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因素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防治作用
论文分类:
任智星1,杨光华2
(1.太原开放大学,山西太原030024;2.山西白求恩医院泌尿外科,山西太原030032)
摘要:目的探讨家庭因素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中的作用,为预防和治疗儿童ADHD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1年12月在某院诊治的203例ADHD儿童为观察组(ADHD组),将同时期在该院进行体检的同年龄、同性别的203例健康儿童设为对照组。使用一般家庭情况量表(自制)和家庭功能量表(FAD)对两组儿童的家庭因素进行定量评估,分析家庭因素对儿童ADHD的影响。结果一般家庭情况量表所列的家庭因素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结构、母亲陪同完成作业、父母是否有工作无统计学差异;而主要抚养者、父母对儿童学习的重视程度、父亲是否陪同完成作业、父母的教养方式在两组比较中具有统计学差异,与儿童ADHD具有相关性。家庭功能量表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在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总的功能这5个维度上存在统计学差异,在情感介入、行为控制这2个维度也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ADHD儿童的家庭功能状况不良。主要抚养者不是父母、父母对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合理、父母的教养方式不良是儿童ADHD的危险因素,父亲陪同完成作业是儿童ADHD的保护性因素。
关键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家庭因素;儿童;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中图分类号:R749.9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0874.2022.06.020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ADH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发育障碍,常在儿童及青少年期起病,部分儿童的症状在学龄前出现。ADHD儿童,智力一般正常或接近正常,常因年龄、所处环境以及周围人对待他的方式和态度不同而症状不同,患儿的注意力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分散,不能有效滤过无关的刺激,其核心特征是与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这些症状不仅影响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还容易导致儿童产生行为问题和低自尊心。儿童ADHD,全球发病率约为7.2%[1],男孩多于女孩,其中3/5~4/5可持续至青少年期,50.9%成年后仍有症状[2]。大约65%的患儿伴随一种或多种共患病[3]。据有关研究[4]表明,我国儿童ADHD患病率为6.26%,但就诊率仅有10%左右[5]。
儿童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还不太明确,一般认为是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可能与遗传因素、脑部器质性病变、发育迟缓、生化环境因素、社会家庭因素等有关。任桂英[6]等的研究数据表明,ADHD儿童的家庭在亲密度、情感表达、文化性、独立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性、家庭组织性上得分都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家庭的矛盾性高于对照组,从而认为家庭因素对ADHD儿童和正常儿童的自我意识、自尊、内外控制及个性特征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国外研究[7]也表明,ADHD儿童的家庭环境有显著的相似性。此外,还有研究[8]表明,家庭环境功能缺陷、父母的压力与儿童ADHD密切相关。
本研究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一般家庭情况量表(自制)和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As-sessmentDevice,FAD),分析探讨家庭因素在儿童ADHD发病和治疗中的作用,为预防和治疗儿童ADHD提供科学依据。
选取2021年1月-2021年12月在某院进行诊治的203例ADHD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设为观察组,其中,男孩142人,女孩61人,平均年龄8±1.25岁。对照组来自于同时期在本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儿童,在这些儿童中随机抽取同性别、同年龄的203例健康儿童。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年龄段为6~8岁72人,8~10岁69人,10~12岁34人,12~14岁28人。由于年龄较小的儿童无法准确完成调查问卷,所以本研究获得该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调查问卷全部由家长完成。
