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元融合”教育理念

张学立1，2
(1．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550002;2．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025)

摘要: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三元融合”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民族高等教育在实践层面不断呈现的办学特质。近年来，贵州民族大学在把握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践行“三元融合”办学理念。笔者基于贵州民族大学办学实践分析，认为关于这三种精神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着持续悠长的叙事，其中民族团结精神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践内涵更为丰富，“三元融合”教育的理论逻辑及其存在价值是一个基于历史理性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可在理论建构和实践维度去深化推进的时代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教育应然逻辑。
关键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族团结精神;民族高校
中图分类号:{G41－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22)07－0084－12
DOI:10.13713/j.cnki.cssci.2022.07.011

“三元融合”教育，本文指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深度融合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教育。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民族高等教育在实践层面不断呈现的办学特质。关于这“三种精神”的话题由来已久。尽管从现代语汇理解的角度看，其主要是工业革命促进人的思维变革之后的事，但这些话题的原始素材可追溯到人类文化起源之初，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始终涵养着发展进步的灵魂。关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很多成果分别将这三种精神结合到教育领域进行研究，其中不乏探索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合的成果。然而，将三者融合的研究相对匮乏。近代以降，高等教育无疑是创造和传播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族团结精神的高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场域内，民族团结精神显得尤为可贵。民族高校肩负传承实践和“生产”民族团结精神的使命，也是培育和传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镇，其服务国家战略和特殊需求的特点更为鲜明。在办学治校中，民族高校日益呈现出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三元融合”的教育特点，也应当呈现这样的特点。这是一个在历史理性中积淀的民族院校办学路径。近年，贵州民族大学在把握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践行“三元融合”办学理念。本文特就该校的办学实践进行分析，力图探索和诠释“三元融合”教育理念的理论逻辑及其存在价值。

一、“三元融合”理念的历史源流

事物发生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始终伴随人类智慧演进，在积极发挥作用的同时不断丰富发展。人文精神关乎的是人的思想、理想和生存态度;科学精神反映着人类探索认知和追求超越的理性意志(纯粹的知识逻辑与规律)、信念、标准或规范(包括求真、求实、实证、质疑等元素);民族团结精神观照的是人的社会性，是群体性生存价值和生存智慧的体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非常丰富，各民族共同积淀的历史文化深厚。这样的历史文化生态中，民族团结精神的孕育有着得天独厚的养分。在中国，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都有本土表现，但传统社会中它们并非学科化的呈现。

