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教育背景下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与幸福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麦小祝 蔡超然 吕慧 刘安明

摘要：文章旨在考察融合教育背景下儿童父母亲职压力、领悟社会支持和幸福感指数的关系。笔者对广州市768名1—12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儿童父母亲职压力显著负向影响其幸福感指数；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幸福感指数；领悟社会支持在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融合教育；亲职压力；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

一、提出问题

融合教育是我国特殊教育的主要实践形式，积极影响着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国内各中小学也在探索融合教育背景下的教学实践。当前，融合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特殊儿童学习心理上，很少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学校支持条件下儿童父母参与的影响。事实上，儿童融合教育实施的质量不仅取决于教师，也取决于儿童父母的心理状态与配合程度。
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目标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1]，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各个方面的全面性评价，并由此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2]。
亲职压力指的是个体在履行为人父母的角色时，由于个人因素、子女因素或支持系统出现阻滞而感受到的压力体验，是一种伴随焦虑、挫折与自责的负性心理感受[2]。
领悟社会支持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应对能力，涉及个体对身边可利用的社会支持的看法，以及对他人提供的支持的满意程度[3]。
本研究考察融合教育背景下儿童父母感知到的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的关系。幸福感体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融合教育背景下儿童父母感受到的亲职压力可能会影响其幸福感指数。已有研究表明，压力会负向影响个体幸福感体验，但尚未有基于儿童父母视角的实证研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考察。本研究关注在“家校合作”的融合教育背景下，儿童父母是否能领悟更多的社会支持，且这种社会支持是否会对其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本研究主要目的，一是考察儿童父母感知到的亲职压力与其幸福感指数的关系；二是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探讨领悟社会支持是否存在中介作用，为今后正常或特殊儿童父母的心理健康提供积极干预，并反哺基于生态视域下融合教育的“家校合作”策略。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为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附属小学儿童父母，笔者随机抽取772名人员参与问卷调查，抽出4份无效问卷后得到768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9.48%。有效问卷答卷者的儿童父母中，父亲197人，母亲571人。有效问卷的儿童年龄在6—12岁，其中男孩人数为412人，女孩人数为356人，儿童年级范围在一至六年级。

(二)研究工具

1.父母亲职业压力量表简表
本研究使用经翻译与修订过的简式亲职压力量表(ParentingStressIndex-ShortForm，简称PSI/SF)，该量表主要测量父母个体所感受的亲职压力程度，适用于1个月到12岁儿童的家长，总题量为36题，计分方式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量表总分越高，代表儿童父母个体感受到的亲职压力越大[4]。PSI/SF中文修订版在国内运用较为广泛，如用于特殊儿童父母调查研究，具备良好的信效度[2]，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89。
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使用Blumenthal和Zimet等编制，由国内学者黄丽、姜乾金等学者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5]。该量表总共包含12道题目，计分方式采用Likert-7点计分法，量表的总分越高，代表儿童父母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总体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的是严标宾和郑雪在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基础上将部分条目加以变动，如将原来量表中“领导、亲戚、同事”变动为“孩子老师、社区工作者、同事”而形成的问卷[6]。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85。
3.幸福感指数量表
本研究采用姚春生、何耐灵等修订，Campbell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7]。该量表包括9个题目，计算总分时需要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的平均分与生活满意度问卷得分相加。量表的总分越高，代表儿童父母个体感受到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849。

(三)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在国内相对成熟的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上进行在线调查。施测者告知儿童父母此次调查具备匿名性、隐私性、保密性，并告知他们本次调查的回答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作答才能反映真实情况。

(四)统计方法

本次调查问卷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采用Person相关系数考察亲职压力、领悟社会支持和幸福感指数之间的关系，使用Hayes编制的Process插件完成中介效应分析[8]，通过偏差校正的非参数Bootstrap法，重复取样5000次，并使用判定指标Index来反映中介效应的效应力度，以p<0.05作为达到统计学上显著差异的数值。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亲职压力、领悟社会支持与幸福感指数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领悟社会支持与幸福感指数的均值、标准差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和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二)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对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幸福感指数和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者之间相关均显著，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据此，本研究在数据分析之前将儿童父母的性别、年龄进行虚拟化处理，将其它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研究采用SPSS20.0软件中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在控制其它额外变量以后，对领悟社会支持在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亲职压力能够负向预测幸福感指数，且纳入领悟社会支持后，亲职压力对幸福感指数的直接作用依然存在；同时，亲职压力能够负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对幸福感指数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在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

四、讨论

本研究检验了领悟社会支持在父母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亲职压力对领悟社会支持和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也证明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影响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即儿童父母感知到的亲职压力越大，其幸福感指数越低。
过往的实证研究表明，被人们感知到的生活压力会显著影响不同个体，如高职教师、医生、护士、中学体育教师和高中生等的幸福感体验[9]，但很少有研究关注父母感知到的亲职压力对其幸福感指数的影响。当前，三孩政策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而抚养儿童对父母亲职压力的负面影响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并为之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
本研究是在华南农业大学附属小学基于生态视域下进行社工参与式“家校合作”融合教育模式的探究，并基于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生态系统理论，积极探索社会工作机构、儿童家庭和学校合作的模式，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该背景下社会工作、学校给予儿童父母的支持是否能对儿童父母的心理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儿童父母感知到的亲职压力与其幸福感指数的积极影响，并探求积极的影响因素。尽管本次数据主要来自正常儿童父母，但是通过他们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关系的研究结果可知，人们可以通过增加对儿童父母的社会支持来降低亲职压力，从而积极影响儿童父母的幸福感指数，为今后特殊儿童，如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学校和社会应该侧重对儿童父母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进行发掘和培养，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进行互动、帮助和反馈，使其能在体验亲职的过程中获得强烈的社会支持资源。学校和家庭都应正确认识亲职压力的特质，即亲职压力可以被缓解，父母应积极领悟社会支持，从而提升应对亲职压力的能力。
首先，学校和相关社会工作机构应该侧重对儿童父母特别是特殊儿童父母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进行发掘和培养，向儿童父母传递积极的互动和帮助，使儿童父母在亲职过程中获得强烈的社会支持资源。
其次，学校和家庭都应该正确认识亲职压力的特质，亲职压力虽然影响幸福感指数，但是这种压力是可以获得缓解的。儿童父母应该积极主动领悟社会支持资源，提升自身应对亲职压力的能力，进而提升抚养儿童的幸福感。
最后，领悟社会支持在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与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这表明学校或相关社会工作机构应该积极主动为儿童父母提供社会支持资源，儿童父母也应该积极主动去获取社会支持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指数。只有学校、社会和儿童父母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儿童父母特别是特殊儿童父母获得较高的幸福感体验，才能反哺儿童的教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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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春生，何耐灵，沈琪.老年大学学员主观幸福感及有关因素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5(06)：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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