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儿父亲筹巨款建大型职业教育学校让星儿学做面包，却遭喜憨儿洗车中心创始人曹军泼冷水！

江苏｜常州

2017年7月4日，下午四点。

阿良伸手晃动闸门，嘴里嚷着：“我要回家，让我回家。”

外面经过路人想买面包，店长只能隔着闸门抱歉地笑笑：“不好意思现在暂时不营业。”

这种状况从下午四点持续到五点，直到阿良的爸爸从单位赶来，闸门才被拉起，营业恢复。

阿良今年21岁，是一名典型的高功能自闭症人士，从常州市天爱职业艺术学校毕业后，他曾经去上过大学，但因为不断爆发的行为问题被退学，于是父母又把他送回天爱大龄职业教育部，从头开始接触烘焙培训。

每周一至周五，阿良和另外两个自闭症孩子剑剑、小五来到天喜儿烘焙坊培训，下午回天爱的大龄职业教育部学习。

天喜儿烘焙坊由2名天爱的老师坐阵，3名面包师傅带着这3个孩子干活。据老师兼店长王金元介绍，阿良行为问题严重，有时会跑出去旁边店铺“突袭”，基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小五和剑剑能力弱一些，不过由于一直待在天爱训练，比较听指令，剑剑是里面程度较弱，但配合度最好的孩子，目前能精确完成称面粉、黄油的配料工作。陪他上班的妈妈说，剑剑是在天爱学校花了六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天喜儿每年房租约12万，店里另一名王老师介绍每个月要卖到3-4万才能达到收支平衡。

“像阿良这样闹一次情绪，一个下午的营业额就没有了，”王金元说，“3名孩子在这里接受职业训练，是作为将来真正就业的过渡，但他们需要得到系统的培训，也需要时间。”

而天喜儿的发起人杨建军是常州市天爱儿童康复中心的创始人，一名自闭症孩子的爸爸，为了给19岁的儿子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何为大龄自闭症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及就业规划，成了他这些年四处奔波学习的重点。

吃特殊孩子做的食物

我会有障碍

你不会？

2017年7月15日上午，杨建军和他的团队六人专程到深圳，造访喜憨儿洗车中心。

“面包？做不成的。”

喜憨儿洗车中心创办人曹军在得知杨建军的烘焙坊后，当即摇头否定了这个项目。

曹军也是一名特殊孩子的爸爸，在2015年7月中旬创办了喜憨儿洗车中心。目前，有16名18岁以上年龄不等的心智障碍人士在这里工作，5人一组洗一辆车，一组里涵盖轻、中、重三个层次的障碍人士，每人每个月领基本工资2135元加五险一金，每天上班前还会有晨会。

在喜憨儿洗一辆车35元，略低于市场价，开业至今已洗了2万3千多台。

曹军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地图，上面用小红旗标注了喜憨儿在全国的普及情况及扩张目标。目前已在全国青海、杭州等城市开发出了8家分店。

在创办喜憨儿之前，曹军对国内外十几处大大小小的成人照顾工坊及社区都做了考察，把面包、手工制品、流水线作业等项目全部否定了。

曹军向杨建军团队分析了总结了他的经验：

1、提供服务要考虑顾客的感受，很多顾客对心智障碍孩子参与卫生要求很高的餐饮业工作有顾虑；

2、选择项目要避开特殊孩子的短处——精细活，发扬长处——大运动；

3、同时这份工作还要能结合孩子们的兴趣点，制造可持续的乐趣——他不认为让精细动作处于劣势的孩子做面包、手工会从中得到快乐。

曹军有信心，他认为自己已验证两年的洗车模式是最适合心智障碍孩子就业的方式之一。

杨建军则不置可否——曹军认为不适合心智障碍孩子的职业，不代表真的不适合于自闭症孩子。

如果就业连自己都养不活

还要怎么继续？

今年6月，杨建军和他的团队前往杭州一处名叫弯湾的托管中心参观，在那里，生活着26名成年的心智障碍孩子。

弯湾托管中心的创办人徐琴，儿子弘毅今年27岁，18个月时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脑部受到重度挫伤。为了孩子，徐琴于2011年自筹20万创办了弯湾托管中心。

托管中心镶嵌在一处小区沿街的二楼，场地由残联提供，26个孩子里有重度智障、唐氏综合症，也有自闭症。每周一至周五，他们待在那里学习生活自理、社会交往和职业技能如洗车、做面包、做菜等。

去年5月，弯湾把曹军的喜憨儿洗车从深圳带到了杭州市凯旋路，就座落在托养中心不远处，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每年的租金大约需要十几万，配备了高级的洗车仪器，最多可同时并排洗两辆车，根据车型不同，洗一次20-25元。

洗车场右边，是接待台及展示窗口，用于售卖其他孩子平时在楼上做的珠串手工。

出了洗车场走过托养中心方向大约两百米，是弯湾的“社区超市”，另外的孩子会去那里学习卸货摆放甚至收银。日子久了，这些孩子们也跟小区里的老人建立起联系，时不时会给老人们帮手提菜，搬重物，而感到寂寞时，老人们也会来找他们聊天解闷。