(一)“三元融合”之“三种精神”的历史线索

在生成维度上探讨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孰先孰后的问题，似乎是难以一概而论的，但这三种精神的起源都是一个历史话题，无不涉及最古老的人类命题。在人类早期的实践活动中，从理论上讲，“人文”“科学”“民族团结”等相关精神的原始素材便产生了。因为人类活动的历史痕迹无不涉及思想活动、实践性改造活动和群体性生存思维等。这是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最早的历史线索。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进步，人类实践活动不断深入、人类智能的不断进化、人类多元共生价值理念的不断丰富等，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无论是在理论自觉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逐步呈现出系统性。
人文精神根植于人类优秀文化，是文化积淀、孕育而成的自觉意志。在古代，特别在远古时，人文精神的萌芽往往产生于人对自己的能力的觉醒[1]。上升到从“认知体系”的视角去判断，人文精神与人类文明史(以文字出现为主要标志)的进程密切相关。随着文字的形成发展，人们能够系统性地记录和建构文明形态，“人文”的概念也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端，其典型的表现就是知识化的人类认知。在中华文化中，与人文精神相关的最早的概念就是“人文”[2]。《周易》最早使用“人文”一词:“……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北宋程颐作了注解:“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4]人文精神的形成与人文思想的形成直接关联，它是人文思想的结晶。人文思想较为成熟的表现应从先秦儒家肇始。孔孟从“人”“文”自觉中不断形成了各种人文思想，成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源泉。后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的各自侧重不一的演变与融合(如魏晋玄学时期对“人”的个性张扬、隋唐佛学时期“超人文”个人修养等)，不断走到现代社会的人文知识传承与构建。而西方“人文精神”的源头可以溯源到古希腊，萌芽应为“智者学派”的兴起，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主要表现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关于人文精神的话题多受此影响)，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等思想为成熟的标志。历史地看，人文精神的发展经历古代世界的人文精神、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文主义思潮。古典人文教育的精神体现着一种“原始的圆满”，与神学相抗衡的人文精神重“真”，与科学主义相对抗的人文精神则重“美”，它们都可以被扬弃地纳入体现着真善美之统一的现代人文精神的总体架构中而作为其不同层面。这一总体架构所体现的现代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珍视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精神。[5]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源起的历史路径几乎是一致的，特别是人文精神从神学体系里面彻底解放出来进入到人的理性世界的探寻时，其本身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科学发展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在理性精神指引下不断质疑、不断探索的历史[6]。尽管我们偶尔会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科学精神”的诘问，但显然这个问题是无须多论的。任何一个文明延续千年都不可否认地积淀着科学精神，惟其如此才能在复杂的生存状态中很好地繁衍下来。所以，科学精神的定义直接影响到对其开展历史主义的考察。无法否认，基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一样，中国传统社会里拥有很多经验性科学认知或较好的科技(技术)，但缺乏的是一种对于产生这些认知或技术的根源性和规律性学问的探讨，一种纯粹性知识逻辑的探讨，因此往往不易形成系统的科学精神。普遍认为，科学精神更多是起源于希腊文明。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7]诚然，在追求理性的演绎精神和实验精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相对比较缺乏的，也使得“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在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大地。古代科学精神总体上表现为朴素的、经验的逻辑表达，在主观愿望上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近代科学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并在19世纪逐渐传播到中国。[8]科学技术是科学精神照应实践的逻辑后果，但科学精神往往不是以产生技术为逻辑前提的，它更多关注的是自我存在的“绝对价值”。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不断发生发展，人们的科学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嬗变。特别是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深刻变革，不断使科学精神的论域走向多元化，充满现代性特征。
民族团结精神同样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孕育发展而来的，中西方概莫如是。人类是群居“动物”，群居的天性决定了部落、族群、民族的可共生性。当然，在民族团结的历史实践里，共生性与冲突性是并存的，但其历史实践的落点主流是共生的，其中的冲突性并未从根本上破坏共生秩序。然而，共生只是一种基于人类“天性”的基本特点，但民族团结是一种表现在群体中的客观属性基础上的主观事件。所以，民族团结精神的形成必须要有民族群体间的共识语境。民族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边界的群体，边界的排他性意识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人类依赖于群体边界区隔而生存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生活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断消解着民族边界，更加开放的人类生活图景不断生成，于是民族团结的可能性就有了现实基础。当然，在存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团结都是有限的。真正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精神的历史点与民族国家的诞生时期是大致的，是欧洲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民族主义)兴起这个历史相对时段。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团结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一种国家建构行为。这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和谐共生关系，特别是经近代共同抵御外敌入侵、抗日战争等，随着中华民族认同的日益增强，中华大地上民族团结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民族团结精神也得到独特的孕育、生长。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消灭了剥削阶级，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民族关系不断展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特征，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民族团结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前，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民族地区建设更加快速而富有成效，民族团结精神不断实现新的提升。
当然，我们还必须关注到，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从实践性层面上升到理论自觉的层面，离不开人类教育的发展。除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国家行为等方面外，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精神最为理性的传承、创生的地方就是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这里所说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广义上的理解，并不局限于现代建制的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汉代开放太学到近现代北洋大学堂的建立，之后才在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大致的历史线索应该包括希腊罗马时代(军事、哲学、法学)、中世纪(神学)、文艺复兴(文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启蒙运动(多学科发展，神学没落)等阶段，特别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等成立以来，逐渐进入现代大学阶段。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形成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比如，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人文教育等)，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英国，再到当代美国，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教育制度及其相应教学体系，同时也在不断建构和丰富了现代人文精神;洪堡大学把科学研究和教学融合，在人文主义关怀之上不断探索和孕育科学和科学研究精神;近代中国的大学(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在不断推进中华民族自觉中深化了民族团结精神等。

(二)从时间深处走来:经验性事实中的“三元融合”