1.1.1纳入标准
①具有多动、注意力障碍等临床症状,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DSM-V)关于ADHD的确诊标准;②过去2月未服用过相关精神类药物进行治疗;③家长配合度好;④儿童年龄在6~14岁,无智力障碍,韦氏智力测验总智商≥70。观察组符合纳入标准①②③④,对照组符合纳入标准②③④。
1.1.2排除标准
观察组和对照组都要排除:①合并其他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心理疾病和认知障碍等;②患有其他严重的躯体性疾病;③家长不配合或无法完成调查问卷者。
调查问卷一共两份,一份为自制的儿童一般家庭情况量表,另一份为《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儿童一般家庭情况量表,内容包括家长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主要抚养者等。其中,核心家庭是指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大家庭指三代同堂的家庭。家庭教养方式指民主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9]。民主型教养方式是指同时表现出控制和情感支持,父母表现出对子女既有掌控也有温暖、支持和接纳;专制型教养方式是较多的控制行为和较少的情感支持,父母表现出对子女严厉、专制,常伴有身体惩罚和言语责骂,温暖支持度较低;溺爱型教养方式是过多地使用情感支持的行为策略,而很少使用行为控制,父母对子女过于放任,缺乏管束;忽视型教养方式是既无控制也无情感支持,父母对子女缺乏最基本的关注,对行为缺乏反馈。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用于评价家庭实现其基本功能、完成基本任务的能力,能够简单有效地找到家庭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该量表作为筛选家庭功能健康与否的重要工具,信效度良好,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应用。该量表一共有60道题,包含7个维度,分别是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采用1~4分的4级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不健康。各个维度有各自的不良功能界值,分别为:问题解决2.20分、沟通2.20分、角色2.30分、情感反应2.20分、情感介入2.10分、行为控制1.90分、总的功能2.00分,如果量表的某个维度得分大于界值,则表明该维度的家庭功能不良。
通过纸质问卷向ADHD儿童家长发放两类问卷各213份,有效数为203份,有效回收率均为95.30%。与之相匹配,向同性别、同年龄的来该院体检的非ADHD儿童家长发放两类问卷调查各203份,并全部收回。
使用Excel2010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ADHD儿童家庭因素对ADHD的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在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结构、母亲陪同完成作业、父母是否有工作等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主要抚养者、父母对儿童学习的重视程度、父亲陪同完成作业、父母的教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基本情况比较
比较项目 | 观察组 | 对照组 | χ2值 | P值 | |||
例数构成比/% | 例数构成比/% | ||||||
母亲文化程度 | 高中及以下 | 56 | 27.59 | 41 | 20.2 | 3.048 | 0.08 |
大专及以上 | 147 | 72.41 | 162 | 79.8 | |||
父亲文化程度 | 高中及以下 | 59 | 29.06 | 43 | 21.18 | 3.352 | 0.067 |
大专及以上 | 144 | 70.94 | 160 | 78.82 | |||
核心家庭 | 98 | 48.28 | 100 | 49.26 | 1.411 | 0.703 | |
家庭结构 | 大家庭 | 93 | 45.81 | 96 | 47.29 | ||
单亲家庭 | 9 | 4.43 | 5 | 2.46 | |||
重组家庭 | 3 | 1.48 | 2 | 0.99 | |||
父母 | 123 | 60.59 | 152 | 74.88 | 9.578 | 0.008 | |
主要抚养者 | (外)祖父母 | 79 | 38.92 | 50 | 24.63 | ||
其他人 | 1 | 0.49 | 1 | 0.49 | |||
母亲对儿童学习的重视程度 | 重视 | 138 | 67.98 | 116 | 57.14 | 5.09 | 0.024 |
不重视 | 65 | 32.02 | 87 | 42.86 | |||
父亲对儿童学习的重视程度 | 重视 | 127 | 62.56 | 106 | 52.22 | 4.442 | 0.035 |
不重视 | 76 | 37.44 | 97 | 47.78 | |||
母亲陪同完成作业 | 是 | 159 | 78.33 | 144 | 70.94 | 2.927 | 0.087 |
否 | 44 | 21.67 | 59 | 29.06 | |||
