结果]。本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复儿伦审(2016)32号]，家长均知情同意。

1．2研究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两组儿童的一般情况和家庭环境因素，包括胎龄、胎次、生育间隔、生产方式、出生体重、开始独走月龄、主要照顾者、电子屏幕暴露时间、母亲文化程度等以及病例组儿童初次就诊年龄。问卷统一由儿童的母亲填写或由研究者电话问询儿童的母亲补充完成(涉及到电子屏幕暴露等信息，由母亲和主要照顾者共同确认)。
采用Gesell发育量表，由专业人员在本院儿保科对每一位病例组儿童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5个能区，即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性、语言、个人社交。结果以各能区的发育商(developmentalquotient，DQ)来表示，DQ＞85者为发育正常，75＜DQ≤85者为边缘，DQ≤75者为发育迟缓。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病例组儿童126名，平均年龄为(32．2±6．3)月，平均初诊年龄为(29．2±4．5)月，其中男童92名，女童24名，男女比为2．7∶1；对照组儿童100名，平均年龄为(31．4±7．1)月，其中男童52名，女童48名，男女比为1．1∶1。两组儿童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P＞0．05)。病例组男女比例高于对照组(χ2＝16．817，P＜0．05)。

2．2语言迟缓

儿童的发育特征126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Gesell评估中语言、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性、个人社交的DQ值分别为49．9±16．3、73．5±15．4、72．4±18．1、70．2±16．2、60．4±16．4。语言能区DQ值最低，其次是个人社交能区。各能区发育水平分布见表1。

2．3病例组与对照组影响因素比较

病例组早产儿占比与电子屏幕暴露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χ2＝4．873，t＝10．587，P＜0．05)；开始独走月龄明显晚于对照组(t＝5．766，P＜0．05)。两组母亲文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973，P＜0．05)；两组间生产方式、平均出生体重和生育间隔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两组儿童的主要照顾者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祖辈照顾为主的比例均占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母亲为主、母(父)和祖辈共同照顾、父母共同照顾、其他(保姆和亲人／保姆)等，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3．1语言发育迟缓

儿童的语言及其它各能区的发育水平分析本研究中126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语言DQ平均分为49．9，明显低于85的正常界值，提示多数家长仍是在小儿语言发育明显落后的情况下才来就诊。研究中因语言发育迟缓进行初诊患儿的平均年龄为29．2月，与章依文等[3]的研究结果相似。虽然有大约50％的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在3、4岁能追上正常儿童的发育水平，但还是有近一半的患儿无法自愈，需要进行相应的干预治疗[2]，而家长的一味观望很可能会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今后的语言障碍、社交问题和学习困难等。
对患儿各能区的发育水平进行比较发现，语言发育迟缓患儿的语言能力明显低于其它各能区，特别是明显低于大运动、精细运动和适应性这3个能区的发育水平。尽管如此，其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性及个人社交能区异常的比例不低，其中DQ值≤75分的比例分别为：39．7％、45．2％、45．2％、71．4％；DQ值大于85分的比例仅分别为23．8％、23．8％、19．0％、8．0％。此研究结果和章依文等[3－4]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以“语言发育迟缓”为主诉就诊的患儿，多数并不只是单一的语言问题，同时还伴有其它能区的发育落后。因此，有必要对以语言问题为主诉的患儿进行综合评估，以全面了解儿童各方面的发育情况，并且有必要对其进行包含语言多要素(如语音、语义和语用等)的系统评估，以利于对该类患儿进一步进行个体化和综合性的干预治疗。

3．2早产、独走年龄、屏幕暴露、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影响

近年来，早期屏幕暴露对婴幼儿语言发育的不利影响受到普遍研究。本研究发现病例组儿童每天的屏幕暴露时间平均为3．6h，远远高于对照组儿童的1．2h，更是远远高于2016年美国儿科学会所建议的“2~5岁儿童在家长陪伴下每日屏幕使用时间小于1小时”[5]。研究证实，越是受教育水平低家庭的儿童，越是容易受到早期不利屏幕暴露的影响[6]。本研究亦发现病例组儿童的母亲平均受教育水平要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母亲。电子屏幕替代不了父母和子女的互动，达不到一样的刺激儿童早期言语语言发展的效果[7－8]，特别是屏幕暴露时间越长，会导致有效的亲子互动时间越短，户外活动时间越少等，对婴幼儿的体格生长、语言、认知和社会情绪发展均有不良的影响[9]。因此，儿童保健工作者有必要教育家长、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水平低的家长充分认识屏幕暴露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危害，强调亲子陪伴和互动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性，并指导家长如何与儿童建立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此外，大部分研究均表明早产对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并且胎龄越小、出生体重越低、并发症(包括低血糖、窒息、脑损伤等等)越严重，其影响作用越大[10－11]。本研究亦提示早产可能是儿童发生语言发育迟缓的影响因素。
运动发育是婴幼儿能力发展中较早出现的行为，也是其它活动发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儿童神经心理发展的水平[12]。本研究发现，病例组儿童开始独走的平均年龄为14．7月，明显晚于对照组儿童。结合现阶段家长普遍对儿童早期运动发育落后的敏感和重视，而对其语言、认知等其它方面的发育容易忽视和坐等的现象，有必要加强对语言发育迟缓早期预警征的宣教，并教育家长一旦发现儿童早期运动落后，就要及时就诊并进行全面评估。

3．3性别、照顾者、生育间隔、分娩方式对儿童语言发育的影响

诸多的研究显示：男童出现语言延迟相关发育问题的风险比女童高，其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对某些促炎因素和胎盘损害更为易感，以及胎儿期睾丸素可能会造成胎儿大脑左右半球发展的差异和偏侧优势等[13]。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中男女比约为3∶1左右，本研究为2．7∶1。因此，男童一旦发现有语言发育落后，更不宜坐等，应尽早对其进行评估和干预。
在中国，祖辈参与儿童的早期抚育和照顾非常普遍[14]，本研究的病例组和对照组中，主要照顾者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祖辈照顾为主的比例均占主导地位，其次是母亲为主、母(父)和祖辈共同照顾为主等，真正由保姆照顾为主的比例非常低。
另外，有关“生育间隔”对妊娠结局的影响，诸多的研究结果不甚一致[15]。本研究病例组儿童中的“二孩”(少数为“三孩”)与“上一孩”的生育间隔平均为7岁，对照组则为6．7岁，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生育间隔可能不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影响因素。但本研究中两组儿童的生育间隔均偏高，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很可能和我国之前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有专家指出：恰当的生育间隔18~59个月。一直以来，分娩方式对妊娠结局的影响都是争议的热点。少部分研究发现，剖宫产可能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影响因素，但本研究中两组的剖宫产占比均不低，在45％上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在于：1)对照组未进行Gesell评估，未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Gesell量表中5个能区发育商的差异，仅分析了病例组不同能区发育商的差异；2)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由于本研究仅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儿童各影响因素的差异，而非分析影响因素效力的大小与试图建立临床预测模型，所以未进行多因素分析。对影响因素的研究难以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因此对相关研究结果的解读还需谨慎；3)本次研究未对两组儿童的亲子活动时间、活动方式和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期探索有效的干预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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