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皮皮爸：我为什么不怕孩子感染新冠？》推送不到一周，我就阳了，连续三四天，晚上吃一粒布洛芬，也丝毫不妨碍我高烧破40度。
一个接一个通宵，我都被濒死感拿捏，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面团。我一天能咳一二十个小时，每天凌晨实在熬不住睡过去了，却又每每被喉咙里的脓痰憋醒。
大概第三天，我的嗓音也哑了，喉咙里就像被人塞了一把刀片，别说吃东西，连喝水都沦为一场酷刑。
但我得活着呀，就强迫自己一天喝两小瓶牛奶。每次喝牛奶前，我总要站在床头，仰望着星辰大海的方向，然后猛灌自己。每咽下一口液体，我就疼得猛跺一脚。
我一周瘦了十三四斤，还一度以为自己“白肺”了。拖着病体蹒跚到深圳坂田医院，一位比我还咳得厉害的内科医生，给我开了一张单子，让我拍了一张CT，才让我免于了死亡的恐惧。
我从来没有这么病过，也从没有这么狼狈过。从坂田医院出来，我拎着CT袋，直接躺到路边的草坪里，喘了一个多小时气。南国冰凉的风，让我心肺舒坦，也让我想起中原的故乡。
我实在不太清楚，自己怎么混到这步田地。
对于生死，我一向看得不是太重。——既没有足够多的生的快乐，倒也没有非死不可的理由。一切就看造化吧。但在熬“阳”的一周里，我前所未有地恐惧死亡。
我翻来覆去想，我要是死了，皮皮和弟弟怎么办？我留下的遗产太少且不说，能接手他们俩监护权的，竟无一个靠谱之人。如果我要写份遗嘱，这可怎么写呀？
在我阳之前，皮皮和弟弟已经先阳了。皮皮低烧咳了一两天，弟弟睡了三天觉，都很快好了。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或许就是一场感冒。他们不会知道，几千里外的爸爸，正发着高烧，呼吸短促，都开始操心后事了。
没人会完全共情别人的悲喜，就像阳了的人们也是症状各异：低烧的人无法体会连日破40度的生不如死，一两天就好的人更无法理解他人在垂死时刻的挣扎和不甘。
我必须承认，我对新冠的预判错得很离谱。它远远不是方舱里跳广场舞打扑克那么温柔可亲。
就我而言，新冠就是一场针对我们身心薄弱环节的严刑拷打，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任何一个受损过的关节，所有软弱负面的情绪，都会被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定位，然后放大十倍的疼痛和悲观。
我有一位朋友，作家，她如此描述“阳”后的状态。
我跟帖道，“一样”。“阳”过十几天了，我仍然疲倦，什么事儿都提不起情绪，仿佛在半个月内苍老了五岁。
疫情已经三年了，中国人像是做了一场大梦，又像是被偷走了这一千多天的生命。只是没成想，我们最终以这样的收场，来为接下来的日子开端。
我们还会阳吗？未来会好一些吗？还有值得我们义无反顾的东西吗？
答案在冷风中飘。
从深圳逃回郑州后，我去见了下皮皮。他看起来很高兴，想跟我寒暄，却似乎还不太熟练，就安静地旁听我和家教老师对话。告别的时候，我抱了抱他，“你要好好的呀。”
他咧着嘴笑了，一蹦一跳地回到了院子里。
曾经憧憬过无数次，皮皮要是一觉醒来就“开窍”，那该多好呀。我还做过几次影影绰绰的梦，皮皮变得聪明伶俐、能言善辩。
可惜，梦只一瞬间，生活恒久远。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我们的生死贵贱，置于时代的洪流中，根本算不得什么。
只是，总还有一些我们牵挂的人，也在满心甜蜜地等待我们。总还有一些事，需要我们善始善终。
所以，无论爱不爱这个世界，爱得多几分还是少一点，我们都要走完自己的路，尽力对身边的人好一些。
生离死别，正越来越变得轻易和廉价。活着的人们，请珍惜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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