父亲陪同完成作业 | 是 | 93 | 45.81 | 125 | 61.58 | 10.144 | 0.001 |
否 | 110 | 54.19 | 78 | 38.42 | |||
民主型 | 52 | 25.62 | 73 | 35.96 | 15.656 | 0.001 | |
母亲教养方式 | 忽视型 | 43 | 21.18 | 61 | 30.05 | ||
溺爱型 | 68 | 33.5 | 40 | 19.7 | |||
专制型 | 40 | 19.7 | 29 | 14.29 | |||
民主型 | 50 | 24.63 | 69 | 33.99 | 16.257 | 0.001 | |
父亲教养方式 | 忽视型 | 41 | 20.2 | 62 | 30.54 | ||
溺爱型 | 68 | 33.5 | 41 | 20.2 | |||
专制型 | 44 | 21.67 | 31 | 15.27 | |||
母亲有工作 | 是 | 139 | 68.47 | 147 | 72.41 | 0.757 | 0.384 |
否 | 64 | 31.53 | 56 | 27.59 |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在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这5个维度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见表2
表2FAD的结果在两组被试间比较
功能项 | 界值 | ADHD组 | 对照组 | t | P |
问题解决 | 2.2 | 2.249±0.476 | 2.116±0.533 | 2.661 | 0.008 |
沟通 | 2.2 | 2.343±0.569 | 2.165±0.521 | 3.284 | 0.001 |
角色 | 2.3 | 2.409±0.347 | 2.302±0.411 | 2.833 | 0.005 |
情感反应 | 2.2 | 2.350±0.495 | 2.192±0.548 | 3.062 | 0.002 |
情感介入 | 2.1 | 2.228±0.411 | 2.122±0.494 | 2.355 | 0.019 |
行为控制 | 1.9 | 2.157±0.419 | 2.057±0.375 | 2.532 | 0.012 |
总的功能 | 2 | 2.199±0.349 | 2.100±0.320 | 2.981 | 0.003 |
将ADHD作为因变量,家庭情况量表中的项目作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模型的因素包括主要抚养者、父母对学习的重视程度、父亲陪同完成作业、父母教养方式(P<0.05)。见表3。
表3ADHD家庭危险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 | β | S.E. | Waldχ2 | P | OR | 95%CI |
主要抚养者(祖父母VS父母) | 0.782 | 0.28 | 7.771 | 0.005 | 2.185 | 1.261~3.785 |
母亲对学习的重视程度 | 0.507 | 0.236 | 4.615 | 0.032 | 1.66 | 1.045~2.635 |
父亲对学习的重视程度 | 0.702 | 0.282 | 6.221 | 0.013 | 2.018 | 1.162~3.504 |
父亲陪同完成作业 | -0.684 | 0.259 | 6.972 | 0.008 | 0.505 | 0.304~0.838 |
母亲教养方式(溺爱VS民主) | 0.866 | 0.301 | 8.298 | 0.004 | 2.377 | 1.319~4.285 |
父亲教养方式(溺爱VS民主) | 0.945 | 0.334 | 8.005 | 0.005 | 2.574 | 1.337~4.955 |
父亲教养方式(专制VS民主) | 1.037 | 0.356 | 8.491 | 0.004 | 2.822 | 1.404~5.669 |
结果显示,主要抚养者不是父母、父母对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合理、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是儿童ADHD的危险因素,父亲陪同完成作业是儿童ADHD的保护性因素。主要抚养者不是父母的家庭,儿童一般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的,长期的隔代抚养会使亲子关系产生隔阂,儿童与父母会变得不熟悉不亲近,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而且,老人一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在教育方法上常常不能与时俱进。父母重视儿童学习的家庭,一般对子女的未来有所考虑和期望,但是过高的期望会给儿童带来巨大的压力,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特别重视文化课学习的家长,会要求子女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儿童用于玩耍、运动的时间就会减少,这也是增加儿童罹患ADHD的一个危险因素。儿童所接受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身心的发育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0]。父母民主的家庭,他们和子女之间能够进行积极对话和有效沟通,儿童能够感受到舒适、安全和爱;父母溺爱和忽视的家庭,他们和子女之间常常是消极对话并且沟通不顺畅,儿童感受更多的是紧张和害怕。