从上述历史线索的梳理看，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都有着及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厚实的实践根基。这三种精神从历史的时间深处走来，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交汇?换言之，这三种精神是否出现“三元融合”局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我们从历史主义的视角进行考察。在中西方的历史上，这些精神都曾经有不同的区隔与涵合的阶段，但并未成为十分系统的自觉。结合本文的研究侧重，这里主要是从中国语境中来探讨相关问题。总体上，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长期的历史实践和思想孕育中，主要是一种“经验性事实”的存在。
没有任何一个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社会是依靠单一的“精神符号”而纯粹性地维系的。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更是如此，即便在其历史过程中并未系统化地形成学科体系(特别是近代科学的知识体系)。上述“经验性事实”的过程与这三种精神在发生学上是同为古老的。在宏观层面，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所演绎的无不与人文、科学和民族团结等题材相关(这里面自然有着基于实践层面的精神元素)，且在同一个时代平面上并行不悖。这本身就是一个阔大的“三元融合”的历史框架。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这是一种通融涵合的文化，更多是诸精神的多元融合，只不过本文侧重的“三元融合”是在民族高校的特定场域内来探讨的话题。在具体层面，同样不乏“三元融合”的实例。比如，中国的传统中医所体现出的人文理念、科学理念甚至很多中医理论所探讨涉及的和合、平衡等思想理念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观照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展现的反传统、反封建等思想，他们始终倡导民主、科学、进步等，虽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体上是引领进步的社会思想文化潮流的。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领导各族人民大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也反映出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当时北大等校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为运动培育了动力。
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分别涉及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族团结精神的教育培养是极为常见的，但将此形成“三元融合”办学理念的情况并未得到重视。探讨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的成果颇丰，但明确将民族团结精神与前两者融合的教育研究成果鲜见。无论中西方，“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发展由来已久，在没有明确的学科分界的历史阶段，往往统摄入哲学、神学(神学等领域也有涉及)等体系之中，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也与一些知识体系不明晰现象类似，但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层次差别。然而，较为明确地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培养作为教育的内容或者办学的理念则是现代大学基于历史自觉的结果。毋庸置疑，现代大学都会认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十分重要，都希望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来培育学生的人文品格和科学品格并以此丰满学生的人格与能力。但是，民族团结精神的培育使命更多落在民族高校肩上，在这里“三元融合”的这种“经验性事实”更明显地展现出来，民族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特殊需求的使命得到了充分彰显。
抛开普通高校的共性不说，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高等院校。所以，在高校所普遍倡导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必须要涵合民族团结精神，这样的办学治校才能通过培育特需人才来完成前述的特殊使命。贵州民族大学(本文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身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省份”两个特定场域之中，为催生“三元融合”办学理念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条件性”。贵州民族大学作为一所重“贵”重“民”的多科性大学，始终坚持立足贵州，服务民族地区，服务国家战略和特殊需求的办学宗旨，多年来，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出得来、学得好、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有作为”的“永久牌”人才。在贵州的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民族中小学都有贵州民族大学校友的身影。他们扎根基层、吃苦耐劳、安贫乐道、建设桑梓、报效国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贵州民族大学根植于贵州兼具地域差异性、民族多元性、发展包容性的本土文化，在民族特色研究中不断注入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元素，不断形成覆盖全校学科专业的学统禀赋，将高等教育的使命和民族团结教育使命贯穿育人的全过程。这为“三元融合”理念的提出作出了实践准备并积淀了基本经验。
尽管从社会历史实践和教育领域特别是民族院校的办学体系上看，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育之中，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经验性事实的“三元融合”缺乏体系化知识自觉、缺乏对其价值的客观认知、缺乏建构意义的理解等，在总体上处于“自在”而非自觉的特殊表现。

(三)在历史理性中积淀:“三元融合”的生命叙事

长期以来，高校都在不断探索适合本校的办学理念。十八大以来，贵州民族大学作为民族院校的代表之一，提出了“七个一流”(即一流的办学理念、一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流的学科(专业)、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术成果，培养出一流的人才，积淀并形成一流的学统)的改革发展思路和“至建校百年建成国内高水平一流民族大学”的世纪愿景。于是，基于长期“经验性事实”的存在，贵州民族大学开始探索具有自身办学传统又富有自身特色内涵的办学治校理念，总结提炼出“三元融合”(办学治校过程中坚持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深度融合)的办学理念，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认同并深入践行，不断强化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深度融合于办学治校全过程，旨在坚持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同时，让各族师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使全校师生坚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促进各族师生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使民族团结意识深深植根各族师生心中，让各民族师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贵州民大校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至此，“三元融合”开始从经验性事实到概念性自觉的转变，这是历史理性的结果。“三元融合”理念近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得到较好的实践。
历史理性是史学理论(历史哲学)领域中的概念，它是特殊的人类集体理性。历史不仅是人之自由的故事，也是彰显理性抉择的记录[9]。
“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10]，历史理性存在“必然”含义，但“不是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的理性和社会理性。”[11]自黑格尔以来，历史理性常被理解为这样的观念:人类历史乃是一个同时具备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客观进程，历史规律是同自然规律一样不容违背的铁的法则，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于，在认识到此种规律之后自觉地顺应和推进它的实现。[12]所以，通俗理解本文所述历史理性是指历史积淀性与必然性，也照应价值理性。“三元融合”理念在贵州民族大学完成初步的理论自觉，本身就是这种理性的逻辑后承。经过长期的人类历史的探索，照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国情，经由社会积淀和高校孕育，在民族院校的特殊场域里应运而生。这就是“三元融合”的基本生命路径。历史中某个时代的常识能够被当下理解，就一定可以在这两个时代中“找到”共同的可理解的逻辑[9]。这就是历史理性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之处。然而，并非让这种历史理性始终在事实层面去叙述即可，其显性的存在是人类总结性的认知能力的体现，也是观照现实和指导实践的需
要。因此，“三元融合”理念的形成并非刻意想象的框架，这是基于历史客观性(包括反思性考量)的理论建构。理论若非建构便无从认知。此建构需要用预设之观念来充当工具，因为它们的存在，过去的经验才有可能分门别类地被安置在相应的结构和秩序下，形成一个可理解的暨理性的话语体系。[9]在这样的理论觉悟中，也基于教育现状的需要，“三元融合”理念便产生了。
本文所述的“三元融合”理念有其独特的生命性，它不仅体现在历史长河中的孕育发展过程，也体现在当下赋予的具体实践维度的体系性。它有顶层骨架，也必须具备丰满体格，如此才能完成一个具象的完整体系。从概念的核心词汇看，“三元融合”只是一种基本的大的构设，但必须有赖于具体而完备的实践体系来支撑。在这一点上，贵州民族大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针对各民族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民俗习惯、文化差异等，因材施教，围绕“知识”“能力”“素质”培育，探索出一套集辅修、第二学位、双语教学、校际校企校地合作培养、海外修学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上探索出富有特色的做法。