据负责人屠老师介绍，弯湾托养中心不收取26个孩子任何费用，每年，中心整体支出在一百四十万左右，刨去政府支持、社会募款的部分，剩余一百来万都得靠创始人徐琴垫底。

“目前我看到的几乎都是家长自救，资金与社会支持滚动不起来，是最大的问题，”弯湾这种社区型托管模式得到了杨建军的赞同，但也让他感到忧虑，“我们不能一直这么投入下去，如何探索更好的自我造血机制也是未来天爱最大的课题！”

杭州西点咖啡厅，另外一个样本

离弯湾中心大概6公里路程，在杭州市南边的上城区，杨建军来到了于今年五月开张的“智慧树残疾人服务社”，社区将咖啡厅与书店设在一起，面积大约有三百平。

“智慧树”背后的依托是杭州市扬绫子特殊教育学校，从学校沿街的停车棚角落开辟而出，免去了租金的压力。

校长俞林亚介绍，让大龄孩子就业的“智慧树”项目已开始近三年，在杭州有三个试点，主要是结合学校里的烘焙课，将其作为孩子们职业训练的工作坊，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

目前，有五名孩子毕业后留在了杨绫子校区的智慧树，由3-4名师傅带着做面包蛋糕，每个月拿杭州市的基本工资，有时候在校的学生也会过来实习，店里还另外招聘了几名员工。

在智慧树，一杯金桔柠檬茶6元钱，面包蛋糕均价十几块，这杭州的咖啡店里价格属于便宜。负责人朱老师说，智慧树承接对外的聚会活动，还跟杭州地铁建立了爱心合作，不定期给沿线的商铺提供面包产品。

在没有租金压力的情况下，智慧树靠每天贩卖的面包饮品是否能养活自己的特殊员工们？

答案显然不乐观。就在大小米记者大八去的那两天，顾客并不算多，据负责人透露，应该也是勉力支撑。

天喜儿烘焙房卖面包？

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其实如果认真计算基本工资、店铺租金、商品单价、流水数量、水电成本……就能大致得出喜憨儿、弯湾、智慧树、天喜儿一年的收支情况，结局差不多都是两个字：亏损。

但在杨建军眼里，这些数据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从来就没打算通过店铺去养活自己。

这些年杨建军频繁前往美国、日本考察，花几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在国外不管程度轻重的孩子，都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率，真是因为国家福利保障好吗？不是。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有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而我们没有，”杨建军感到很痛心，“职业教育从10岁起，就要开始做了！”

比如一路烧钱出来建立了庞大用户数据的淘宝、摩拜单车……杨建军从这些商业案例的背后看到了他想要的方向：天喜儿烘焙坊不卖面包，卖的是职业培训。

“打个比方，我一年接收50个孩子学习烘焙技能，每个孩子收1万，50万已足够它运作。”据杨建军介绍，目前天喜儿没有接收任何政府补助，他计划把这里当作试验基地，用两年的时间去建立能够独立运行的培训体系，同时，也借此开启家长们尽早开始对孩子做职业技能培养的意识。

去年8月，国家出台了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在2020年全国培养出2500名就业辅导员，杨建军也从中看到了新目标：培训就业辅导员。

如果职业培训同就业辅导员的培训能成功，孩子们就业的难度和所要耗费的人力成本也会得到极大降低。

“从校长的角度出发，我想去搭建这样的职业教育体系。”杨建军说。

当然，要做到这些，仅凭一个面积不足100平的天喜儿，是远远不够的。

接受职业教育之后

障碍孩子的下一站是哪里？

根据杨建军的规划，天爱职业教育学校将是一所集孤独症研究、特教培训、职业培训及托养为一体的社区型职业庇护学校，200张床位，所接收的人员以高中度孤独症孩子为主。

与曹军认为心智残障类群体不适合做食品、手工、流水线作业等工作不同，天爱职业学校会开设烘焙、园艺、工厂零部件组装等内容。

杨建军衡量的是孤独症孩子的学习特质：

1、不善沟通与社交，刻板，对外接触、有应变要求的工作可能不适合他们；

2、他们大多数擅长视觉学习，适合能通过视觉提示一步步看明白的工作，刻板恰巧是保证精准度的优势，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大量的前期训练。

杨建军因此认为：食品、部件组装，是可以尝试的方向。

如今，全国越来越多家长和群体已经意识到了大龄自闭症职业庇护安养的问题，有能力的家长也开始寻求自救。杨建军花了10年终于摸清楚不管何种职业，缺少职业教育这一环节，就无法合上就业的循环圈。

而天爱职业教育学校就是他努力的结晶，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即使杨建军觉得职业教育学校生存不难，但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从这里走出的孩子，他们是否真的能走向社会？

这是大家需要用时间思考的终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