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需儿童融合教育难点及解决方案

特需儿童融合教育采访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制定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2025年要让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

《计划》还指出要将融合教育全面推进，鼓励普通幼儿园接收具有能接受普通教育的残疾儿童就近入园随班就读，支持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接收残疾学生随班就读。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结对帮扶共建、集团化融合办学，创设融合教育环境，推动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融合。

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融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邓猛是我国第一批培养的特殊教育师资力量，一直从事特殊教育研究。邓猛认为，融合教育是当前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大趋势，也是残疾人今后获得工作，实现社会人际交往的基础。

但融合教育不等同于将过去特教学校的学生简单推入到普通学校，而是要将特教学校的资源、特殊教育的个性化支持融合到普通学校中，从而实现残疾人在受教育方面的权利平等。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融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邓猛。以下是采访内容。

一、让更多残疾孩子坐在普校教室

新京报：我国特殊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邓猛：最早针对残疾人进行教育的机构就是特教学校，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概有超过300所特教学校，主要是聋校、盲校、培智学校三类特殊学校。

1985年，山东滨州医学院设立了专门接收肢体残疾学生的专业，后来长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陆续开始设立残疾人高等教育专业，后来扩展为特殊教育系或者学院，通过单考单招的形式接收残疾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余所大学设有这样的院系。

1987年，北京大学通过全国高考招收了21名残疾大学生，这是一个突破，残疾学生第一次可以和正常学生一样参加高考并上大学了。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每年都有不少残疾学生考进普通大学。

新京报：你从事残疾人教育研究的这30多年，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邓猛：首先是政策、法规上越来越成体系，残疾人的教育、生活、劳动、福利保障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尤其是2010年以后，法律法规就更加明确了。

从教育领域来看，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年又颁布了《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就在今年又刚刚出台了《“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这些都为残疾儿童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提供了法律支持保障。

20世纪90年代我们去和一个校长讲要帮助残疾孩子进入普通课堂，对方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哪管得过来？”当时人们觉得，残疾孩子就应该在家里待着。但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态度了，残疾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已经是社会共识。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能上学的残疾孩子多了，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残疾，都能通过特殊学校、融合教育或者是送教上门等不同方式接受教育。而且除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阶段也都跟上了。

还有一个大变化就是，高质量的融合教育越来越得到推动。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有融合教育这种理念的？

邓猛：我们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了融合教育这样的做法，那时候叫随班就读，就是让残疾孩子就近进入普校跟班读书。到了2014年，随着第一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的颁布，融合教育才真正成为国家的政策目标与保障。

新京报：推动融合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邓猛：广义的融合教育其实不单单针对残疾人，还有其他的处境不利人群，它主要强调教育的公平性与包容性。没有一个家长不希望他们的残疾孩子能和普通孩子一样坐在同一个教室学习、玩耍，融入正常孩子群体。如果在受教育阶段就有很好的社会融入，那么在他今后找工作、社交等方面就容易得多。

此外，残疾人的融合教育不仅仅是残疾人权利的实现，还对整个社会具有进步意义。现在社会上仍然有一些对残疾人的歧视，主要来自于对这个群体的陌生，不少人从来没有和残疾人打过交道，没有彼此接触和沟通的经历。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触过残疾孩子，班上有一位这样的同学，能帮他们了解认识这样一个群体，理解社会的多元，学会接纳和尊重差异，学会包容，践行平等、友爱等美好的道德原则，树立帮扶特殊群体的意识。

让残疾人真正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二、推动融合教育不等同于削减特教学校

新京报：推动融合教育，普通学校需要有哪些准备？

邓猛：我们的愿景是好的，但对于普通学校来说，这确实存在困难，要面临很多实际问题。首先在硬件上，学校需要有资源教室来满足特殊学生的需要，还可能需要无障碍设施与环境。例如，视障学生需要读的盲文书籍，听障学生要有文字转换设备等等。此外还应该有资源教师，他要懂得如何与残疾学生相处，如何辅助这些学生接受教育。