二、“三元融合”理念的结构样态与意义维度

从前面的分析研究看，我们对于“三元融合”理念已经进行一定的系统性的描述和必要的解释，但其具体展现出来的结构样态是怎样的，其价值意义如何更加明确地被认知，这些问题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主要内容。笔者以为，“三元融合”理念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从“适应性”“公共性”与“诗性”层面彰显意义，反映社会主义教育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应然逻辑，其现实性是文明秩序的客观需求。

(一)文明秩序需求:“三元融合”的现实性

秩序与无序相对应，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或格局，是稳定的、具有可延续性的一种状态。秩序需要文明，文明更需要秩序。文明秩序是指维系文明的秩序，也是指一种具备人类共识所普遍追求的良性的秩序。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公序良俗的维系其前提是建立文明的秩序思想。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三元融合”理念的现实性是文明秩序的需求。这本身符合“三元融合”的历史理性叙事。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秩序的理解更多是一个管理学或者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解，实则不然。尽管在过去或者现代的社会里，接触到更多的秩序的层面，都可能或多或少与社会管理和公共空间的维护有关系。其实，一个良性的理想的文明秩序一定不是僵化的制度安排的规范，它是基于人的理性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建设的范畴。这就必然会涉及所谓精神的范畴，而其中尤为关键的精神就包含有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这三种精神对于一个社会特别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而言，是尤为关键的，它们涵盖或广泛涉猎了道德、共识、艺术乃至法律等各层面的知识体系。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元融合”的结构和功能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追求维度，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人的发展价值取向，认为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是自由全面发展[14]。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旧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培植工人的片面技巧”。[15]从中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到人不能自由发展的扭曲状态。尽管《资本论》的写作背景及其事例分析和反映的社会状态与今天的话题在主题上相关性不是太大，但从社会劳动的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的论断，其所展现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和重要性至今依然有启迪意义。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命题里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自由发展的表现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前提是自由发展。有必要指出的是，“自由”和“全面”都是相对的，是在一定的国家边界内、在法的限度和德的范畴内的自由与全面。同时这种自由与全面所反映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更多是一种动态表达，是实践追求的过程与向度。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要是指一种“相对独立而充分的发展”或者“充分自由的发展”，这里即指在合乎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前提下，人不受限于各种被强制性接受的困扰或外在干扰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丰富和展示自己，这需要得益于外部极为宽厚而具备极大包容性和充足条件性的空间建构，也需要源于自我的精神世界的无限宽广和笃定。人类文明的延续离不开教育传承，外在环境的构建和内心精神世界的充盈都是需要必要的后天培育的，这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个现实途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族团结精神的“三元融合”与教育的结合，为这种格局和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必要的导引和保证。
人文精神是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广为关注的论题，这些年来在高教界和学术界受到很大的关注。很多研究成果都指出了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素质教育中融入人文精神的培育具有时代性意义，但这些研究大多未就具体的人文精神的内涵要素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使得很多操作层面的话题不够具体。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一个中性概念，在不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它会显示出不同的内涵和倾向[16]。国内学者们对于人文精神一般或者从西方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来理解，或者把人文精神与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相联系起来，或者立足于人类整体视角来理解。本文则认同从人类整体视角来理解，但侧重于中文语境的分析。从普遍性上看，人文精神首先是肯定人和人的价值的，立足于个人与人类的自由。凡是承认人、重视人、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阐述、建构与践行(也包括对人的实践的艰辛的感悟等)，为人的理想生活而奋斗的态度，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其主要价值符号可概括为:“求善求美”。求善，就是指追求心地仁爱、追求符合良性人伦的德行，追求“温润如玉”的君子操守;求美，就是指追求美好事物和理想状态以及基于客观属性的价值性主观认知。它们两者内涵是互通的，善的东西往往是美好的，美的东西往往是一种善的存在。我们强调人文精神在大学办学治校过程中的突出位置，就是要探索有效的途径培育学生求善求美的基本品质。
科学精神总体上是人类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精神等方面的表现。从相对狭义角度看，它是一种与科学实践密切相关或者从科学实践中升华而来的一种人的特定的意志。科学精神首先体现为科学家高尚的情操、非凡的品质和优良的行为特征，它是科学家在其长期探索中表现出来的崇尚真理、唯实求是的精神，锲而不舍、执著探索的精神，敢于挑战、勇于创新的精神，坚守志业、忘我献身的精神[17]。当这种精神逐渐被社会所共识后，往往其内涵就会进一步扩大，超越特定的科学家群体而对社会大众都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被社会所广泛认同，从而使科学精神成为一种更为纯粹性的精神体系。科学精神的价值符号是较为多元的，但其核心词汇是:“求真求实”。求真，就是指“追求真理”，探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以求去伪存真的精神意志;求实，就是指“讲求实际”，确保客观地或冷静地观察以求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坚持实证的精神品质。科学精神，在高等教育里显得十分重要，缺乏必要的科学精神，就失去了学习的本来意义。在“学以致用”的现实逻辑里，科学精神成为了培育人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当然，有必要在此阐明的是，科学精神一定要与科学、科学主义、科学知识、科学素养等相关词汇相联系，更要相区别。大学办学理念融入科学精神，就是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精神品质。
民族团结精神所追求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群体和谐的人类生活图景。通常，民族团结精神主要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度内来进行理解的。民族团结精神从来就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的力量，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奋进的历史[18]。在我国，民族团结不仅是指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括民族内部的团结，其最大的格局是中华民族大团结。民族团结的实质是反对压迫(新中国以前)、共同发展和维护统一等。民族团结精神就是要围绕民族团结的核心内涵去展开，是期望或推动民族团结的意志，其核心要义是:“求同求谐”。
