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现场，一位母亲竟用胶布封住了自闭症孩子的嘴

中考第二天的下午，开考铃响起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截胶布——宽度刚好能遮住子翔的嘴唇，也不影响他呼吸。我轻声问他：“考试的时候贴上这个，行吗？就像戴口罩那样。”

子翔低头看了看胶布，点头说：“好。”整个下午，他安静地坐在考场里，嘴上贴着那条米色胶布。偶尔，他的喉咙轻轻滚动，像是想说些什么，最终只变成几声低低的“唔唔”。有时他会无意识地张开嘴，胶布边缘瞬间绷紧，他又像是突然醒过来，眨眨眼，重新抿住嘴唇。这是他的中考。

一个自闭症少年，用这样一种沉默的方式，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考试。而我，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前一天考试结束之后，班主任打来电话，语气有些为难：“子翔会在考试时念题，甚至把答案报出来……已经影响到周围考生了。”

学校当时建议启用备用考场，我立刻把儿子的残疾证明传了过去。可第二天上午，说好的单独考场并没有准备出来。子翔照旧坐在普通教室中，再一次无意识地读出了题目。中午回到家，我翻出家里的胶带，先在自己嘴上试了二十分钟——撕下来时没什么不适。于是我终于下定决心：剩下来的考试，只能这样了。

01一粒米的世界

子翔的世界，曾经比一粒米还要小。五个月大时，他的脖子才勉强能立起来，比一般孩子晚了一个月。他不爱笑，挠痒痒也没反应。一岁两个月，他开始学走路，但胆子特别小，连一道浅沟都不敢迈。偶尔他会发出“baba”、“mama”的音，却并不清楚那指的是谁。最让我困惑的是，他能蹲在地上，拨弄一粒米，专注地玩上一个小时。

无论我们怎么喊他的名字，他都像没听见。起初我怀疑他听力有问题，可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子翔一岁半时，我在电视上第一次听到“自闭症”这个词——节目里描述的一个个特征，让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带他去儿童医院，医生的诊断是“疑似发育迟缓”，建议等三岁半再复查。到两岁多，我已经能确定他就是了。症状越来越明显：他总是踮着脚走路，遇到害怕的东西就放声尖叫。一旦走远了，根本找不到他，因为他从不回应。

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以盯着旋转的电扇看很久，也能在小河边一动不动地观察流水，站整整两个小时。家里经济非常困难，老二也快要出生。抱着“多跟其他孩子接触也许能好一点”的希望，我们把子翔送进了幼儿园。可现实很残酷：他从不跟别的小朋友玩，听不懂指令，也不会遵守规则。

子翔四岁那年，我不顾家人“有个正常孩子就够了”的劝阻，执意带他去精神病院治疗。一个月的音乐疗法和脑电波治疗没有任何效果。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家长推荐了长沙的一家康复机构。

带着两个孩子，我从东莞辗转来到长沙。在这家机构干预了一段时间后，子翔迎来了突破——他终于知道我是“妈妈”了。更让我欣慰的是，他不再完全封闭自己，开始指着东西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机构的老师常用实物教学，我也把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变成课堂。我带他认红绿灯、路牌、商店招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一年后，当看到有人闯红灯，子翔突然说“不能闯红灯”那一刻，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但康复费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每月3000元的学费，1000元的房租，再加上生活费和孩子医药费，仅靠丈夫每月4000元的工资根本撑不下去。我们只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今天花了十块钱买水果，明后天就不能再花。

长沙的冬天特别冷，我带着两个孩子去摆地摊。怕子翔乱跑，就把他绑在我身后；弟弟坐在摊位前面，小脸冻得通红。有一次等红绿灯，弟弟望着旁边轿车里的孩子，突然说：“要是我们也能坐小车就好了，好冷啊，风吹得脸好痛。”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2校园里的善意和恶意

幸运的是，我们后来成功申请到了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名额，经济压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经过两年系统训练，子翔的语言能力和行为规范都有了明显进步，终于能和弟弟一起上幼儿园了。这一次，他在幼儿园适应得还不错。

为了还债，我只能把两个孩子托付给爷爷照顾，自己外出打工，每个月抽空回家几次看看他们。整个小学六年，子翔一直和弟弟同班。弟弟成了他在学校里最坚定的守护者——有同学故意推他、学他说话来取笑的时候，弟弟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喊：“不准欺负我哥哥！”有时候子翔无意识地重复说话，弟弟也会不耐烦，皱着眉头说：“哥，别说了行不行？”可即便如此，每次走路，弟弟还是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不断回头，生怕哥哥没跟上。

老师们也给了子翔很多包容。一二年级时他偶尔还会突然尖叫，班主任刘老师从不批评，总是耐心安抚；四年级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拉裤子了，老师察觉后悄悄带他处理，还及时联系我送干净裤子来。一位被学生叫做“雄哥”的年轻男老师对他尤其照顾，每次开家长会都跟我说：“子翔很乖，他不笨，只是需要我们多引导一点。”

