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孩子遭遇最难就业年

大家都说，2022年是最难就业年，100个年轻人中有18个待业，1076万大学生面临就业难题，找工作的难度堪比考上211。有的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却惨遭裁员。清华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有46万家公司宣布倒闭，有310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注销。

一串串数据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卑微挣扎。我们也关心，那些已经到企业上岗就业的自闭症孩子怎么样了？工作还顺利吗？

融爱融乐相关人员透露，在心智障碍领域，从2020年开始，就陆续有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开始裁减心智障碍员工，有的甚至一下子辞退了全部几十名心青年员工；与此同时，能为心青年提供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有的地方相比疫情前少了一半，这些都令家长和就业支持单位感到非常沮丧。

“她不省心，隐瞒自己的症状，就怕无法上班”

今年9月，北京自闭症女孩儿芊芊刚刚找到一家意大利餐厅服务员的工作，这里的经理和同事对她都很友好，芊芊非常喜欢这份工作。11月份，没放开之前，北京的疫情形势非常严峻，芊芊所在的餐厅也停业了。她的妈妈林捷说，歇业在家的芊芊非常焦虑，每天翻来覆去地说要回餐厅看看，甚至提出要回上一家工作单位去做兼职。

“焦虑得不行，我就会开车带她回单位遛一圈。”林捷说，就业辅导员也在群里安慰她；亲戚团队会陪她去郊区巡山散心，给她做美食；同龄的小伙伴就约她去骑行，去环球影城拍照；单位堂食没开，她就带芊芊回单位打包一些外卖回来吃，以解芊芊想念同事们之苦，总算帮芊芊度过了20多天的停业期。

芊芊工作的餐厅，这灯火是多少打工人赖以生存的希望，也是人们渴盼的美好生活缩影

12月17日，餐厅开业，芊芊高兴极了。没想到疫情又反扑回来，而且在最严重的朝阳区，许多人劝她好好在家休息，以免被传染。芊芊不愿意，坚决要冒着风险去上班，林捷只得帮她准备好充足的药物，也为她的同事们准备好了预防的药物，一切听天由命吧。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每天芊芊就像防贼一样地防我，生怕我带给她病毒，影响她去上班。”林捷说。谁知道，恢复上班一周后她就被阳，现在家里养病。“女儿不省心，一度隐瞒最初的症状，就怕无法上班，差点耽误病情，后来发烧瞒不住了，才找到我求助。”

类似芊芊这样因疫情不得不停工的情况比较普遍。在济南，带着自闭症儿子大帅送牛奶为生的谱系妈妈徐敏星这两天也“阳”了，大帅低烧两天之后又发起了烧，娘俩儿只能都躺在家里等转阴，牛奶送不了，很多订户的账目也因为前期的疫情封控变得有些混乱。

在上海玉佛寺对面，一家专为大龄自闭症孩子提供实习岗位的咖啡馆“方壇”本周也暂停营业了。自闭症孩子周博涵原本在咖啡馆上班，每周一和周四分别工作两小时，现在他的兼职和很多社会性活动都不得不暂停。

“是怕阳，上海高峰好像还没到，但马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每天上下午带他出去散步两次，只是不敢摘口罩，下午茶只能在家吃了。”博涵爸爸说，疫情之前，博涵注册了志愿者，曾利用自己会弹琴的特长，在各大医院的门诊大厅里演奏钢琴，舒缓就诊人员的情绪，一直坚持四五年。疫情以后，医院的志愿服务被迫中断。如今三年疫情，封封放放，博涵已经无感，不能出门的日子就每天弹琴打发时间。

在医院做志愿者弹钢琴的博涵，这琴声抚慰人心，希望这样的好声音明年能够再次在医院响起

学会适应更高难度的生存环境

广州的森友是小编询问的孩子里少数仍然在岗工作的自闭症孩子。两年前，森友从职校毕业，在一位热心老板的邀请下，他进入一家服装厂工作，负责贴标签、打包，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享有五险一金。

森友奶奶是孙子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她进入服装厂手把手辅助森友熟悉工作流程，直到一年之后放手让森友独自上班、工作。今年广州疫情严重时，森友也不得不居家等待复工复产。

期间，森友所在的工厂搬迁厂房，当时疫情比较严重，厂里找不到搬家工人，所有的服装、设备都是森友和同事们一件一件搬上9米长的卡车，又一件一件运送到新库房。与此同时，他的工作环境、上班路线都变了。