求同求谐是相对的概念，在追求维度里是“无限接近”的趋向，但在现实维度里，求同往往是求大同存小异，求谐也是总体性和整体性上去判断。求同，主要是指追求志同道合，追求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求谐，主要是指多主体共同追求和美协调的状态，是反映不同主体间相辅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主要指多民族和谐大家庭的价值追求，也指各民族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培育这些精神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高等教育的使命之一。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在其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它们之间内部具有涵合的部分，也有相互补益之处，相区别之处往往也在围绕人和人的生活这一主线中得到弥合。它们都是人的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人文精神是从“人”这一主体性的关注开始，强调尊重人、爱护人、关注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其关涉内容十分庞杂，它将其他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素养都或多或少包囊其中;科学精神在实践中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追求真理;民族团结精神从根本上照应了多民族社会关系，是共生共享的价值观念。在人类精神世界里，科学、艺术、人文以及整个社会关系是一个整体。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学科专业的细化等，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有关精神的割裂，在这些精神从抽象的状态中“回归”到人的自身时就会显得功用性和工具性的特点十分鲜明，进而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事实上，科学精神有时也是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讲，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非有意义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不健全的人文精神。民族团结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践看，民族团结精神也是一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也具有民族性，民族团结精神有利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实现具有国家性的各种精神特质的统一，便于形成或彰显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培养特定品质的健全的人格。就中国实践而言，中华民族精神就涵盖了切合中国特质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精神的若干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精神主要有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等。这些精神气质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集中呈现。它们各具侧重，但在中华民族精神这里得到了一个总的呈现。民族院校推行“三元融合”理念符合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本质，同时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精神契合。
“三元融合”有双重内涵:一是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融合于办学治校全过程，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充分地开展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教育;二是实现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融合式教育，充分形成三种精神的叠加价值，从而更有利于把各族学生培养成为富有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党和人民需要的合格人才。从人文精神的“求善求美”，科学精神的“求真求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求同求谐”等内涵看，在教育场域内，它们的功能都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培育学生在担当责任使命的价值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人的适应性、公共性与诗性:“三元融合”的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概知“三元融合”理念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素等，这种理念是历史理性的结果，是在客观的实践积淀和现当代必要的国家建构行为和学科发展行为所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其存在的意义是必然的。但是，从具体上来讲，尤其是结合民族高等教育情况看，从教育主体出发，结合社会关系等分析，其价值意义还可更为具体一些。本文从“适应性”“公共性”和“诗性”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基于文明积淀的规则或规律，人们如何适应这些规则或规律则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要在一定的条件性下“服从”(适应)于社会的客观性。因此，要实现这种“适应性”，就必须要探讨人的社会化的话题。人的社会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每个人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这种社会化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是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实现的。学校教育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前面我们也分析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族团结精神等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某种程度上，这些精神因子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形成，也是人类文明的理性选择(积淀)而成的。所以，他们与社会的相融度是极高的，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融入这些精神的教育，可以极大地提高这种社会化的质量，让人从思想和行为上更趋于成熟，更利于适应社会。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适应是相对的，也应该是双向的适应。一方面，人如何更好地适应自然、适应社会，这是教育需要解决的功利性职能;另一方面是教育还需要引导人如何让自然和社会得到适应，即人不能让自然和社会感到无所适从。一旦人与自然、社会的不和谐、不相适应的情况出现，都不会是正常的人类活动的理性行为。我们在教育中实现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族团结精神的“三元融合”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人能够自觉于人和人的精神以及如何更好地创造适宜于人类本身和自然、社会的技能等，并能将个体性创造和适应性扩展到群体(民族)生活的广阔空间中去，实现人类精神的升华。
人的公共性是源于人的社会属性的。公共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属性，是人整合利己性与利他性而形成的一种人类共性，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休戚相关的内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人既围绕自身的生存创造条件，也会在个体性发挥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性的价值，推动社会发展。公共性话题由来已久，在人类早期就基于生存需要而群居生活，但那种公共性是有限的，也是比较隐性的。随着国家文明的不断发展，公共性超越了个体需求，更多地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进入国家强制规范的范畴。基于各族学生的特点，在民族院校中践行“三元融合”理念，就是要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价值理念融入到学生价值观念体系中去。特别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民族团结精神更能体现这种人的公共性。中华传统文化所孕育发展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等，也无不将公共性浸润其中。因此，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也是培育学生公共意识的现实需要。
人的生存除了必须的现实性外，往往也是十分需要“诗性”的。这里的诗性主要从哲学范畴来理解，重点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的命题。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文明，人们或多或少都在展现“诗性”的一面。事实上，“诗性”也是人性。诗性是一种审美性的人类价值观念，同时也是一种试图超越现实功利性的反思性。审美是人类集体化的情感共鸣。这种共鸣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中国的文化更多说来是一种诗性文化。这种诗性文化并不构成现实生活的必然矛盾性。人类一定需要一个纯粹性的理想世界，这是人类之所以具备存在价值的一种合理的想象。人们也在这种无时无刻地试图或正在实践着这种想象。缺乏那个纯粹的理想世界的话，人类必然是进退失据的。所以，我们在强调科学精神的理性时，其意义也是相对的，理性生活本身也是一种伦理生活。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人类生活的“欲望”，带来的并非是完全适从于人的生活本质的需要，从而产生各种关于人的意义性反思。在功利性和工具性社会思维日益流行的现实社会里，在个体日益自我中心的情况下，不少人生发出“诗和远方”的现代生活期盼和对现实的漠不关心的异化思想。这在当下也是一个相对较为显性的问题。“三元融合”理念就是要让学生在教育中克服这些问题，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三、“三元融合”理念的新时代格局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从国家顶层设计上谋篇布局，又在实践领域开启新的治理能力建设，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高等教育事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三元融合”理念也当有新时代的新内涵，建构新的格局，探索新的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实践路径。

