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六院郭延庆
教育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就是将一个不具备言者行为能力的个体培养成一个具有言语行为能力的合格社区成员（成为这样一个社区成员的意义，于言者自身，这些言语行为能力对其认识、改变物理世界，影响和左右他人行为，自省与自知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于言语社区而言，增加一个有言语行为能力的合格社区成员，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可以被影响和借以利用的听者）。
那么，从一个不具备言者行为能力的生物人，个体是怎样成为一个言者的呢？言者行为又是如何被引发并进而成为言者可靠的行为能力的呢？
我们观察言者行为的来龙去脉，可以看见这么几个基本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是“要求”类的言语行为。
引发这一类言语行为的控制变量（行为前的事件或因素），主要的不是外在事物或其属性本身，而是对该事物一定时间的剥夺（匮乏状态），比如，在长时间没有喝到水的背景下，言者见到听者在侧，可能会说“水”、“水！”、“给我水”、“给我水！”、“介不介意给我倒杯水？”、“您这位绅士，应该不会介意给我这个困渴之人一杯水吧？”，或者，看着听者同时指自己的嘴然后指向水。听者在言者这些行为之后，取水给言者喝，结束了言者和听者之间在“要求水”这个行为单元上的互动（但言者和听者完全可以继续互动下去，那就是对另外的行为单元的分析了）。
另一个引发该类行为的控制变量（行为前的事件或因素），是言者处于厌恶刺激或者厌恶刺激的威胁之下。比如，你用挠痒痒的方式去逗弄一个孩子，他却并不受用，相反，非常讨厌这种干扰他的行为。这样一个背景变量之下，他可能说“不要！”或者冲你摆摆手或者摇摇头，无论是说“不要”还是摆摆手或者摇摇头，你都停止了对他继续的逗弄，那么，这两个行为形式也是“要求”类的言语行为。它起于你逗弄孩子，止于你终止了逗弄的行为。
因此，要求类的行为发生的背景变量（主要控制因素）存在两种情况：对某事物的匮乏状态或者处于厌恶性刺激（或其威胁）之下。
那么，还不具备言说能力的婴儿饿了、尿了或臭臭了（当然也可以是冷了，痛了等等）之后的哭声是不是“要求”类的“言语行为”呢？这个却不尽然或者必然是。不仅如此，区分婴儿在饿了、尿了或臭臭了之后的“哭声”是不是言语行为，对我们真正了解言语行为的概念，至关重要，因此，Skinner在言语行为一书的章节里，以及该书之后又专门在“verbal community”这个附录里，分别对此加以鉴别。
这个区别就在于要看这个行为是先天的反射行为（elicited, reflexed），还是后天的学习（强化）行为(evoked, reinforced)。
如果该行为仅仅是一种反射性的行为（往往是未分化的哭声），那么，尽管每一次哭声也可以影响到另一个人（比如妈妈）的照料和抚慰，那么，该行为还不能是“言语行为”。
它被定义为“言语行为”，应该是在这种反射行为以及后续妈妈出现、照料、抚慰的结果相结合若干次以后，比如，妈妈听到孩子哭先去喂他奶，但孩子还是哭闹不止（注意，虽然仍然是哭闹不止，实际上哭的行为始终在变化），又去换他的尿布，换了尿布以后，孩子就不哭闹了。
如此，在换尿布时孩子特殊的哭闹行为被强化。这种行为被强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孩子是故意引起妈妈注意或者利用哭声引起妈妈注意，但实际上孩子并不是利用这种特殊的哭声，或者故意以这种特殊的哭声引起妈妈的注意，而是，妈妈的换尿布行为恰好发生在这种特殊哭声以后，这种特殊的哭声就会被自动强化（以后，他处于尿湿这种厌恶刺激的背景下，这种特殊哭声出现的可能性自动增强，它不尽然是一种故意的行为，甚至，极有可能是一种无意的行为增强）。
这时候，该哭声就不再是一个反射行为，而是后天的被强化的行为。细心的妈妈此后往往能从哭声中分辨哪个哭是饿了，哪个哭是尿了，哪个哭是臭臭了。其实，是其中一种哭声下得到了妈妈忙乱处理中一种恰当的处理。该特殊哭声就和特殊的引起哭的特定情境（饿了，尿了，冷了，或臭臭了）耦合，妈妈对这种耦合规律的意识，让她能从哭声中分辨孩子所处的状态，并给予恰当的处理（不如当初的那种忙乱）。
这种通过听者并借由听者强化的言者的行为（特殊的哭声），而不是特定情境下的反射行为（未分化的哭声），我们才开始称之为“言语行为”。
由此可见，鹦鹉学舌，动物之间的交流，大多数都是先天赋予的本能或者反射行为，都不能在严格意义上称其为“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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