“上下班路更远了，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但坐车更方便了，地铁直达，也不用经过很多十字路口，安全性比以前好。”森友奶奶说。以前森友上班，要坐公交、倒地铁，有时公交车得等很久，地铁出来还要步行十多分钟才能到单位，森友有时等不及就会打路边的摩的节省时间。“开摩的人看出他有点不一样，就坑他，人家坐是5块，森友坐就要15块。”如今，他们再也挣不到森友的钱了。

11月17日，服装厂重新开工，森友又遇到自上班以来最重大的公司战略调整，公司的薪酬计算标准发生变动，变成没有底薪的计件薪酬，他的工作难度也随之升级，开始尝试独立发货，按照不同平台和客户要求，他需要把规定件数的衣服打包好，然后打印、粘贴好不同快递公司的单子，准确地发送出去，只能允许千分之三的差错率（此前森友的工作比较简单，且有专人核检包装和发货情况，这次，他需要为自己的订单负责了）。如果一个月出错的次数超过规定，很有可能面临被扣工资甚至辞退的风险。

“森友的挑战在于，每个包里衣服的件数不能多放也不能少放，他以前放单件没问题，我最担心他少放东西，比如这一单货里头是6件，他放5件或者2件；另外发货要发京东的，你发到顺丰了，公司成本就提高了，那肯定不行；或者发错到别的地方，客户也会有意见。”森友奶奶解释。

森友也明显感觉到了工作内容的变化和难度的增加，有时难免会流露出小情绪。考虑到这种情况，73岁的奶奶不得不重新上阵，辅助他做好新工作，在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保住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

森友和奶奶

“我始终有一句话，命运来了我就得接着。毕竟不能一直总陪着他，提早让他适应这些也好。”森友奶奶说，“我支持森友，但工作还是他自己来干，我从不替他上手。我会给别人帮忙，帮他的同事按个电梯、搬个货架、看个摊，通过关心他周围的人，最后他的同事会反过来帮助森友，支持环境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森友奶奶的智慧之一。

“你的店要撤了，办离职吧”

在北京，这两天，办公楼和地铁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一些“阳康”的人开始返岗工作，但放眼全国来看，很多地方的疫情高峰期还没到来，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处于“全阳”状态中，业务全瘫痪或半瘫痪，居家办公是很多员工的常态。

“疫情三年，心青年的居家办公时间明显变长，我们普通人还能抱着电脑在家里处理一些事务，但心青年居家办公几乎就等于放假，他们中很多人如果不去办公室的话，基本干不了什么事。”北京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就业项目经理曲卓表示。

很多心智障碍人士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如果不去上班，几乎没有工作可以做。（融爱融乐供图）

这三年，对曲卓和她做支持性就业的同事来说，是备受冲击的三年。一些他们千辛万苦支持上岗的心青年，成为最早一波被裁员的对象，连降薪的缓冲都没有。

“2020年刚有疫情时，人社部办公厅印发过《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明确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有了这个文件，企业才敢大规模降薪，否则会面临劳动仲裁的风险。但对心青年而言，也是由于政策关系，如果企业想继续跟心青年保持劳动关系，是不能给他们降薪的，因为心青年的薪资和残保金挂钩，薪资变了，领取残保金就是个问题，所以企业对于心智障碍员工，要么继续留用，要么直接开掉。”曲卓解释。

就她观察，有的企业2020年就开始裁员心智障碍员工了，有企业陆续用半年时间，把十几名心青年老员工都裁掉了，理由各有不同，比如企业战略调整，心智障碍员工的能力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需求了等。有好说话的家长会直接把孩子领走，有重视心青年权利的家长，会通过劳动仲裁多拿几个月的赔偿金。“但这个结局是已经注定了的，企业就是不用你了。”

曲卓能理解特殊时期管理者的难处：“企业的第一使命是盈利，它得先活下去，再考虑众多员工中要优先录用谁。”疫情冲击之下，有的企业要缩编，裁减的不只心青年，很多普通员工也失业了；有的企业甚至经营不下去了，自身负债累累，需要找到下家接手重新运作，这个过程当中，心智障碍员工的走向已经不是原来的管理者说了算的。

有一家爱心企业接收了8名心青年工作，但最终还是没能扛过疫情，原老板和新老板就8名员工的去留进行了多轮谈判和争取，原老板希望，新公司至少能留下两三位心青年，不要把这条就业的路给断了。