(一)新时代与“三元融合”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对“美丽国家期待”，中国社会呈现出这个时代较之以往不同的历史样貌。这一国情变化和追求向度的确立，必然需要与之匹配的思想文化精神来作为必要的支撑。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我们需要的必然是一种具备世界引领高度的精神，其价值更为多元而包容并有其独特的气质和底色。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是一种历史理性的结果，是经过历史考验而积淀下来的能够唤起人们普遍共鸣的价值观，其本质内涵与新时代的特质是契合的。新时代更加需要也迫切呼吁这三种精神，这三种精神也必须积极适应社会新发展而具备时代性。
本文从“新时代”的背景来谈“三元融合”的新格局，其视角的本位就是从我国实际出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尽管在不断历经断裂、融合中发生着各种流变，但与世界上其他诸古代文明相较而言，传统的连续性是相对较好的。这样一个古老文明延续的国度，在历史进程中也自然会以与其时代相称的方式和影响力在世界(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为整个世界文明注入独特的血液，如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其中也自然包括本文所述的三种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新征程的开启，要求中国站在人类的共性话题上来建构存在意义。这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够被广泛认同，其内在的关键就是精神层面的价值共知。从前述可知，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是具备了跨越特定文化时空而能被普遍接受的一些价值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精神涵养的高度。由此以为，新时代“三元融合”理念首先应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格局。这是构建这种格局而所应当具备的价值符号和叙事要求。
在具备世界格局的基础上，我们理当聚焦本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当务之急，人们对国家建设的期待也特别彰显了“美丽”的追求。美好生活需求与美丽中国向往，从之前的物质期待不断走向精神实现的层面。在这样的语境下，应在精神层面对时代的变化作出回应。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三元融合”的精神特质似乎更能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美丽中国的诉求。美好生活的需要首先是物质的需要，而最终必然是精神的需要。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物质的创造能力极大提高，对人类基于“美好”“美丽”等审美性的追求，必然要回到人文性的满足上来。从大人文的视角看，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皆能彰显于其中。所以，新时代的“三元融合”新格局还必须要表现在其与社会生活的休戚相关上，突出时代气息。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是可以达成人类共识的价值观念，但在现有的人类认识阶段，每个人都是有国家边界的。因此，这三种精神如何体现时代性，往往也是指如何体现国家性和民族性。这是民族高校在构设“三元融合”办学理念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中国高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在开展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回到“国家性”和“民族性”上来，结合于现实国情中的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将其相融合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教育之中。其实，这里面的现实逻辑是不矛盾的。中国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孕育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开展伟大斗争实现独立解放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也必将壮大于该传统。