父亲陪同儿童完成作业是AD-HD的保护性因素,这是因为当今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凡事追求效率和速度,家庭的压力也在增加,家庭的管理、分工的完成更多地落在母亲的身上,母亲更容易积压情绪,而父亲一般对儿童的日常生活参与得较少,能够就事论事地辅导作业,简单直接地解决问题,不掺杂其它情绪,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学者认为[11],与母亲相比,父亲在家庭教养中更重视对儿童品德的教育,父亲更容易影响儿童的信念、价值观和人生观,与本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家庭功能的测量结果表明,ADHD儿童的家庭功能状况不良。从表2可以看出,ADHD儿童的家庭功能评分普遍高于正常儿童家庭功能的评分,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如下:家庭功能中的各个维度是相互影响的,一个维度出现问题,其它维度也会相应出现问题。在问题解决上,ADHD儿童的家庭常常存在过度保护和/或粗暴打骂的解决问题方式,与邓思宇[12]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在沟通上,国内父母对儿童普遍期望值偏高,对儿童较多约束,有的家长甚至常常以粗暴的方式进行沟通。在家庭角色上,ADHD儿童家庭往往存在着家庭角色表现不当的问题,容易产生家庭冲突,有的儿童甚至出现社会问题。在情感反应上,由于现代社会出现家庭与职场的二分并且互不兼容的现象,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对儿童的关心和重视程度不当,没有适中的亲密反应。Wymbs等[13]研究结果显示ADHD父母更容易离婚,并且ADHD儿童也更容易受到父母离婚的不良影响。在情感介入上,部分ADHD儿童的父母对子女进行了过多的干预,例如有些父母喜欢干预儿童的兴趣、爱好、行为等,这些使儿童的自我探索、自我发展能力受到阻碍。在行为控制上,家长缺乏对自己和儿童的客观理性认知而导致家庭的运行方式存在问题。如父母对儿童过多地命令、威胁和惩罚,容易引起儿童逆反心理。如果父母长期以这类方式管教孩子,会造成儿童的对立、对抗,甚至违法犯罪、物质滥用和反社会行为[14]。
通过表2,我们还发现,在角色、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上,无论ADHD组还是对照组,分值都高于界限,而ADHD组分值明显更高。考虑原因为家庭对儿童期望值过高,忽视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尊重,重视智育、轻视德育,不遵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忽视良好家庭氛围的重要性。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多动症不仅是生理疾病,更是家庭与社会问题的综合表现。如果就“多动症”而治“多动”等症状,常常是“按下葫芦瓢又起”。儿童在适应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时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们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家庭是ADHD儿童接触最多也是最重要的环境之一。目前对儿童ADHD的治疗方法中,药物治疗被认为是最有效方案。但在药物治疗中,主要使用的是中枢神级刺激剂,如盐酸哌甲酯,这些药物往往效果比较有限,能够改善临床症状,但是存在严重的副作用,长期服用有导致失眠、头痛、恶心和厌食甚至生长发育减慢等的风险。而且,对ADHD儿童由环境和心理因素引起的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的缺陷,药物治疗效果甚微。所以,对于儿童ADHD,必须在考虑家庭因素的前提下,配合行为和心理干预,多管齐下,综合治疗,才能有效而安全地治疗。我们不仅要重点关注儿童的症状、体征,更要在儿童所在家庭系统、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上去探索,去重新架构家庭系统及互动模式,这样,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才能得以恢复,一个家庭功能良好的家庭,是预防和治疗儿童ADHD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对ADHD的干预和治疗,不应只针对儿童个体,而应采取家庭治疗的形式,将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一部分,优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情感表达模式,调节家庭功能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建议如下:首先,父母要形成良好的家庭教养观念和教养行为,创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形成健康的沟通方式。其次,家长要提高自身修养和养育效能,提升父母的陪伴质量。第三,对于在家庭养育方面存在严重偏差的家长,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改善这些父母在ADHD儿童出现症状后的应对行为,减轻他们与儿童的沟通压力,帮助他们学习正确的养育策略,增强他们教养行为和教养技能的执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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