新老板接手后，对整个企业进行了复盘，仔细测算了8位在岗心青年的产能，最终得出，留下来两个对企业是最优选择，最终那个企业六个心青年都下来了，只有两个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就业。半年后，也就在本次发稿前两天，新老板通知其中一个留用的心青年——“你的店要撤了，办离职吧。”

另一个不利于就业的趋势是，从2020年开始，新岗位也越来越少了。2019年以前，融爱融乐每年送出去就业的心青年大概有十七八个；2020年减少到7个；2021年11个心青年得到工作机会，几乎没有裁员，因为这一年很多企业评估疫情即将结束；到2022年，有的爱心企业都面临着倒闭，形势一言难尽。

在广州，新冠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小编认识的一家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者以及心智障碍人士提供过渡就业、辅助就业服务的机构——“广州利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陆续处于感染休养阶段，加之11月份广州也经历了一波疫情冲击，所以近两个月的很多业务处于暂停或缓慢推进阶段。

“除去这两个月，整体就业形势还好。”利康的就业辅导员李国斌介绍，8个月以来，利康支持了14名学员出去实习或兼职，涉及咖啡、民宿、宠物等行业，有一些学员最终拿到了录用通知书。“疫情之下，很多大企业都面临裁员，但一些公司发现心智障碍员工工资相对较低，做事也专注认真，反而会愿意雇佣他们。”

在广州，他还发现一个向好的转变：之前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上门，希望利康给介绍一份工作，然后就业辅导员再通过专业培训，给学员匹配合适的岗位；这两年，陆续有企业主动找到利康，提出用人需求，利康再回到心智障碍圈，匹配合适的学员，针对性更强，成功率也更高。2021年，利康推荐了30多位精神病康复者以及心智障碍人士走进入企业实习或直接上岗，最终退下来的有七八位，主要原因是就业辅导员退出后，后续支持力度不够。

“所以我们明年会调整计划，把对学员上岗后的支持时间从3个月延长到更长时间，保证他们实习后最终能留得下。”李国斌介绍。

静下心来，做好环境建设

心青年退下来之后，每个家庭也根据自家情况，做出了不同选择：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已经有过一次就业经历，可以去体验别的生活了。有的家长发现，大环境的支持力度还很不够，孩子每天出去工作受尽委屈，家长也时刻提心吊胆，干脆就别去工作了，转而走了挂靠的路子；也有家长通过就业看到了孩子的变化和成长，希望情况好转后他能再出去融合，所以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先把孩子安排进家附近的职康站过度一下，等有机会了争取再上岗……

这几种情形里面，挂靠是令每一位就业辅导员都感到特别遗憾的，虽然就业数据上好看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长让孩子就业的积极性，企业接收心青年上岗的热情也会受到影响。

工作是实现心青年价值、走向独立的重要途径之一。（融爱融乐供图）

明年的就业形势是否会好转，受疫情波动，现在还并不明朗，但曲卓他们不能等，不能就此放弃。

“融爱融乐在考虑做更多的环境建设，一头和特校合作，在就业转衔阶段提供更多支持，完善以就业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体系；另一头和企业合作，开发更多融合机会，给企业提供更贴心的配套支持，搭建好校企合作的平台。”曲卓透露，在现有工作机会变少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心青年到企业做参访、做试岗、做实习，以各种形式，让企业在接触中去了解心青年，看到他们的工作潜能，互相培养感情，而不是一下子就让企业去雇佣心青年。

而不管疫情是否会尽快结束，经济形势是否能迅速好转，融爱融乐都将矢志不渝地推动支持性就业政策的出台和完善。“支持性就业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信心是由外而内产生的，只有外部环境的支持有很大改变，家长才更愿意把孩子送出去就业，这件事任重道远。”曲卓说。

这两年，利康从企业服务这一块尝到了甜头，坚定了他们继续跟企业深度合作，扩大就业范围的信心。今年8月到10月，利康多次邀请企业到商场等公共场所参与障碍者职业体验活动，如现场制作咖啡并售卖，让心智障碍者展现自己的拿手绝活，活动的目的不是“强迫”企业一定雇佣这些学员，而是让他们看到学员的优势和专业，增强接收障碍学员入职的积极性。

“该项目已入选第九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项目‘点职通——障碍者支持性就业项目 ’，由广州市民政局资助，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市社会组织委员会主办，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让心青年受益，让我们的就业支持走得更稳定、更长远。”李国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