(二)人性的融通:“三元融合”新格局的建构哲学

文章至此，似乎还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三元融合”何以可能，特别是其新时代的新格局何以可能?这就需要探讨其中的必然理路，找到一个可以被解释的逻辑原点。我们认为，这个逻辑原点或者说新时代“三元融合”新格局的建构哲学就是“人性的融通”。即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去探讨基于人类历史积淀的共性话题。
从国情出发，我们无法说服自己去如西方社会般建构所谓的“普世价值”，但基于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般性共性认知，则可以探讨基本路径的共在。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试图以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互构都是困难的，惟其能形成对话的是基于人的一般性。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所释放出来的基础价值符号都是在这个“一般性”的范畴，其中很多真善美的价值观均是在历史的洗礼中彰显出来的合乎人性的理念。其中，在关乎各自国家、民族边界的命题其存在的意义并不能离开自身的特定场域。所以，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是其实践者，中国理念、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响应和赞誉，其关键在于我们所追求的“一般性共识”基础上的“和而不同”的建设性理念。从国内情况看，基于文化基因的共同性，人们共性的价值符号更为统一，这种“人性的融通”自然就更能从各个方面呈现出来，在共同的历史和现实生态中，人们在对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上都是比较容易趋同的。
人文精神照应人的精神世界，科学精神丰满人类的创造力，民族团结精神关乎人类命运共生的崇高意义。无论是从个体性上看，还是从国家层面去探讨，这三种精神都能围绕丰满“人性”而获得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可建构逻辑。对待世界话题而言，在不以政治考量为基础的基于人类在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方面的一般性共识的基础上来探讨符合世界意义的精神世界。而对于国内而言，必须在这样的一般性的认识上突出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基础上的统一的精神追求。在中国，我们必须从文化传统的相对持续性中去发掘浸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去建设一个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背景下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和富有创造力以及关照人类共生价值的精神家园。这是民族高校何以重视“三元融合”办学理念的关键所在。要在深刻认识“三元融合”的结构形态及其意义上去加以追求建构性价值，其关键要落实到人的教育上来。