目前北京、上海、厦门、江浙等发达省份或大城市已经取得初步的进展。北京海淀区不仅有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每个学区还有专门的特教老师，在超过有5名残疾学生的中小学校里，都设置资源教师岗位。

新京报：融合教育的推动是否意味着特殊教育学校在缩减？

邓猛：恰恰相反，我上面讲过，上世纪80年代全国的特教中小学校有300多所，而现在是2200多所。《“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强调了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鼓励2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旗）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2020年已实现3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旗）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这意味着特教学校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

新京报：为什么特教学校也在增加？是否与融合教育理念冲突？

邓猛：不能把融合教育狭隘地理解为将所有残疾孩子推进普通学校。他们有的残障程度比较重，普通学校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些残疾程度比较重的孩子，只有在特殊学校里才能获得更加专业的资源和支持，也能接受更好的康复训练。“一刀切”式的为了融合而将特教学校取消，反而会让很多残疾孩子受教育权利落空。

而且，特教学校的存在不仅仅是为让残疾孩子入学，它们还承担了为融合教育提供专业支持的任务。《“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明确各地区要建立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很多地方就将这个角色赋予特殊学校来扮演。特殊学校专业力量集中，专业人才、专业资源相对丰富，能更好地为本地区普通学校做指导、咨询、教师培训等工作，为融合教育提供专业支持。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就是这样做的，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一个是特教学校，负责对内教学服务，一个是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负责对外支持融合教育发展。

三、给师范生增设融合教育通识性课程

新京报：目前来看，推动高质量的融合教育还有哪些困难？

邓猛：首先，阻碍来自观念，对残疾人的歧视和污名化无处不在。不仅仅是残疾孩子和学校可能会发生冲突，残疾孩子和班上的普通孩子也会有矛盾。自闭症、多动症孩子出现在一个班级里时，普通孩子家长觉得他们孩子受教育的环境受到干扰，甚至出现过联名“驱赶”残疾孩子的现象。

总体来说，多数残障孩子在学习上有劣势，光靠成绩很难竞争过普通孩子，但他们又可能在其他方面出色或者有天赋。我们目前的教育恰恰缺乏这种教育内容的多元化，以成绩为考核标准，残疾孩子很难优异到脱颖而出。

新京报：社会支持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

邓猛：最直接的就是学校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不够，多数学校根本意识不到应该在楼道多装一个扶手，台阶处留出一个斜坡，多设计一个残疾人卫生间，更不用说贴盲文之类的细节。我所留意过的国内大学，做得都不太好，这点和国外有很大差距。

另外一个就是专业师资量不足。国家第一次开始用正规化的教师教育方式来培养特殊教育师资是在1984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成立。在此之前，特教学校的老师基本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特殊教育专业，国家开始第一次招收特殊教育专业的本科生，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也开始招特殊教育专业的本科生。上世纪90年代后，基本上我们国家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一个能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中等师范学校，后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这些又都集中在了高等师范学校中，目前我们全国有100多所开设特殊教育师范专业的专科和本科院校。

如果只办特殊学校的话，那么这100多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基本满足需要的，但随着融合教育的推动，师资力量就显得不足了。

新京报：如何改善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邓猛：除了让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进入普通学校从事融合教育工作外，我认为还得有两个途径来提升普通教师的特殊教育能力。

一个是给普通师范生增加融合教育课程，这是目前国际上一个很普遍的做法。但我们国家还几乎没有大学这么做。通俗地说，就是让师范生都学习基本的特教或者融合教育知识。以后当他们成为教师的时候，班上有了残疾孩子，最起码做到不慌乱、不抗拒，知道自己如何寻求资源去进一步提升。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动落实这件事，打算给师范生研发融合教育通识性课程，先从国内选定10所院校作为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另外一个方法是把融合教育知识纳入普通教师职业培训或教研活动中，班上有残疾孩子可能是他们在接下来的教学中越来越容易遇到的事。教师的态度影响着一个班级的氛围，甚至会影响一个残疾孩子的命运。

总体来说，融合教育在我们国家处在一个初始且正在加速的状态，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