每个学期末，我都会买零食分给全班同学，这个习惯从小学一直持续到初中，整整九年没有间断一袋袋糖果背后，藏着我最朴素的愿望：只希望同学们能对子翔多一些善意。

但善意并不总能挡住恶意。升初中时，想到弟弟从小和子翔同班、受了不少委屈，我们决定让兄弟俩读不同学校。然而，失去弟弟的保护，子翔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起初只是偶尔被推搡，后来竟有一个男生经常骂他、甚至动手打他。子翔表达能力有限，这些事一直没告诉我们。

直到初二那天，有同学扬言“要打死他”，他吓得躲进学校垃圾池后面，一整天不敢出来。全校老师到处找，差点报警。当我赶到学校时，只见他校服上全是污渍，眼里写满恐惧。

那次之后，我主动找对方家长和校方沟通，最后签下一份协议，明确各自的责任。芭乐森林儿童成长中心作为厦门市残联定点协议机构，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专业融合干预支持，并可享受相应报销政策福利。

目前中心尚有少量融合干预学位对外开放，有需要的家长可扫码咨询，为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共同走向更有支持的融合之路。

03一道未解的题

中考结束，意味着子翔正式告别了他的校园时代。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文凭从来不是最终目标。教会他独立生活，才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毕竟，我们无法陪他一辈子。从他五六岁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他的自理能力。

“能做尽做”，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扫地是他最早学会的活儿，但这个最简单的动作，他学了又学。直到现在，如果没人提醒，他拿扫把的姿势还是会有些笨拙。

厨房是另一个重要课堂。子翔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光是打鸡蛋这一项，他就练习了好几次，蛋液溅得满地都是，但他始终愿意学。十四岁那年，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天我上夜班到凌晨，中午还在补觉。他和弟弟悄悄在厨房忙活了半天，最后端着一盘还冒着热气的西红柿炒鸡蛋敲开我的房门，说：“妈妈，吃饭了。”那是他人生中第一道独立完成的菜。

如今，每一天都是新的实践课。比如买药，我会带他到药店，教他该怎样称呼店员、如何说清楚要什么、怎样用手机支付，最后还不忘说声谢谢。现在，子翔跟我一起住在艾灸店里。我经常用视频记录他和顾客之间的互动，借此教他如何应对各种情况。有一次，一位顾客开玩笑逗他：“我给你两百块钱，把你绑在树下晒一天太阳，行不行？”翔知道这不是正常的请求，认真摇了摇头说：“这样不好。”

那一刻他本能的判断，比任何考试分数都更让我欣慰。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为这个特别的孩子准备了怎样的未来。但至少，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会被一粒米困住的孩子。

04子翔一定要用胶布封住嘴吗？

子翔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位自闭症少年在中考时不得不借助胶布封嘴这一特殊方式，才得以在普通考场中完成考试。而几乎同一时间，在厦门参加中考的阿斯伯格男孩小睿，则成功申请到了独立考场。偌大的教室中，只有他和另外两位考生各居一隅，互不干扰。

小睿的父亲阿姚提到，很多家长至今仍不清楚：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学生在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中，其实有权申请独立考场。子翔的学校虽然也曾提出启用独立考场，但最终未能落实。这一“未兑现的承诺”，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普通考场对自闭症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独立考场为何如此关键？

普通考场，对自闭症孩子意味着什么？

对许多自闭症孩子来说，常规考场更像一个布满“感官地雷”的场所：

感官超载：铅笔书写的沙沙声、他人翻动试卷的声音、监考老师的脚步声，甚至窗外的鸟鸣——这些常人能自动过滤的声响，对他们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干扰；

社交压力：“被注视”的感觉会被放大，引发严重焦虑，他们时刻担忧自己因“举止不同”而被指责；

执行功能困难：他们在时间分配、任务切换方面本就存在挑战，突发的考场指令可能彻底打乱他们的节奏；

情绪与行为问题：高压环境容易诱发自我刺激行为或情绪崩溃，若被误读为“违规”，甚至可能带来心理创伤。

子翔无意识地念出题目，正是他在 overwhelmed 的状态下进行自我调适的一种方式。

独立考场是“特殊优待”，还是走向公平的必经之路？

为特殊需要学生提供独立考场，并不是“给予特权”，而是实现考试公平的重要途径。其根本目的在于排除非智力因素的干扰，让评价回归学业水平本身：

提供感官友好的物理环境，减少外部干扰；减轻社交焦虑与心理压力，使学生更专注于试题本身；弥补执行功能缺陷，可配合个性化时间安排或指令传达方式；让学生的真实能力得以展现，确保成绩反映的是知识水平，而非抗干扰能力。

就像为近视的学生提供眼镜，独立考场并非“优待”，而是让每个人都能站在同等起跑线上的必要支持。

政策已在路上，认知仍须推进

令人欣慰的是，无论国际公约还是国内政策，都在不断强调为特殊需求学生提供“合理便利”的必要性：

国际层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UNCRPD）及多国教育法案（如美国的IDEA）均已明确支持特殊学生在考试中获得平等机会；

国内层面，教育部与多地考试院陆续出台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中高考自闭症考生申请独立考场、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

然而从政策到执行，从执行到普及，仍需要更多家长知情、学校配合与社会支持。每一个孩子都不该被逼至“胶布封嘴”的角落，他们值得更有尊严、更公平的答题机会。