(三)“道”“术”互构:“三元融合”新格局的实践路径

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之后，人类生活的变迁是空前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现当代各种文化工业、产业的兴起和方方面面的学科蓬勃产生，人们的物质满足和精神娱乐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类文明的建构高度也得到提升。但在这样繁荣的背面，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益失衡，人们的个性张扬与共性责任之间不平衡。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价值观念影响下，琳琅满目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断满足基于工具理性或功利思想的人们的需要，但一定程度上人们最本质的最具备纯粹性的精神世界在不断萎缩。这是各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精神性追求和人的自我实现不断被提上新的认识高度，但矛盾的是，人们既对精神生活有向往，又缺乏对精神性的孜孜追求。或者，人们更习惯用功利性方式来追求精神生活，进而失去了对精神性追求的耐性。同样，我们一方面认识到人类共生的价值和人们合作的重要性，但从国际或者一般的社会人际关系上看，又往往有不断扩大个体功利而破坏团结协作状态的一面。确切说，这是人性中精神性认识被外在物质世界追求挤压的结果。人类精神生活的萎缩或渐次异化，其过不在教育，但教育却责无旁贷。事实上，在很多教育工作者那里，对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重要性都会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肯定性理解，但在实践层面上却是比较粗放而呈现碎片化的，缺乏体系性的教育构设。比如，在工具性横行的当下，我们几乎所有高校都在倡导人文精神，但在实践层面又几乎都是不够体系地开设部分人文知识课程;面对学生学习研究不实不深的问题，高校也认为要强化科学精神，但大多也只是流于研究层面或者个别呼吁层面;关注到社会上有破坏民族团结现象时，我们会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但又往往缺乏在教育体系里浓度有效融入民族团结精神的培育，等等。虽然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很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在日常课程设置中也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政策》等课程，也将各种与之相关的教育融入到学生日常管理和活动中去，但依然在总体效果上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我们以为，要改变大学教育里有人文知识却缺乏人文精神，有科学知识却缺乏科学精神，有民族团结知识却缺乏民族团结精神的现状，要从新时代新的境界上去建构，进而从根本上改变这三种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现状，实现新时代的“三元融合”，就必须从“道”与“术”两个层面上去加以建构，缺一不可。实践证明，仅仅依靠知识教育，缺乏精神引领，只能培养出最基本的功用价值的思维，缺乏情怀和创造。
就“道”的层面而言，理当在新时代掀起一场反思工具主义的思想革命，构建一个适宜于培育理性的、内在性的精神的社会生态。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物质的丰满不必然会使人走向精神的丰满。所以，社会思潮需要引领。一个优秀的民族不可能完全摈弃工具性的追逐，因为这是推动生产力前行的现实动力。但一个站在世界民族之林顶端的民族必然需要更为广阔高远的精神世界。当务之急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去建构一个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环境，倡导和鼓励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伦理体系前提下的非限定性的基础研究。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其前瞻性是异常凸显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说到底它们都是归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它们是引领其他学科的发展的基础性思想意识。要构建一个“道”的环境，必须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并培育和孵化“殿堂级”的研究和思想引领者。基于长远逻辑看，所有的关于精神性的建构与探索都会发出最为耀眼的历史之光，引领着人类前行。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都极有可能不被当世所待见，甚至于被忽略、打压以致上演一个个思想者的悲剧，进而给人类的文明刻上一道道伤疤。是以，立足于新时代，我们不要把历史上的人才悲剧重演，创造新的个体生存格局，让思想者在当代即完成自我实现。如此，在开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更能在育人指向上去下功夫，在一个良好的育人空间中去开展教书育人工作，真正实现教师乐教、学生乐学。这在物质基础及能力不断提升和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当下和未来是具备可能性的。因为，基础工作能力将会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人类优于人工智能的也就只剩下精神思想了。
就“术”的层面而言，要从培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教育思维出发，从办学顶层设计中考量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的培育体系。重点是要围绕“求善求美”“求真求实”“求同求谐”等要素，从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育入手，从整体性上去优化公共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的总架构，特别是要积极探索通识教育。我们可以从文理不同的大学科入手，围绕本文所述“三种精神”，分别构建大类通识课，目的是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为学生提供通行于社会的知识和价值观，培育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对专业性学科有所侧重，能将不同的知识融汇贯通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当前，我们的学科化过于精细，而为了保留学科边界还有再刻意细分的趋势，这某种程度对知识的整体性进行了“割裂”。如此状态下培育出来的人，其对生活的理解也是缺乏整体性的。精细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的对应培育的时代思维模式已经在改变，完整健全的人性精神的回归成为必然。通识教育尽管是西方社会最先提出，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不无存在。甚至说，中国传统教育更多的是无明显学科分界的，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不过受到科举考试的限囿，精神性元素等逐渐得不到合理彰显进而出现禁锢思维，特别是科学创造思维没有获得尊重和释放。纵观当今社会，我们的大学教育在“专业能力”培养上并非走精英路线，我们所谓专业人才培养，在这个层次往往仅仅是基础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已。很多学生通过了专业学习步入社会往往是缺乏专业能力和素养的，而基础专业的能力必然被人工智能等取代。这就必然促使我们进行反思性的探索。对于今天的大学本科层次的教育，其应从粗放的专业化人才培育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定位在基础教育与高层次专业人才教育之间的过渡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性是在于可以让学生较好地完成人的社会化，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健全、完整的人;也可通过学科大类的通识教育，让学生从中发现志趣方向和人生志趣。
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应从文化精神的复兴起始。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无论是照应世界性话题还是切合于本土，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和教育之于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宝贵的精神意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向提升上创造灿烂文明，就要重视这三种精神的融合，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具备关注国家、关注民族、关注世界，也要关注自我的这种饱含情怀、富于创造的能力。“三元融合”的理念可以从民族高校创生，但理当不限于民族高校，甚至要深入并建构于整个社会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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