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式家庭治疗在学校心理辅导中的一个应用案例

文/广州市第二十六中学卢洁群

学校心理辅导的对象一般是学生个体。笔者曾经辅导一位表现为学习障碍的七年级男生，个案初步收集资料如下：案主各科成绩低下，均不超过30分，课堂常开小差；家长反映其回家做事拖拉，无法完成书面作业；惯用沉默的方式对待家长、老师的责备，不作任何积极回应；家长在半年前带孩子到儿童医院专科进行了检查，排除了导致学习成绩低下的注意力缺陷(ADHD)、自闭症、智力残疾等身心疾病；据班主任老师和家长反映，该学生除了跟两个同班同学交往外，几乎不跟其他同学交流，回家最喜欢的事情是玩手机游戏。

鉴于该生对心理辅导的阻抗，笔者作为心理辅导老师采用结构式家庭治疗开展本个案辅导。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指出：治疗者的关注点不是学生问题、症状本身，而是从家庭系统的角度理解：问题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家庭内部不能自行解决问题？家庭解决问题的难点在哪里？心理辅导老师能做些什么帮助家庭越过难关？

第一次面谈笔者目标是收集更多的信息，为解除孩子封闭式防御做准备。笔者邀请学生的父母双方参与，但只有父亲一人前来。会谈中父亲讲述孩子在家的表现，与我初步收集的基本一致。在家里，因为焦虑孩子的学业和生活，孩子妈妈病了，所以父亲承担了家里的绝大部分家务劳动。父亲还解释了孩子母亲这次不能到来的原因，两年前在综合医院的精神科确诊为重度焦虑症，一直用药，药物令其有头晕等副作用，要经常卧床休息。父亲认为孩子的母亲是因为孩子而焦虑得病。

第二次面谈是在笔者通过电话问候案主妈妈，表达了对她难处的理解之后进行的。这次母亲与父亲一同到来，面谈中我了解到，这位母亲独自带孩子到三岁之后才去工作，父亲经常加班，孩子的养育由母亲独自承担。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拖拉现象已经比较严重，作业一直由妈妈辅导，到五年级各学科开始出现不及格。妈妈流着眼泪表达对孩子和家庭的付出和委屈、对孩子父亲的愤怒和怨恨、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在会谈结束时，笔者重申家庭心理辅导的途径不是分辨家庭中父亲、母亲、孩子的对与错，我们要看到彼此的难处；同时，要看到孩子症状的积极一面，作为父母需要读懂孩子症状所表达的诉求。解决家庭的困难需要家庭中每个人的改变。

第三次面谈是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到来。在这次会谈中笔者和案主父母引导案主表达自己的感受。笔者向学生陈述了他父母的担忧，并尝试描述他可能的想法和感受。这时学生感受到被理解开始点头回应。以案主为中心，笔者使用同理技术试图让父亲和母亲理解孩子的拖拉行为的意图，在于回应母亲的高度控制。借助简单的家庭结构图，笔者让父亲、母亲、孩子看到各自的位置和每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明晰父母之间、母子之间、父子之间的边界和关系，孩子应对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孩子这时候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家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关上自己的房门，每天有使用手机的时间……笔者把案主与父母之间协议内容的商定留作这次会谈的家庭作业。这次会谈结束时，父母仍带着深深的忧虑，但孩子能打开闭锁的心房，父母与儿子之间有了真实的情感链接和交流。

后来笔者跟案主一家又进行了三次会谈，重心都在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下关注家庭成员关系的重建和新的互动的发生。笔者一直通过该生的班主任跟进案主的症状改变情况，得到比较显著改善的反馈。

在本个案中，笔者积极与每位家庭成员建立关系但又置身于案主的家庭系统之外，让其中的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改变原有的导致案主拖延、拒学、隔离关系的家庭互动模式，重新建构新的互动行为：父母对孩子由控制到培育自主能力，孩子对父母由隔离到安全依恋。鉴于本辅导个案经验，学校心理辅导在对学生个体辅导时有必要考虑运用结构式家庭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